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伙 | 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

摘要：阅读活动的群体差异在经典文献阅读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明清时期《史记》阅读可从三类人群体进行讨论。一是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士子群体，文学复古风气，一方面使得士人将阅读视野扩及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古文，但在阅读策略上却走向剽窃摹拟、编排《史记》字句的泥潭，这种基于文章创作需求的阅读充满功利性与机械性色彩。二是清中后期的学人群体，此时流行的阅读方式是对归方评点的过录。在对评点的否定与肯定的矛盾中，“圈点处启发人意”的看法在具体阅读实践中得到证实，深刻影响了时人日常阅读模式，彰显了清人独特的阅读文化。三是明清才女群体，明末以来女性观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女性之“才”被肯定，才女的阅读视野突破了女教书的限制而遍及经史，其中对于《史记》等史书的阅读兴趣引人注目，激发了女性创作的高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其《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与返归阅读本身的乐趣。

关键词：《史记》阅读；阅读群体；评点；过录；才女

书籍史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作为书籍生命周期关键一环的阅读，其研究价值逐渐突显，由此引发了书籍史向阅读史的转向。阅读是一种私密性与公共性交织的行为，具体实践过程虽因人而异，但处于特定时期及同一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仍具有类似的阅读模式，分享着相仿的阐释策略，为阅读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能。简言之，阅读史研究的基础路径在于还原历史场景、刻画阅读特征，最终目标是诠释意义的发生与传递，反映一定时空中交织的社会、文化与思想信息，展现书籍发挥其形塑力量的方式与过程。当前，国内阅读史研究方兴未艾，个案研究居多，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等经典小说、晚清民初的报刊阅读以及基于日记的个人生活史阅读方面；通代研究较少，重要的有王余光主编的十卷本《中国阅读通史》。至于《史记》等传统经典文献的阅读史个案考察，尚处于开拓阶段。《史记》阅读史研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谁在读”，这就需要对读者群体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划分，由此观察不同群体在阅读上的差异，即关涉到“怎么读”层面，而这种差异正好可以揭示《史记》文本自身的不同价值取向及阐释空间的包容性。明清时期《史记》阅读活动中存在的不同面貌，一方面表现在群体之间，另一方面暗含于时代整体阅读风气的流变中。本文对不同阅读群体在阅读策略、阅读目的与阅读心态上的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明清的《史记》阅读面貌有一个清晰的概括。 一、“规抚龙门，旁摭子史”：复古运动下的士人《史记》阅读

明中后期，前后七子掀起长达百余年的文学复古运动，文章风气为之一变，深刻影响着普通士人的阅读心态与阅读取向。弘治、正德间文章由浮靡流丽一变而为醇厚简朴，秦汉古文重回士人阅读视野，而士人尤重《史记》，它所代表的古文形式俨然成为当时文章创作之矩矱。这在前七子文章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他们效仿秦汉古文的初衷是学习其质朴淳厚的文风，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文体为之一变”，[1]李梦阳文章“有《史》、《汉》之风”，[2]何景明文“类《国策》、《史记》”。[3]宗臣直言阅读《史记》十五年，[4]李梦阳更劝人勿读唐以后书，处于权力核心圈层的士人群体具有政治精英与学术领袖的双重属性，通过结社的社交形式以及科举的内在权力机制，由内而外引导社会思潮与阅读风气，进而对当时的阅读活动产生深刻影响。[5]

复古风气的兴盛，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活力，“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6]李梦阳本人虽然强调“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7]以示其师意轻辞的阅读理念，但他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摹拟、剽窃《史记》字句的弊端。时人批评李梦阳、何景明“剽贼窜窃之学”，[8]“专事摹拟，割刻《左》、《史》，求肖其口角”；[9]批评李攀龙“割剥秦汉，生砌硬填”；至近代钱基博评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也认为虽“词气铿訇，仿佛《史》、《汉》”，却也“第字句剽袭，往往不能妥帖”。[10]可见，剽袭之风连文坛领袖都无法规避，遑论普通文人。

“师法秦汉，而仅袭其迹”[11]的局面是复古风气下的一种机械、功利阅读观的反映，从精英士人到普通士子中均广泛存在，艾南英形象地称之为“《史》、《汉》，为人生吞活剥”。[12]21茅坤曾言年少时阅读《史记》是为了“摹拟为文辞”；[13]270焦竑年少时爱读《史记》同样是为了“摹拟为文”；[14]王慎中亦不免剿袭秦汉字句，但能“后悔之，乃更作古文”。[12]29如果说茅坤、焦竑、王慎中等士人还能在日后意识到摹拟的弊病，那么大多数普通士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未能越出窠臼。产生这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史记》等秦汉古文的阅读学习无成法可依，摹拟从文辞章句入手更具可行性。[15]

在摹拟文辞的阅读心态下，《史记》的具体阅读方式产生了异化倾向，变成“句字名物编类分门”“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12]27最终“率尔成篇，套格套辞，浮华满纸”。[12]29这种《史记》阅读面貌背后暗藏着深层的阅读危机，不仅在一定程度也反映了社会整体阅读风气的变化，更与士风、学风的颓圮密切相关。周弘禴批驳那些“掠马迁及诸汉人所为文”者，一心“萃荟其字之奇颖、句之险异者而为字句；摹拟其调之飞扬、声之儆动者而为声调”，进而质疑这样的文章是否“真马迁、太白矣”[16]，可谓鞭辟入里。李梦阳时期，地名、官衔尚用时制，而愈往其后，有人竟将《史记》所载秦汉名衔入文，可谓摹拟至极。明末艾南英特著《文勦》讥讽此种现象，艾氏将韩欧之文作为到达秦汉文的舟楫，而窃秦汉字句者则是舍舟不登，专取舟上的一舰一橹：“以为藉韩、欧而至《史》、《汉》，犹之乎一舰一橹也”。[12]27吴应箕反对王世贞“子长不绝也，《史记》绝矣”之论，进而质疑：“《史记》之佳，岂以京师郡邑之名、章奏简牍之词而佳乎？”[17]335《史记》阅读遂从学习古文创作技巧演变成拙劣低级的剿袭字句以装点门面。归有光自叙生平最喜《史记》，其文被誉为“得史迁之神也”。[18]57他看到了当时《史记》阅读存在的问题：

今之学《史记》者，我惑焉！一人而强按其类某人，一事而强按其类某事。事本不相袭，而必增损其文，以附于《史记》一成之体；人本不相为，而必缘饰其辞，以合于《史记》一定之章。是有《史记》，而天下后世遂无自见之人、自见之事。千百世之人之事，皆附会于《史记》之人之事也。摹拟窜窃之陋，为文章之弊至于此。呜呼！古之人岂有是乎，古之命能文章家，即今摹拟窜窃之徒不心折如韩、柳、欧、苏者，岂有是乎，韩、柳、欧、苏集具在，欲指何句何字袭《史记》不得，而其所描写，自书其手眼，生气奕奕，真与《史记》上下。不能有《史记》而薄四家。彼摹拟窜窃之徒，度其经营，不肖《史记》不已。无论不肖，纵肖矣，直小儿之尘羹涂饭，虽欲与四家并传亦不能。然则似《史记》不必《史记》也；真能为《史记》者，不必似《史记》也。 [19]

归氏之言一方面揭示了《史记》在当时古文阅读中的地位，认为《史记》是文章创作的模板，排斥唐宋古文；另一方面也指出，机械地阅读、学习《史记》，势必导致了不顾实际、生搬硬套的写作倾向，因此强调得其气而不必似。不知法度而只是一味地摹拟，最后文章纵然极其工，也会“卑者单弱而不振，高者诘屈而聱牙，多者装缀而繁芜，寡者率略而简易”。[20]366有识之士对此现象不仅批评备至，还力图通过个人努力加以挽救。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对摹拟之风深恶痛绝，提出“本色论”，[21]强调自胸中流出，直写胸臆；屠隆也认为“学《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20]367其后袁宏道倡性灵说，李贽发童心说。明季士人兴盛结社之风，除了时文社，还有不少读经或读史的社团，目的都是希望扭转当时的剽窃风气。遗憾的是，这种风气明清鼎革后依旧存在，[22]尤侗即言：“有一代之人，则自有一代之文。”[23]188

在科举时文创作中，《史记》阅读中存在的摹拟剿袭之风也引来了诸多关注，时文在科举时代是士人不容忽略的存在，时文创作风气与整个时代风气紧密相关。方苞曾概括有明一代的时文创作特征：正嘉时期，时文创作达到鼎盛，能够融液经史，这当中无疑有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然其虽能一时“改头换面而为古文”，[18]57最终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叫号怪嚣，填写《史》《汉》”[24]12的泥潭。袁了凡批评说：“昔人谓褚少孙学《史记》，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今之时文大都以学古为工，然只学其句与字耳。”[25]郝敬认为，正是由于习举业者愈众而入仕愈难，“今日时文，欲极新，不新不能过人”，结果就是“一步一趋称子长”，时文也变得“哽咽蹇濇不可读”[26]，这种风气在万历以后愈演愈烈，不仅以《史记》、《汉书》之字句入时文，“甚且窃《庄》、《老》、《左传》、《战国策》之言以搀入之”。[13]863据此可知科举层面士人阅读取向的变化：由四书五经本业之书逐渐扩展到以《史记》《汉书》《战国策》为代表的史部、以《庄子》《列子》为代表的子部及佛老二氏。但这种阅读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字句上的剿袭与兴趣上的务奇，其直接诱因就是科举出题越来越怪异，强裂句读，“以某传某句搭题，或传意影搭，或脱母搭，或取左氏搭，或取各注疏搭”，[27]77题不成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时文不新奇便难脱颖而出，“每一发榜，一番炫眼”，[13]290致使士人以秦汉之语求工，子史、二氏之语具入时文，“略取古人书，涉猎一二，下笔属缀文辞”。[20]198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这种风气最终引发了上层的担忧。

万历二十三年（1595），礼部尚书冯琦上奏提出严惩时文中引佛经语者。上层希望用惩罚措施罢黜异端，结果收效甚微，难以一下子令行禁止。“争言秦汉，剽剥史迁、庄周无遗”[28]既反映了士人阅读的功利性，即《史记》《庄子》以及佛老典籍阅读背后隐藏的时文写作需求，又体现了不同时段阅读风尚的变化。当然，这只是《史记》阅读的一个方面。有识之士的《史记》阅读，更多体现的是传统问学追求的“为己”目的。该阅读群体的批判，使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期的阅读特点。茅坤言“世之读其书（《史记》）而好之者众矣”，[13]470果然不妄：屠隆三披《史记》《汉书》，“读司马子长《李广传》，则叹其才”；[20]221王养元“读书嗜《左氏》、《史记》”；[29]张茂兰入狱仍借读《史记》；张慎言杵魏党遣戍甘肃，亦借《史记》以读；金圣叹十余岁即阅读《史记》，王慎中则八岁就开始读《史记》，尤侗十二岁时即“《史记》、《文选》诸书读之”。[23]1696佛门中人亦不乏《史记》爱好者，如觉了法师“《史记》、《汉书》，并能倍诵”；[30]1630博学高才、官至御史的董文骥“尤酷嗜左氏、司马氏、欧阳氏之文”。[30]2158

要之，持续上百年的复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士人的《史记》阅读。但阅读仍以摹拟剽窃为务，“徒取为翰墨言辞之助”，[31]不知其法，只在字句上下功夫，甚至地名、官衔都用汉制而不用今制，上行下效，蔓延士林。在科举时文的功利性的驱使下，士人阅读心态与阅读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变化，以类书式编排《史记》字句名物，“取《史》《汉》句字，割裂而饾饤之”；[12]31子史诸书也成为时文创作的佳料，由求工以至务奇。“今《史记》《庄子》腐烂矣，览者乃厌之耳”。[32]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阅读观念的变化，更值得注意：“汉以后言读书者，或实事求是，或默识其要，或略观大意，或不为章句。其操术不同，要与今之读之者异。”而科举体制下的读书人“所以读之之意，则犹之乎决科取名者也”。[33]学问与仕途在科举标准化程度越高的时代，分裂的趋向越明显；而《史记》阅读中史学与文学的脱离也更加彻底，“普通读书人尤其缺乏八股文、试帖诗以外的经学与史学知识”。[34]经史与时文虽关系紧密——清人陆陇其曾以庖人治馔为喻[35]——但这终归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普通士人的阅读往往被时代风气所裹挟，《史记》阅读不可避免沦为时文创作之“语料库”。

阅读史研究的核心是：“流变不已的读者群如何建构不断变化的文本的意义？同一部书的价值所在与意义所系，实非一成不变；人们的读书对象和历程，并因世代的差异，展现多种面貌。”[36]复古风气下《史记》阅读，展现的仅仅是士人群体阅读的一个侧面。确切地说，它更多关涉的是为什么阅读、怎么阅读及阅读目的、阅读心态等问题；至于更为深层次的关于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价值建构等，则需要全面审视整个阅读活动的始终，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更难以捕捉与把握。不同阅读群体有不同的阅读需求及阐释技巧，需要横向比较。只有将纵向的阅读活动过程与横向不同阅读群体的比较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完整地展现《史记》阅读的全貌与价值。

二、评点的过录：《史记》阅读的流行方式

清代学者《史记》阅读的流行方式是过录评点，这一特征有别于明人的《史记》阅读。这种阅读模式一方面来自于考据学风下，学者重视《史记》文本相关材料的收集，以为校勘之资，另一方面，《史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在清代逐渐形成，评点对于阅读的重要辅助作用也促使学者在阅读中对其进行过录。在众多评点中，归有光、方苞的评点最受青睐。唐文治言：“评点本非古法，自归氏、方氏评点《史记》，治古文家遂有评点之学。”[37]8192

关于评点之学，明清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吴应箕认为评点埋没古人精神，误导后学；[17]249曾国藩从评点之学的产生出发，批评以时文评点之法批点古书的做法；章学诚也持反对态度，对士人热衷归评《史记》并视之为秘传之举不以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评点对于初学者仍有重要意义，因此支持者甚众。桐城名家方东树认为“圈点抹识批评，此所谓筌蹏也”，[38]吴汝纶赞同此观点，并自成《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一书。林纾则对章学诚讥归震川用五色笔评《史记》予以反驳。姚鼐虽反对圈点古书，但对归评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他在教导年轻后辈学习古文时，推荐过录归评并熟读归评，认为其“圈点处启发人意”。[39]童憇南云：“先看归、方诸老评点《史记》，知其规模、大概，再求变化。”[24]352方宗诚也认为，“读《左》、《史》者不可不阅”归方评点。[37]5718从上可知，归方评点已是清人《史记》阅读的重要辅助文本。据清初韩梦周《史记例意》跋，归有光一生所读《史记》数十本，皆各有指意。大体而言，黄笔标识的是文字气脉处或者转折处，红笔是句意与叙事佳处，但后世在传刻与转录过程中多有混淆，各本均有所差异。

归方评点各有所长，在清代盛行不衰。究其原因，在于“有远出寻常解说之上者矣”。[40]从时人日记与所藏书目得见，在《史记》阅读过程中过录归方评点的做法，清代中晚期十分流行。傅增湘所藏明黄之寀刻白文本《史记》，书中有黄笔、朱笔、墨笔评点，并录有归有光评点；所藏王延喆本《史记》，赵星瞻手录归有光评点。莫友芝日记载，姚浚昌出差欲携带《史记》过录归评。[41]95莫氏日记中也有多处购买《史记》的记录，其中一部也过录了归评：“新获一明翻宋本《史记》，录有归方评点，字近惜抱翁。”[41]115以意揆之，此本或即为王延喆本，过录者有意在临摹姚氏书法——这种过录名家评点批校时临摹其书法的情况在清代较为常见。后莫友芝去外地，写信给其弟祥芝，告知自己的居住地址，嘱托他携带归评《史记》：“《史记》是旧本，又有归方评点，大是佳物，来时务向缆先取以来。”[42]归方评点成为《史记》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录评点也成为《史记》阅读活动中一项常见的阅读程序。

钱泰吉曾以毛氏汲古阁本过录归有光评点。《甘泉乡人稿》载：“用海昌徐孝廉开业藏本手录于汲古阁本。”[43]此本民国间王子霖得以经眼，并记下一桩趣事：“数年前，余曾与某君评定此书。某君强谓此书确系归震川亲笔批校。夫以嘉靖时代之归震川，而能亲笔批校崇祯时代出版之书籍，真奇闻也。”[44]海源阁曾藏一部题名《归震川校明仿宋本史记》的书，计一百三十卷十册一函。后归北图（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书目著录为“明崇十四年毛氏汲古阁刻清顺治十一年重修本，钱泰吉校并跋”。[45]此跋亦载于钱氏《甘泉乡人稿》卷五《校史记杂识》。

孙诒泽之父孙锵鸣也曾手录归方评点。孙诒泽在致侄子孙宣信中言：“日来检阅侍郎公（孙锵鸣）手录归、方二先生评点《史记》。”[46]张棡从父张震轩与孙衣言交好，曾过录孙氏校本并归方评点。张震轩行状载：“太仆公（孙衣言）潜心龙门书稿，府君有同好，每深夜招人玉海楼寝室谈文指授，娓娓忘倦，并以过校本归、方色笔《史记》借录。”[47]孙锵鸣兄长孙衣言在咸丰年间从王拯处借得归方评点本《史记》，并过录于自己所藏汲古阁本上，历时二十五天完成，并做跋记之。[48]几年后孙氏又从王拯处借得方评南监本《史记》，以此本校先前所过录本。在翁氏日记中曾载他从王拯处借其所辑归方评点过录，[49]翁氏花费一个半月时间过录完方评；次年初又从王氏那里借得下半部分，过录归评。同治五年（1866），王拯将所辑归方评点付刊，成《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一书。而在付刊前一年，王拯曾嘱托翁氏为其校勘此书。此后两年，翁同龢开始校《史记》，其间也有过录归评的记录。除了手录归评外，翁同龢还请人过录。[50]翁氏曾给汤伯述寄去一部附有归评的《史记》。王懿荣在致缪荃孙的信中也曾提及欲借附有归方批语的《史记》照临。[51]总之，过录归方评点不仅是时人流行的一种《史记》阅读方式，而且也成为学者之间社会交往的一种中介。对于初学者而言，过录评点的阅读方式更为流行，如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在十五六岁初读《史记》时就曾照录归方评点。其自叙曰：“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52]此时吴棠已经重刻王拯所纂辑《归方评点史记合笔》，但学人依旧乐于照临归评以为初学之便。严修在任贵州学政期间曾教导诸生写日记和读书札记，并定期检查，有学生便以临归方评点当作读书札记呈交。杨氏日记载：“龙里文生余钟呈点过《史记》二套，照归方本。”[53]可见归评已成为《史记》阅读的重要“副文本”。

翻检现今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可以发现大量过录归有光等名家评点批校的《史记》本，国家图书馆于此类收藏最为丰富，如薄启源过录何焯批校汲古阁本、曹炎过录归有光批识汲古阁本、佚名过录归有光圈点翁同龢校跋汲古阁本、邵恩多过录何焯批校汲古阁本、佚名过录归有光圈点批识秦藩本、骆士奎过录归有光评点崇祯本、佚名过录清严虞惇跋并录明归有光圈点汲古阁本，等等。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景剑泉过录诸家批点殿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顾廷龙过录金天羽批校崇文书局本，浙江图书馆藏有叶裕仁过录归有光批并跋汲古阁，温州图书馆藏有孙衣言录归方等校金陵书局本、张棡三色过录诸家评点敬书堂本。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徐宗亮过录明归有光批点汲古阁本，上海图书馆藏翁叔元录明归有光评语王延喆本，天津图书馆藏张惠言过录明归有光批校张守约本，湖南省图书馆藏佚名过录明归有光、清方苞、何焯、王念孙、曾国藩批校南监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所列从侧面证明，清人《史记》阅读与前人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出于科举的功利性因素，抑或是为了深入阅读，对名家批语更为重视；另一方面，层层批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新的文本形态。在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学术风气下，过录评点在读书必先校书的阅读氛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代表了清人独特的阅读文化。

三、“有德不妨才”：明清女性《史记》阅读

明中后期兴起的人文复兴思潮，使得传统“士有百行，女唯四德”的两性关系有了一些松动，“一方面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思想话语，禁欲理论达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严苛，社会上节烈风气盛行。而另一方面，又是情色小说和春宫画册充斥社会的纵欲时代”。[54]与此同时，才女大量涌现，从家族性到地域性，最后到全国性的规模，首开先河的是青楼才女群体，佼佼者如柳如是“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神情洒落，有林下风”；[55]董小宛“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辄了了”，[56]王微“色艺双绝，尤长于诗词”[57]“间读班马、孙吴书，人莫得而狎视也”。[58]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自明末以来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首开其端者是男性士人群体，田艺蘅《诗女史》序：“女子之以文鸣者，诚在中之闺秀。成周而降，代不乏人。”[59]对于女性才德的看法由对立逐渐走向合一。李贽进一步提出男女见识的差距源于教育以及家庭观念上对于女性的束缚，而非生理。到了天启年间郭炜编纂《古今女诗选》，则从学识上提出男女平等的观念：“‘文章非女子事’，此实迁矣。”[60]同时代的叶绍袁倡导新女教观，以“德才色”取代传统“妇德、妇言、妇容、妇功”。[61]叶妻沈宜修及三位女儿都是当时著名才女。而女性本身也开始为自己才华辩护。晚明梁小玉在《古今女史》序中言：“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62]清代才女夏伊兰《偶成》一诗即对“有才德反损”的观念“意殊不然”，认为“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63]

男性对女性才华的关注在清代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围绕袁枚与陈文述唱和的两大女性诗人群体。与此同时，女教书的编纂者还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教育，女教书数量巨增。陈宏谋言：“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64]因而明清以来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女性的阅读与写作成为闺秀群体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家庭作为才女成长的主要空间，扮演着重要角色。[65]115-116清代才女季娴自述：

予幼非颖慧，先慈氏颇不以蒙昧畜予，因不禁止，课以诗书。迨髫龄，侍家大人宦游中州，驱驰燕邸。其间齐鲁冀豫风物多殊，舟车朅来，山川非一，所经所瞩，觉喉吻间有格格欲出者，因取古人诗歌效之。迨归昭易李维章，倾茶摭古，更不以俗辙相羁限。而舅氏宗伯公藏书架满，缣帙灿然，因得肆览焉。 [66]

闺秀的阅读范围也从传统女教书——如《列女传》、《女训》、《女诫》之类——而逐渐遍及经史诗文等，因为“作为才媛本身的个人修养、培育，经史与诗文兼顾的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到了清代中后期，才女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之后”。[67]于是，诸多有关《史记》的女性阅读故事被记录下来。例如，才女钱孟钿好读《史记》，从小天赋异禀，其父教授其《史记》、《通鉴》等史书。吴文溥《南野堂笔记》载：“浣青夫人钱孟钿……夫人幼读书，涉览不忘，尚书为授《史记》《通鉴》《纪事本末》，遂能淹贯故事。”[68]其父为其诗集作序亦言及“因读《史记》、《通鉴记事本末》。颇多记忆，往往抚掌谈故事，娓娓可听”。[69]其叔父钱维乔也为其诗集作序曰：“早岁诵诗，爱清风之句；频年织素，翻锦字之文。中郎赐书洛下，能读者过四百篇；仲坚作史禁中，可续者恒十六帙。爰分大历之藻采，俪我亭伯之声名。”[70]钱维乔还致信袁枚提到钱孟钿精通史书，希望袁枚能收其为女弟子。另如海宁才女陈品闺“尝读《二十一史》，凡三过绝无遗忘”。[71]1889广东才女对于史书阅读的兴趣表现得更为明显。魏爱莲在《18世纪的广东才女》一文中总结了广东才女的两大特征，其中一个就是“她们对历史的兴趣看起来非同寻常”。[72]李晚芳的《史记》阅读成就最引人注目。她在闺阁时即开始阅读《史记》，随读随评，成《读史管见》一书，此书“在清人研究《史记》中是唯一一本被学者广泛认可的女性著作”。[73]李氏持“谤书”观点评价《史记》，也从才大学博方面肯定《史记》的价值。从自序中可知李氏亦曾仔细阅读过《汉书》，“因溯源而读龙门之书”。[74]9从谢端方序中，则知谢氏曾“从长子游龙门，其学署多藏史书，因得细读《史记》”。[74]6谢氏或有评点，但未成书。广东另一位才女陈广逊也颇好《史记》，有批点《史记》的记录，洗玉清言其“学多见于批《史记》”。[65]65因阅读而产生深刻的现实思考者，以乾嘉才女王贞仪为最。王氏批评当时阅读风气好奇嗜异，读史趋简畏难，感叹“作史固难，而能读史者，之尤难”，[75]进而强调读史致用的阅读目标。当然，还有更多的女性阅读过《史记》，她们的故事不为人知，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可以确信的是，一个女性的《史记》阅读群体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她们留下的记载不多，只能通过只言片语窥探，却是《史记》阅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士子多以举业为归宿不同，才女们的《史记》阅读更显随性、真切，体现了阅读本身的乐趣。在父兄的支持鼓励下，明清家族式才女不断涌现。依靠家族藏书，女性“从与世隔绝的闺房中显露出来”，“通过运用她们的才智和想像，栖居于远大于其闺阁的世界中”。[76]而闺塾师职业的出现更能说明明清时期才女文化的盛行及学士家庭对于女性教育的重视。闺塾师的“生存环境、教学形式、交游雅集以及读书创作与正统居家闺媛不同。从一定程度上说，她们脱离了‘三从四德’的传统轨道，走出内闱，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谋生，并参与男性文人的雅集，凭借博学多才而赢得社会认同，是深受世家大族青睐、纷纷邀请的女师，是从事闺垫师这一职业女性的代表，有着迥异于一般闺媛的特征”，[77]代表人物如黄媛介、王端淑、归懋仪、沈善宝等。至清中期女性诗社不断涌现，才女文化达到顶峰。这一点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有更加直观的体现。

经史阅读不再只是男性的特权，明清才女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教观，甚至有才女为经书注解，如郝懿行之妻王照圆协助丈夫完成对《诗经》《尔雅》的笺注工作。[71]2025时文也不再只是男性的专属，如孙升的夫人便精通时文，能“占诸子科第高下”；[78]杭世骏之妹不仅读经诵史，亦能为时文；[79]芜湖钟睿姑琴棋书画外而兼工时文。[80]除了《史记》，其他史书的阅读也很常见，如袁枚之姑喜读书，熟悉历代史事，从小为其讲授；[81]冒辟疆教其侍儿吴扣扣读书，吴氏三遍成诵，甚至对于史书亦能随口句读，疏解意义；[82]徐映玉师从沈大成学诗，后又从惠栋学经史训诂；[83]嘉庆年间的才女赵棻“尤喜读《通鉴》”；[84]吴瑛年十一“于《左氏春秋》、《文选》诸书尤为精熟”；[85]李晚芳则劝戒女子要多读经史之书，“从经史子传取益”。[74]203冯婉琳在《佩芸日记》中记录了她的读书生活，除了诗集、佛经、笔记小说，还有大量史书阅读记录。[86]诸如此类的才女在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她们的阅读视野已与士子无异，“广泛的阅读如同推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户”，最重要的是“培养了她们对历史人生的感悟、对艺术的追求和审美趣味”。[87]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书以及六经、《文选》等成为才女阅读的重要选择，而其中对于史书的阅读兴趣较为突出，正如刘咏聪言：

在现存大量明清闺秀的传记资料之中，不难发现闺秀好读书史的记载。无论是总集、别集、史志、诗文评等典籍，均惯常形容个别女性喜爱读史，如谓“博涉 经 史”、“博通经史”、“娴习经史”、“幼攻书史”、“淹通文史”、“谙晓书史”、“性耽书史”、“精史事”、“尤精史学”、“耗心思于图史”、“治经史于闺 闼 之中”等等，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如此这般形式的抬举，足以令人觉得好读史或能读史的闺秀是高人一等、备受尊敬的。当然，这些花巧而略带空泛的词语在什么程度上是真实，什么程度上是溢美，很难确定。不过最低限度，女性对历史的兴趣在不少传记中被高度强调，倒是一项十分有趣的现象。 [88]

要之，明代中后期以来，士人的女性观逐渐突出女子的“才”，对于女性的教育问题也更加重视，这些无疑都为才女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从明末青楼才女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到有清一代闺秀才女群体结社吟诗、整理出版女性文献，才女开始走出闺门，将生活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的现实世界，阅读视野也从女教书中拓展开来。她们对《史记》等史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背后也有课子的现实需要。如明清之际的著名才女顾若璞“尤好读史，上自班、马，以迄国朝典故，能陈说或论著其大旨”“念不稍涉经史，奚以课藐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89]顾氏古文之才在明清女性群体中较为突出，王士禛曾赞其文章有“西京气格”。这种兴趣背后也催生了不少的女性咏史诗及史学著作，是《史记》等史书阅读最直接的产物，清代女性咏史诗创作因而达到历代顶峰。据刘咏聪统计，明清以来女性所撰史书达24种，虽无法与大量的诗集著作相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才女向传统士人领域的“跨界”，表明其能力并非仅局限于诗词，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明清女性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而从更深层次看，诸如《史记》等史书阅读，一方面为女性诗歌等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素材，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促使女性视野由历史而及现实政治与女性生存处境，由此带来女性主体意识的部分觉醒，使她们从家庭中抽身，开始关注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女性《史记》阅读活动最值得注意的层面。才女们一反传统认知中独处深闺的闭锁凄厉，“相与谈《越绝书》《吴越春秋》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复”。[90]不可否认的是，经典阅读代表的文化权力毕竟在少数人手中，由阅读引发的主体意识的认知更多还停留在初始阶段，这一点直到近代知识女性群体取代传统闺阁群体，才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结语

阅读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它不仅是规范与传统的产物，能够定义文化和社会身份，更是阅读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社会协商的手段。[91]阅读史研究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读者群体，即是谁在阅读。与接受史研究中的读者不同，阅读史强调的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读者阅读活动，侧重于历史维度，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探讨如何阅读以及阅读的意义等问题。明清的《史记》阅读活动要求读者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类读者群体可统称为知识人群体。换言之，《史记》文本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相应地对读者也预设了两个前提：一是具有阅读写作能力，二是他们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购买到一定量的书籍。从明代的士子到清代的学者以及才媛，这三类人群基本上代表了明清时代《史记》阅读实践中的不同模式与不同心态。普通士子受到当时社会思潮与阅读风气的影响，阅读活动中往往更多表现出功利性与机械性的特征，这背后是文章创作的现实阅读需求。但有一种情况一直普遍存在，即普通士人《史记》阅读自主性与积极性受到了科举体制的抑制。上层士人的阅读导向虽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普通士人的阅读选择与阅读心态，但在整体社会风气面前往往力不从心。在清代学者的日常阅读实践中，《史记》阅读模式体现出对评点这一辅助阅读文本的重视。才媛阅读群体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史记》阅读群体的扩大及其阅读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对于才媛自身而言，《史记》阅读也一定程度暗示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一群体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增长，其阅读视野及生存处境也发生了改变。从阅读史研究的整体现状来看，我们在进行本土化实践时，需要领悟传统经典文献具有的道德价值这一特殊属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籍被赋予沉重的道德价值，对于出版者（除坊刻外）而言，编辑、出版书籍，主要的功能并不是为谋利，而是为了传播经典，以兴文教。对于读者而言，书籍是科举考试的资料，是阶层的身份象征”。[92]这一点在《史记》阅读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读者群体固化在知识人阶层，同时，“明清商业化刻书在生产、流通、阅读、接受等社会意义上的‘交流循环’”[93]所构建起的书籍世界也不能被忽略。因此，《史记》阅读史的深入研究必然要求将阅读，庋藏与书籍文本在读者群体间的流转三个层面置于明清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致力于《史记》完整生命历程呈现，进而解析“个人、群体、种族及社会阅读活动的状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94]当然，阅读史的考察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面对并摆脱史料的稀缺及研究如何才能更加深化的困境，对于漫长的《史记》阅读史而言，本文仅是一种初步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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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小伙：《明清经典阅读群像考——以《史记》阅读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