三十年，几代人，一件事 | 《汉画总录》解析图像密码

《汉画总录》

汉画像石是中国汉画艺术的杰出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知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汉画像就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这些画像石如同一部历史的画卷，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汉代人的生活、生产、社会与民俗信仰。

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关于《汉画总录》的研讨会吸引了学界目光。当屏幕呈现《汉画总录》63卷书籍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意味着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汉代图像数据调查和整理工程”第一期项目正式完成。

源于中国学者的哲思与远虑

“《汉画总录》是汉代图像的总汇，是中国图像志的基础关键工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汉画总录》编辑委员会主任周其凤介绍，对于汉代文字图像系统的解释将会帮助我们解开中国文化的密码和深刻内涵，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中文叫汉语、我国主要的民族叫汉族。

在《汉画总录》编辑委员、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朱存明看来，在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中，对汉代图像数据的调查和整理对于重新建立人与图像的关系、进一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汉画总录》的编纂工作是对汉文化的深入阐发和发扬。”朱存明说。

据《汉画总录》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介绍，《汉画总录》编辑出版历时30年，共收录有明确出土地点及收藏单位的汉画像石近万件，已编辑完成63卷，包括陕北（米脂、绥德、神木、榆阳等地）10卷、南阳20卷、邹城3卷、沂南3卷、淮北2卷、萧县3卷、安丘2卷、徐州12卷、沛县2卷、淮安2卷、莒县4卷。

《汉画总录》对每一块汉画像石进行编号，著录包括画像石总编目号、拓片号、原收藏号、出土时间、征集时间、出土地点、征集地点、相关位置、所属墓葬、组合关系、断代、原石尺寸、形状、原石状况、材质、彩绘、铭刻文字、订件人、完缺情况、鉴定意见、画面描述、画面尺寸、作者、参考文献等30多个分项，并配以原石照片、拓片、线描图、电子拓片。

这一卷卷厚重图录背后，正是朱青生带领团队三十年如一日的不懈跋涉。“汉代图像数据调查和整理工程项目”始于1995年。朱青生回忆：“当时我在德国海德堡完成博士学位，清晰地意识到，西方理论解决不了中国传统的全部问题，更不足以解决未来媒介和图像时代的全新问题，中国要有自己的基础理论，我们需要未来的图像科学。”

1995年中国互联网初兴之际，朱青生敏锐意识到世界将进入数字和互联网时代，西方哲学解释世界的传统——从康德到海德格尔——遇到瓶颈。他努力实验并在教学中形成新的学科“形相学”，即用图像研究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追索世界本质和人本性的“无有存在”。

如何验证形相学理论？汉代画像石成为图像数据的载体。“因为汉代之前的图像没有足够的文献对证，无法确定图像的意义；汉代之后以此为基础，才能逐步累加解释，并分析其演变、结合、融汇、分化和发展。”团队骨干、西安美术学院汉画研究所执行所长徐呈瑞解释，汉代画像石存世量约两万块，这些图像又可与《史记》《汉书》等文献相互印证，因此成为团队进入“形相学”理论体系验证和推理的重要抓手。

朱青生老师现场指导学生

多少个文物库房里的不眠夜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朱青生带领团队真正走向遍布全国的汉画收藏地时，艰难远超想象。

2002年加入团队、如今是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的闵坤告诉记者：“虽然项目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等的资助，但整体数额不多，对于体量如此庞大的研究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团队研究需要‘勒紧裤腰带’。”

为了项目的持续推进，朱青生自掏腰包保障工作开展。后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团队预支了每本书的稿费，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也给予大力资助，项目才终于得以持续和完成。

技术，是另一道难关。早期工作，每一步都伴随着技术的局限。“最早我们使用的拍摄工具落后且昂贵。”据闵坤回忆，刚开始做《汉画总录》陕北卷时，用的是120胶卷拍摄，一卷胶卷只能拍12张照片。“当时，数码相机没有普及，且清晰度也不够高，扫描一块画像石的成本高达2万元。直到2009年左右，数码相机逐渐普及，效率才有所提升。”闵坤说。

最耗时的环节是拓片制作，这是当时记录画像石纹饰细节的主要手段。“拓印一块石头，至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还要等它干，才能进行后续工作。”徐呈瑞介绍。《汉画总录》使用的拓片除个别补遗之外，全是拓片在原石上揭下来之前拍摄，不仅真，还要精准不变形，因此也极其受限于天气条件——“天气太热，会使墨迹速干变形；天气太冷，拓片又根本干不了。”

2022年国家文物局出台新规，规定石刻文物不经特殊允许不能拓印。这就凸显出团队开发出的IIML图像标注系统中的核心——微痕扫描和数据库图像标识技术的重要性。该技术不接触文物表面，用多角度光线拍摄画像石和其他石刻，通过算法生成三维图像，精确还原凹凸痕迹。“相当于用数字技术‘复活’拓片，还可以生成线描图的底本。”徐呈瑞说。

人情冷暖，同样考验耐心。“早年间很多文博单位不理解我们。”闵坤坦言，这种不理解源于团队与众不同的工作方式。当时社会流行出版精美画册，而汉画图像研究团队坚持“档案式记录”——无论画面是否残缺或模糊，只要是汉画像石痕迹一律收录，而且墓葬尽可能整体收录标识左右纹样位置。当年一些文保单位无力支持项目工作，团队成员们就自己支付工人辅助工作的工资；遇到不配合的文博场馆，沟通一两年是常事，最长的沟通了16年才启动，当然还有的地方至今尚未沟通完成。这次成果显现后，“随着《汉画总录》逐步发布，大家逐渐理解了我们的工作，今年有15个地方主动要求跟我们合作。”闵坤笑道。

为AI技术装上“中国眼睛”

当年不被理解的“档案式记录”，如今被学界誉为“一部画像汉代史”。山东省博物馆原副馆长杨爱国评价这项工程是“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与时俱进的创新工程、面向未来的教育工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周晓陆高度赞扬了《汉画总录》三十年如一日的工作韧性。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他认为朱青生团队对于材料、方法的思考推进，正是对考古学工作意义的延展。“我期待更多这样的工作出现，跨学科的研究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学科增长点。”周晓陆说。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汉画图像研究团队时刻密切关注着图像研究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库融合之间的关系。”周其凤指出，IIML图像标注系统的发布令人感到振奋。

除了“微痕扫描”技术，IIML图像标注系统依据“形相学”理论用七层图像结构标注解析图像，远超以往著录图像的其他系统。当计算机识别图像时，不仅能标注“形象”，还能细化到“线”“形状”“图势”，同时扩展到“图画”“幅面”和“图像单位”——这种精细度和整体性对图像识别、文物修复等领域意义重大。

“图像比语言丰富得多。”朱青生以兔子为例谈道：“一直以来，计算机能识别到兔子，但无法理解‘美丽、温柔’等人类的主观感受。图像在运用中还与历史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相关联，而IIML尝试突破的正是让AI理解人类感知图像的心智复杂维度和社会关联的意义。”

对此，周其凤评价：“这种对图像理论的解释和数据库方法得到了国内、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因此，我们发布这些理论，不只是回顾总结过去，更重要的是在展望未来。”

即将担任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所长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动情地说：“这套总录的价值不可估量。朱老师30年奋斗，不仅为后人留下宝藏，也为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汉画总录》荣获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最高奖项。冷板凳坐热，终成大道光明。那些沉默的画像石在汉画图像研究团队的手中苏醒，正为人工智能时代装上理解人类文明的“中国眼睛”。该技术正运用于该团队对埃及、希腊和印度等国家图像文物采集研究工作中。而这项技术更深远的影响则在哲学层面。团队提出的“形相学”理论，从中国思想出发，突破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观念。在虚拟现实技术逐渐普及的今天，这套理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探索“图像的本质”以进一步理解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性。

2025年8月3日《中国文化报》

第1版刊发特别报道

《〈汉画总录〉解析图像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