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举世欢庆，主席身后六位副主席，个个是当世英杰

有这么一幅画，后世翻开史书、电视、网络都见过。六个副主席，身姿端正地站在天安门城楼，随毛泽东一同宣告新纪元。那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颜色明亮，氛围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这画经过很多次润色，但骨子里的隆重感一直没变。主席穿着专门定做的新中山装，肩背微挺，话力透人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句话风一样传开，是那天最响的声音！

可是，看画面总让人心痒。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身后，只选这六个人站在第一排？他们背后的故事，究竟藏着多少权衡与选择？

有人觉得答案一目了然。朱德在旁边，南昌起义的旗手。井冈山时，他和毛泽东结下生死同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朱老总是总司令。每次关键的场合，总见他挥手点兵，身影笃定，像块石头压在阵前，谁都撼不动。有统计他在军事会议上发言最多，几乎没有人反驳他。如果去找三十年代留下的红军文献，总有“朱毛”并列出现。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种双而一的形象，对内、对外都有极强的话语力。可他自己话不多，常常靠行动说事。朱德身上有一股古拙，战时稳得像老牛，出了战场端坐下来又显得笨拙。到底是英雄，还是“老学究”？没人能下定论。

刘少奇，许多年过去，人们还是会为他争论。早期他是白区的地下工运高手，党内理论也出得多。长征路上寡言少语，遵义会议上见证风云突变。他善谋、耐苦，做事极细，治国理政全靠他打头阵。新中国成立后，外人以为毛主席之后能接棒的，除了周恩来就是刘少奇。当时六副主席中，他是党内层级最高的那个，但那时谁又知道后面会如何交织？干练，周密，主意硬。他和毛泽东曾并肩，也有过分歧，有一次开会差点拂袖而去。到底是风采照人，还是棱角太多？历史偶尔会给出不同侧脸。总要等有新材料才能说得清。

再看宋庆龄，这属于特殊中的特殊。孙中山夫人身份本身自带光环。多年奔波在海内外，始终站在进步一方。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她就支持共产党。后面国民党主战派和清流人物交恶，宋庆龄反而股票一路上涨。在西方，她的名字常被媒体引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还特意让邓颖超过去请她到北京来。分量如此重，毕竟没有几个人既能代表历史，又象征未来。有没有比她更具象征意义的女性？至少当时还真找不出。不管江山如何变幻，宋庆龄都能游刃有余，不被边缘化。

李济深，其实现在人知道的不多。国民党左派大将，军政上的资历深。广东主政多年，地方实力派。他在国民党阵营呆了很久，但一旦看清蒋介石那一套，他转身就走。早年和共产党合作，解放战争期间一度隐忍。李济深公开声明支持解放，很多人觉得意外。可在那时，吸纳一位国民党左派参与中央最高决策具有非常实际意义，稳地方，安民心。有人传说他脾气很冲，会拍桌子，不吃软话。但历史往往对敢赌的人更宽容。就算他政治生涯没那么顺滑，也照样能站稳脚跟。

张澜，这位老教育家和政论家，民盟的重要角色。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走得近，又能赢得中间力量认同。张澜对知识分子有天然号召力。曾任国民政府政务会议委员。和朱德也有过师生之谊。有评论说他晚年一身正气，说话不绕弯。其实私下还是有点谨慎，当年从国民党走向新政权之前反复思量，不肯轻易表态。很多资料里他写的信，都藏着弯转。可到了关键时刻，这种犹豫没挡住他，反倒让人觉得更可靠。

高岗站在副主席队伍里是比较特殊的。陕北苏区出身，中共西北地方的“大管家”。过去常和刘志丹合称齐名。打仗拼命，做官也一把手。他自小出身贫穷，过惯苦日子，混在红军里有点江湖味。1945年抗战胜利后转战东北，东北局书记这位置谁都说不好干。东北局那几年的局势斗争极为复杂，干部变动频繁。高岗有时性格偏硬，有人说他“彪悍”，也有人说他做事太直。不过正是这样的人物，混在风云变幻年代，反而容易被历史挑中。要不是后期出了“高饶事件”，一度站上风口浪尖，他今天出现在油画上是不是更像个桀骜少年？

其实照片下还有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在天安门上第二排。他情商极高、手腕灵活，能力非常强。外交政务样样干，也许没被选入六人中，正说明需要有人稳后方、安天下。那些年夜以继日筹备的繁杂工作，全靠周恩来顶着。而且这张画面里众人身影，分前后也符合实际分工。只有总理能当幕后“机要先生”？

第三排的林伯渠，名字可能不如前面响，却负责开国大典流程。延安五老之一。主持典礼全程，连发言稿都是之前亲自润色。林老有股胶东口音，语速比主席快，典礼当天风有点大，发言时帽子差点吹掉。这些细节现代史书上很少见。现实场面总有些混乱，典雅不是本色，大家面带微笑，实际谁都一身汗。

六副主席组成高配班底。有党有政，有工有农，有知识有草莽，有革命元勋也有国民党左派。像刻意筑起的国共、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的平衡。你说他们都是顶级英才，没错。其实也是权力结构的一种映射。那年新政府要稳，要做大文章。政治合作不全靠感情，要维持多方面利益平衡。这不是单纯用功勋排序。多少人隐忍多年，走到这城楼上，自己都没想到能站到这儿？

但也有不同角度。有人认为选人主要看政绩资历，有人却觉得是身份象征。比如宋庆龄承担国际形象，张澜负责教育与知识分子，李济深牵制南方旧势力，高岗镇东北。这个玩法复杂，也许真的是“多面手”。不是谁都喜欢这种安排。有位历史学者谈到，高岗当时被任副主席，是因为东北战略地位优先。但后来几番风波，又有人反过来质疑，是否早已埋下隐患。对或错，恐怕谁都说不清。现在我们回看油画，时光已经倒退不回去了。

如果换一个思路，也许这些副主席本身就兑现了“多元而统一”。谁说一定非黑即白？政局极端稳定时，没人会花心思拉拢边缘派。但那时候的中国，还未统一。新政权下来，城市农村、南疆北地心思各异。正因如此，他们六人组合的“象征性”反而更强。内部矛盾，在短时间成了一种特殊的团结。

坊间流传开国领袖选人标准极严。必须能力与人望并重。实际上内部更有弯弯绕绕。选举结果收入限于党代会的复杂协商过程。有些候选人本来分量够，却后来因私人原因或其它考量被调走。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涉及的背景并非单一标准，也不是永远的答案。本质是打破固定的架构。用人其实还是复杂，也就像那条“水流不腐”的老话，实际却难保一直清澈。

偶尔翻起历史，六副主席的故事总让人停下来思量。是顶级英才的组合？是政治结构暂时妥协的产物？恐怕都有。也可能什么都不是，纯粹是特定背景下催生的高层安排。

类似的现象已经很难在今天找到。历史时刻定格了这些身影。董希文画下的不光是形象，更是当年所有人的野心与妥协、梦想和遗憾。

这就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天安门的副主席们。每个人都是一行故事，每个人又只是那一天的过客，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