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大灾民心反噬：河南百姓帮日军缴杀5万国军

1943年春天，一个美国记者模样的异乡人，头发乱得像没睡够觉，手里攥着几张发黄的稿纸，不由分说地冲进河南洛阳一个电报局。他把稿纸往柜台上一摊，“发纽约《时代》周刊，总部！”话音落地就带着几分紧迫，柜台里那年轻的发报员掀眼一看，标题跳进眼皮，仿佛冷水拍脑门，惊得险些把手里的铅笔都掉到桌下。“卖儿鬻女”、“妻啃夫肉”，字里行间满是崩坏残忍，生吞活剥的细节让人想呕。那发报员的脸色窜白，印堂发青。怎么就被他撞上了？心里乱如麻。他想推脱，却发现退无可退。这稿子发不发，底下三千万河南人说不定就得继续熬着无边的死——可自己命还要不要？场面僵住三秒，然后一声“发”，带着牙齿咬断的决绝。后来的事便顺理成章，这位小青年因“泄露密电”成了监斩台上的冤魂。可是，出这件事的背景，外人到底能懂几分？

从头说起。八年抗战，大半个中国翻作泥浆，河南恰好摊上了所有人的贪婪和不幸。国民党几十万驻军消耗光了田地的力气，农家的柜里本来粮不满罐，还要一茬一茬地上缴军粮。哪怕是丰年，也不过糠菜杂粮窝窝头地将日子延着，缺啥补啥，手紧眼紧。许多人盼着头上的狼烟早点平息，谁能想到，天灾比人祸更会捉弄人心。

天变了。整整一个冬季，河南没下一场像样的雨。1938年时蒋介石下令炸了黄河大堤，保卫武汉的命令带走了县里唯一可用的水源。到头来，灌溉全垮，庄稼田里全趴着干裂的泥块。一茬小苗苗卑微地活着，最后端起根来直挺挺死在黄土上，死得没人送葬。有人说，大旱接必蝗灾。这话没错。1942年整年的河南，看不到一点绿色，蝗虫轰隆隆地吃遍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只剩枯梗败叶飘零。

最先还能苟延残喘。有人从枕头底摸出来的早年存粮搅合着邻里救济，再艰难也挺了几周。后来只能咬着牙去买，砸锅卖铁求一把米。一些粮行像倒了八辈子血霉，居然发财，明码标价，百姓眼睁睁给人宰割。哪怕卖女儿卖老婆，开始还能换百斤粮。可粮再不进，卖啥都无人买。后来只好送，反正还有命能活的人家就行，至于女流送到哪里，谁还计较？能管一口吃的，什么都可以认。

风霜加身，这一年对河南人来说，一天比一天窄。郑州冬天，总是一场一场碎雪，落在桥头，化在墙角。只有街上躺着冻得不成人样的人影，乌鸦拍着翅膀落在尸体上，一人又一人倒下，路边狗见着走不动的主人都要啃上两口。有人看见衣衫褴褛的母亲，怀里孩子早就断了气，嘴里还凑着空空如也的乳头。也有人听见院里传来吆喝，原来家主实在忍不下哀嚎，半夜全家服毒。难民们朝西挪，队伍像蚂蚁流，路上倒下多少人谁也不数。

有意思的是，河南乱成这样，偏生外头几乎没人知道。国民党当局下了死命令，报纸一字不许写，连嘴闲的都敢关进牢房。可漏风的墙终归堵不严，还是有眼尖的记者盯上了。张高峰、王工碧写出“豫灾实录”，才出街，报社就被勒令停业，张高峰更是被军队司令汤恩伯按成“共产党嫌疑人”拉去夜审。

汤恩伯的操办，极其简单粗暴，他甚至不避忌讳，说白了就是你写的灾情搅了老子清净。这操作，搁现在都讲不圆。但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其实没想一手封死消息。至少，白修德知道后心里想着：“不如就趁这当口去看个明白。”

白修德和哈里森·福尔曼特意坐车路过数百里的旱地。河南省会郑州，眼里尽是黄土鞭打人的风，村里人见了他们，不过懒得抬头。白修德想多问问，“老兄，你们这里还有多少粮？”结果一国民党军官耸耸肩：“全村今年争产才三五万斤，我们非得缴四万斤上去，不然不行。”剩下的只能拿亲命换。他们甚至催粮催到疯癫，灾民交不上就得下监狱。催粮的官员还可以靠这“外快”吃饭喝酒，麻将下得欢，小包间还得排时间。

白修德把看到的都写进稿子——狗吃人，人吃人，煮死孩子下锅。结果蒋介石非说都是造谣。白修德讪讪地摆照片。照片上一张又一张，惨状摆明，推都推不掉。

压力大了，蒋介石点两员亲信实地考察，结果那两位倒也不傻，安排好脚本走路，看一圈，回来了。汇报依旧带着官腔，什么都得“实事求是”。灾情虽然大，可军粮还是要交。于是象征性拨了点救济款（两亿），拨了三万袋粮食。掐指一算，每个灾民分不到一斤。有些粮还没到哪儿，在县城就被一点点扣完，换成了酒肉和赌博的本钱。郊外仓库的大门紧锁，钥匙只有县老爷和军官知道。

等冬去春来，死去的河南灾民差不多整了三百万。但官方文件——谁都清楚数字的戏法——上面，写着“1602人”。弄虚作假弄到骨子里。有人觉得，三年苦难，百姓的气积攒成一团，迟早要爆。

紧接着，机会来了。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吃了败仗，气势一泄千里，却拼死想来华中抢回点场面。1944年春，日军动手，带一路铁流打向河南。汤恩伯带着31军本来就士气低落，没两下就阵脚大乱，撤退在即。

而此时，饿急了的河南百姓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败兵，心里再无怜悯。哪里来的锅，哪里有锄头，哪里有猎枪，咣啷啷全冲出去。这些平日只能下跪的小民，居然真杀了数万国民党军队。缴获枪械，沟里活埋，一连连全做干净了。进村的日军都惊呆了，汤恩伯的仓库光面粉就是一百万袋！

有人问，这么多粮仓，难道就不能稍微拿出来分些，救救那些面黄肌瘦的灾民？何况每次美军、外宾来，都摆满了酒宴，珍馐狗肉、鲤鱼肉片、白面馍软得能抻丝。让灾民啃点窝头难道真的没人想过？也许有人想，只是没人敢说吧。权力这事，最怕就是底层看不见顶上的脸色。

白修德走前一晚出席了郑州市耀眼的大宴。对面的官员大笑：“这些百姓死光没关系，土地还在啊！不愁养不活一批新的。”有时候，这种冷酷的话语比刀子还快。灾年总会过去，肥田肥地，不愁新的人顶上。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这批只会闷声发财的兵和吏，敌不过一条条破衣烂衫的河南人。日军拿着枪都没吓住，国民党在自己“百姓”的手里栽了大跟头。仓库粮食成山，军队死成堆，再搞点虚头巴脑的安慰，怕也没什么意义。

只可惜，死去多少灾民终归没能看到这些官员的下场。活下来的河南人，很多一辈子也说不清这场大难，嘴笨也罢，心绝也好，反正有人觉得，天灾人祸，缘分说不清。有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可又咋样？有人本来不信，一切会改，但结果却又被现实反复推翻，弄得人生荒谬。

到头来，有粮，不一定能救人；有权，不一定能救命。饿死的百姓和饱死的仓库，分属不同的世界。外人想明白也罢，想不明白也罢，日复一日，天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