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世界的异化

选自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有三大事件站在现代的门槛上并决定了它的性质：美洲的发现和接着发生的、对整个地球的开发；宗教改革，通过对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褫夺，开始了剥夺个人财产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双重过程；望远镜的发明和一种从宇宙角度来看待地球自然的新科学的发展。这些事件不能被称为现代事件，虽然自法国革命以后我们才熟悉了它们；而且它们也不能以任何因果链条来解释，因为尽管它们发生在未曾中断的连续性中，却没有哪一个，有着一个让我们可以清晰辨认的先前事件。它们中也没有哪一个，显示出像一股潜流那样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和突然爆发的特性。跟它们相联系的名字，伽利略·伽里莱、马丁·路德，大发现时代里的伟大航海家、探险家和冒险家，仍然属于一个前现代的世界。另外，自17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都狂热地坚信他们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想到了前所未想的问题，而这种对创新的奇特热情在前面那些人身上还找不到，甚至在伽利略身上也找不到。这些先驱者还不是革命者，他们的动机和愿望都还稳稳地扎根在传统之中。

在他们同时代人的眼里，这些事件中最壮观的，莫过于发现了从未听说过的大陆和从未梦想过的海洋；最令人不安的，也许是宗教改革造成的西方基督教无可挽回的分裂，以及它对正统信仰的内在挑战和对人的灵魂安宁的直接威胁；最不显眼的，当然是人类已经十分丰富的工具库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器具，它除了看星星之外没什么用，尽管它是人类第一个为了纯科学的目的设计出来的工具。可是，如果我们能像衡量自然过程那样衡量历史的运动，我们就会发现，最初最不起眼的事件，人类发现宇宙的试探性一步，却保持了势头和速度不断增长的影响，以至于与之相比，地球表面的扩大(一直扩大到这个球体本身的界限为止)和看起来仍无止境的经济积累过程都显得黯然失色。

但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事实上，对地球的探索，对她陆地的测绘和对海洋的勘探，耗费了几个世纪，直到现在才开始接近尾声。只有现在，人们才完全掌握了他凡间的居所，才把先前时代诱惑着又禁锢着人们的无边疆域尽收于一个球体当中，他熟悉它辽阔的边缘和细微的表面，就如同他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恰恰是在人们发现了地球可及的空间是如此广阔的时候，这个球体才开始了它臭名昭著的萎缩，直到最终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虽然也是现代的产物，却决不意味着就等同于现代世界)上，每个人都成了地球村的居民，就如同他是他自己国家的居民一样。现在，人们居住在一个地球般广阔的连续整体上，甚至在各部分组成的完美不可分割之连续中固有的距离概念，也在速度的冲击下消失了。速度征服了空间，虽然这个征服过程在一个身体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这一不可克服的限制上，找到了它的界限，但却使距离变得无意义了，因为人生命中不再有哪段重要的部分——年、月或星期，对于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点来说是必须的了。

确实，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不断逼近中心的过程，更背离现代早期探险家和环球旅行家的初衷了；他们的目的是扩大地球，而不是让它萎缩成一个球体；当他们听从远方的召唤时，他们没想要取消距离。只有事后的智慧才可以看清楚，任何东西如果是能测量的，它就不再是无限的了，每一次探测把遥远的部分带到眼前，从前难以跨越的距离就缩小到了方寸之间。因而，现代早期的地图和勘探图表，都预示了让所有地球空间变得触手可及的技术的发明。在经由铁路、轮船和飞机使空间缩小、距离消除之前，已经存在了来自人头脑的测量能力造成的更大和更有效萎缩，它用数字、符号和模型把地球的物理距离按比例缩小到人体的自然感觉和知性能理解的程度。在我们知道如何绕地球航行，如何用天数和小时来划分人类的居住空间之前，我们就已经把地球带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手触摸它，让它在我们眼前转动。

我们将看到，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文中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从人类测量能力的本性上来说，测量能力要发挥作用，人就必须从他的周围环境、从他对周遭事物的关心中抽身而出，与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他自身与他周围环境、世界或地球的距离越大，他才能越有效地对之进行勘探测量，从而留给他的世界空间和地球就越小。事实上正是飞机的发明，即一种彻底离开地表的技术的发明，造成了地球的萎缩，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普遍现象的象征：任何地理距离的缩短，都只能以在人和地球之间设置决定性的间距，让人脱离他直接的地球环境为代价。

事实上，是宗教改革这一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让我们最终面临了相似的异化现象。事实上，是宗教改革这一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让我们最终面临了相似的异化现象，即马克斯•韦伯视为新资本主义精神最内在动力的“入世的禁欲主义”（innerworldly asceticism）。它也是许多同时期发生的，令历史学家不得不相信有所谓的幽灵、魔鬼和时代精神（Zeitgeists）存在的众多事件之一。最令人惊讶和困惑的是，这些完全歧异的事件竟在一点上重合了。因为“入世的禁欲主义”无论在动机还是内容上，都与人对地球的发现和占有中隐含的脱离地球（alienation from the earth）无关。另外，这种世界内的异化（innerworldly alienation）*（其历史事实性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文章中得到了论证），不仅出现在路德和加尔文力图恢复基督教不可妥协的彼世信仰而产生的新道德中，而且同样出现在对农民的剥夺中。后者是没收教会财产的未曾预料的结果，而且本身也是导致封建制度解体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这个事件的影响下，西方人被推动着进入了这样一种发展历程：所有财产在占有过程中就遭到毁灭，所有东西在生产过程中就遭到吞噬，在不停的变化当中世界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当然，猜想假如没有这个事件，我们的经济会如何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就仅仅在于提醒了我们，历史是事件的故事，而非关于可预见进程的观念或力的故事。用力或观念为根据来反对现实，或指出它们有实证的可能性或可选择性都是无益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观念或力的数量本质上不确定，也缺乏事件那种真实的不可预测性力量，只能以似是而非的说理来弥补。因此，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通俗易懂，也仍然是一种纯粹的幻觉。

为了不低估这个剥夺过程在经过几世纪未受阻碍的发展后所达到的强劲势头，有必要反思一下战后德国所谓的“经济奇迹”(只有从一个过时的参照框架内看才是奇迹)。德国的例子清楚地显示了在现代条件下，剥夺人民、破坏东西、摧毁城市可以变成经济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不仅促进重建过程，而且促进财富更快更有效的积累。在德国，彻底的破坏取代了对所有世界之物无情的贬值过程，后者是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浪费经济的标志。不过二者的结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的繁荣，如战后德国所表明的，并不依赖于丰富的物质产品或任何丰富稳定的资源，而依赖于生产和消费过程本身。在现代条件下，导致毁灭的不是破坏而是保存，因为物品保存良好的耐用性，正是更新过程的最大阻碍，更新过程获得的东西越多，剩下来能够保存的东西就越少。

我们前面就知道，财产不同于财富和占有，意味着私人拥有的公共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人进入世界的最基本政治条件。同理，对财产的剥夺也和世界异化*(world alienation)同时发生，而且与现代这出戏中所有演员的意图相背，现代恰恰是以把人口的某些阶层逐出世界为开端的。我们总是倾向于忽略这种异化对现代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我们通常只强调它的世俗特征，并把世俗性等同于世界性。可是世俗化作为一个有形的历史事件，并不只意味着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宗教和政治的分离，以及从宗教角度看的向早期基督教态度的回归——“让恺撒的东西归恺撒，让上帝的东西归上帝”，而且更意味着信仰和超越之维的丧失，或一种新出现的、对尘世之物的强烈兴趣。

现代的信仰丧失在起源上并非是宗教的——也不能追溯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现代的两大宗教运动，它的影响范围也决不限于宗教领域。而且，即使我们承认现代肇始于超越之维和来世信仰的突然的、无法解释的黯淡，那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得出，丧失信仰就把人抛回了世界。相反，历史证据表明现代人并没有被抛回到这个世界，而是被抛回到自身。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坚定趋势，以及现代对哲学的最独创性贡献，就是对自我(有别于灵魂、人格或一般意义的人)忘乎所以的关注，并试图把所有经验，对世界的以及对他人的经验，都还原到人和他自身之间的经验上。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发现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证明了一种巨大的、严格意义上世俗性的活动，可以在完全不关心世界，无论如何不享受这个世界的乐趣的情况下发生；相反，这个活动最深刻的动机乃是对自我的忧虑和操心。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非马克思所设想的自我异化。[4]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把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既创造了最初的财富积累，又创造了把这种财富通过劳动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条件。从工业革命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就显示了，这种肇始于剥夺并以剥夺来维持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真正胼手胝足、勉强糊口的新劳动阶级，不仅直接处于生命必然性的残酷逼迫之下，[5]而且同时被免除了一切与生命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忧虑和操心。历史上第一批自由劳动阶级在其早期阶段被解放的力量，是“劳动力”固有的力量，即生物过程纯粹的自然丰富性，它像所有自然力量——繁殖以及劳动的自然力量——一样，提供了吐故纳新过程之外的大量剩余。现代初期的这一发展，与过去发生过的同样事情的区别在于，剥夺和财富积累不仅带来了新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而且又回馈给这个过程，造成了进一步的剥夺，更大的生产力和更多的占有。

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劳动力的解放不限于社会的某些阶级，占有也不随着需求和欲望的满足而结束；从而，资本积累并没有导致停滞(这是我们在前现代的富有帝国那里熟知的趋势)，而是扩张到全社会，启动了稳步增长的财富之流。这个过程，确如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命过程”，其财富生产能力只有自然过程本身的繁殖能力——即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足以生产出任何数量的人类——可与之相比，而且仍受到它所从出的世界异化原则的支配；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只要它不受世界的持存性和稳固性的干预，只要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生产过程的最终产品，又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回馈给它。换言之，财富积累过程被生命过程所刺激，又反过来刺激生命过程，我们知道，这只有以牺牲世界和人本身的世界性为代价。

世界异化的第一个阶段以残酷、悲惨和物质贫困为特征，即“劳苦大众”的数量不断上升，剥夺使他们失去了家庭和财产(即家庭在世界中私人拥有的一个份额)的双重保护，而直到现代以前，家庭和财产一直庇护着个体的生命过程和受制于生命必然性的劳动。异化的第二阶段肇始于社会成为这个新生命过程的主体，正如家庭从前是它的主体一样。在一个社会阶级内的成员资格，代替了从前由一个家庭的成员资格所提供的保护，社会团结也非常有效地取代了从前主导着家庭单位的自然团结。另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生命过程的“集体主体”，决不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实体，不再是一个古典经济学所需的“共产主义神话”；正如家庭单位曾经被等同于世界的一个私人所有部分——它的财产一样，社会也被等同于一块实实在在的财产(虽然是集体所有的财产)，即民族国家的疆域。民族国家直到20世纪衰落前为止，一直都为所有阶级提供了一个穷人被剥夺了的、私人家庭的替代品。

民族主义的有机理论，特别是它的中欧版本，全都建立在把民族和民族成员的关系等同于家庭和家庭成员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因为社会成了家庭的替代品，“血和土”也被假定支配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人口的同质性及其以同一块给定疆域的土地为根，在任何地方都成了民族国家的前提。虽然民族国家的发展无疑使残酷和悲惨性得到了减轻，却很少影响剥夺财产和世界异化的步伐，因为严格说来，集体所有制是用语上的矛盾。

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衰落；地球在经济和地理上的萎缩，以至于繁荣与萧条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人类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体(直到我们的时代之前，它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或人道主义的指导原则)，其成员从地球上相距最远的地点会面所需的时间，也少于一代人以前一国内的成员会面所需的时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这一发展已经开始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正像家庭及其财产被阶级成员及国家疆域所取代一样，人类现在也开始取代民族国家社会，地球取代了有限的国家疆域。但无论未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由剥夺发起并以财富的不断增长为特征的世界异化过程，都将会采取更加激烈的形式，假如允许它按自身内在的规律发展的话。因为人不能像他作为他们国家的公民那样成为世界的公民，社会成员也不能像家庭和家庭成员拥有他们的私人财产那样，集体地拥有财产。社会的兴起必然同时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私人领域的衰落。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对于孤独大众的形成是如此关键，对于现代以意识形态的大众运动为特征的无世界思想态度的形成，又是如此危险；但公共世界的暗淡无光，开始于人们丧失了他们在世界中私人所有的部分这一更有形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