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系统、分离术和群岛模型——消费空间非物质化生产的三个维度及其超越【2025.3期】

一个极具前瞻性与开放性的城市命题，对于规划设计学科的进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技术系统、社会分离和文化隐喻三个维度，剖析了消费空间生产的非物质化趋势，在理解消费社会运行法则与城市文化运作规律的基础上，揭示数字资本增殖的转换逻辑、媒介和手段并批判性地介入，初步建构起诠释未来消费空间原理的群岛模型及其两种典型意象，为城市设计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介质提供学理支持；进而从总体性、群体性和个体性三个层面分别提出算法话语修正、社会设计实践和日常境域回归三种超越性的群岛发展路径。本研究有助于在资本貌似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被马克思称作商品价值的二重性，从产能不足阶段的使用价值生产向产能过剩阶段的交换价值消费的目标转变，构成了现代化进程隐秘而根本的历史线索。在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成为主流的当下，消费空间作为一种后工业社会产品，其可供体验、社交和分享的交换价值在世界经济与文化生产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快速覆盖各类公共空间。可以说，消费空间是理解和批判都市社会乃至全球社会的理论透镜，也是资本空间化扩张的主要载体；但由于物理区隔和总量有限，实体空间中形成交换价值所需的高成本、长周期和低容错性使之越来越难以匹配资本增殖的速度与密度要求。那么，突破物质性对交换价值释放的固有局限，从实存世界可计算可预测的增量上限走向成本最低、周期最短、容错最强且容量无限的虚拟领域，就成了资本续命的必然选择。近年常见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图像化、娱乐化和即时性等互联网特征（图1），已展现出资本将虚构场景和信息传播作为攫取交换价值的主战场。因此，对数字消费空间模型的原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从技术、社会和文化三个维度展开，剖析并推演未来消费空间生产的非物质化趋势与图景。

图1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建筑案例

1 系统：数字技术的隐匿与下沉

1.1 非物质化的技术系统

首先，数字资本的非物质性技术除了体现在各色软件、程序和算法外，更贯穿于建立媒介网络所需的各种通用规则、协议和制度等隐性条件中，如货币制度、双边协定、行业标准等。前者可依托或脱离于现实空间制造出酷炫奇幻的时尚场景和娱乐体验，呈现非理性技术表象的同时实现消费文化的全球殖民。后者则是联结各种奇观碎片的抽象机制与理性计划，属于无形而高级的顶层设计，悄然支配和策动着前者，且表面越碎片越癫狂，内里就越系统化、越稳定。在当代，二者经由技术服务的基础设施化与终端化进一步隐匿自身。一方面，平台和云服务器等新型基础设施凭借网络算法建立起去物质化的环境与社会调控机制，使其日常治理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而难以抵抗，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成了整个技术系统中的一个部件——不仅“快递小哥被困在系统里”【2020年9月8日，“人物”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社交网络，各种系统反噬生活的现象成了热议话题】，所有人都集体无意识地被系统裹挟、规范、分类、评价和命名，成为资本运作的某个环节。另一方面，以各种电子屏幕为载体的终端设备化身为身体知觉的能力外延与网络社会的最小节点，尺度上愈发小巧，密度上却无孔不入，同基础设施相互配合、交叠，构成了数字消费的超级机器。移动终端只需要一个即时“接口”便可连接一切。这种“超平”的虚拟化现象预示着三维空间向二维界面的坍缩，用更少的物质要素来指数级生成更多更流转的信息和情境，造成了对实体空间（如建筑立面）的消解，建筑终将演化为某种由基础设施支撑的数字消费系统的终端界面；其理论原型可回溯至意大利建筑工作室Archizoom在1969年的实验性装置“无止尽城市”（No-Stop City）（图2）。从中可见，技术的强大不在于建构和彰显，而在于解构和消隐。通过下沉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技术的非物质化造就了一种较物质性技术更具普适价值的生存条件，重塑了社会空间的连接尺度和模式。

注：Archizoom通过镜子来表现可无限延展的城市空间，永不停止；人类活动在其中可被随意放置在任何地方，过着一样的游牧生活，世界变得匀质无差异。Archizoom以此批判现代技术导致的扁平化和去地方化。

图2 Archizoom的装置作品“无止尽城市”

1.2非物质化的劳动方式

技术本身也是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劳动手段，由新技术范式衍生的新类型与新业态对于劳动方式和工作性质的非物质化变革，成为数字消费空间生产的又一隐性逻辑。意大利哲学与社会学家拉扎拉托（Lazzarato）把“非物质劳动”定义为创造和生产诸如知识、信息、关系和情感等非物质产品（如思想、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和图像）所付出的劳动，包括想象力、创造力、管理力和合作力；学者哈特（Hardt）、克拉里（Crary）和内格里（Negri）更将之视作一种“生命政治劳动”，先天具有非物质属性而终将摆脱固定场域的物理束缚，如劳动场景从办公楼扩展至家庭、咖啡厅和街道中，实现了对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管理。不难看出，非物质劳动是同各种文化和情感的日常经验高度交织互嵌的，在组织逻辑、规模和层次上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使得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不再清晰。这必然导致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空间与生产周期都是不固定的，强调劳动主体的自主性、协作性以及构成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所有地点和环境都有可能成为数字生产与消费空间，一二三产及其空间类型之间的边界会彻底模糊，被悉数纳入数字产业的范畴。因此，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渐趋主导的社会实践形式，帮助数字技术完成了深度的社会嵌入，进而促成社会控制的模式转型——基于一种技术理性与系统暴力下的社会分离术。

2分离：数字社会的自由与控制

2.1 去中心化的个体自由与总体分离

数字网络搭建起生成、交互和存储无限差异性的技术基础。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曾指出，数字化生存具有天然的赋权本质。以互联网和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正在将差异创造、社会表达、信息传播和价值交换的基本单位由组织降解至个人，通过对普通个体的技术赋权，使自我身份的建构路径更加多元和便捷——Web2.0时代的抖音、微博、知乎、小红书和得到大学等聚合个体生产的内容平台已是层出不穷；Web3.0时代将进一步整合传播资源，为大众创造更多样的接入与通用权力——人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增强，并推动差异性的大量增加和广泛分布。个体性的崛起加速了社会形态的原子化重构，个体能够从网络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渠道，社会连接与价值实现的自由度倍增，进而大幅度激发个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把“创作者经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平权式的自组织和强参与或将成为媒介内容生产、大众传播和生态建设的主流，数媒社会去中心化的底层逻辑凸显。

数字生产与消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与非物质商品的丰富性，在几乎所有物质的、可视的方面都给予每一个消费者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但是，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潜藏着社会总体层面的深度“分离”（separation）——一种理性的精神手术，使得个体性看似被极尽彰显的同时，人际间的疏离亦如影相随，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借助视觉传播和展示技术，人们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商品的景观化【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物质空间环境，而是反映资本积累的商品图像；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景观社会》指出，“景观是商品实现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统治的时刻”“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过程中被同化，趋同于社会制造的非理性需求，“所有共同体和所有批判意识都消解了”，自我意识变得碎片化。个体似乎成了主角，但“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再被其他人所认识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不可能认识他自己的实在”。也就是说，大多数个体将因无处不在的媒介和信息诱导而失去真正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真正深刻的再连接和再结构化变得异常困难。其次，个体并非孤体，而是网络化的个体。个体的自主权最终会赋予网络平台以最大的社会权力，加速催生信息隔离、监视、操控和洗脑的数字利维坦而进一步加剧个体分离。再次是网络权力对社会控制的不可视，即把控制机制抽象为非物质性的制度、规范和日常生活的节律，实现技术系统的全面统治。机制越抽象，就越具有超越个体的统一性，可以说景观社会在深层结构上根本没给个体留有选择的余地。

2.2 社会时间的价值剥削

当空间进入可无限扩容的虚拟领域，改造时间便成了数字资本的第一生存逻辑。分离术同样重塑了社会劳动及其时间经验。从现代主义的机械化时间（钟表的发明）到标准化时间（全球化的基础）再到媒介化时间（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资本从未停止控制和侵占时间资源的脚步。数字资本主义再一次构造出服务于自身增殖所需的时间经济类型——“注意力时间”，顾名思义，指的是以用户的注意力为核心的消费时间，无关乎工作或闲暇。它成为平台资本积累财富的新源泉，包括三种转化手段。

一是休闲时间生产化。这种生产性消费手段最常见也早已形成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平台技术进一步创造了由用户生成内容的“受众劳动”类型，即通过无偿占有和处理用户自发上传的文本、图像、视频等内容来获利。用户用自己的休闲时间从事着非雇佣的无酬劳动，并与劳动成果所产出的剩余价值相分离。二是娱乐时间工作化，也是数据商品化、货币化和数据殖民的直接手段。在线娱乐时间，如发布微博或推特动态、浏览网页和朋友圈、刷视频和打游戏等，都是利用大众的数字消费行为（原材料）生产数据商品的过程，呈现出不稳定、临时性、分包式的零工经济和流众（precariat）特征。数据商品的零边际成本和网络效应使其生产成本极低并可反复出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价值剥削的重要途径。三是广告时间商品化，即广告受众的在线消费时间就是为平台、媒体和广告商贡献的劳动时间。三种手段化零为整地填满了所有时间空隙，伪装成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弹性工作制度、自由上网体验和民主管理氛围，巧妙而顺滑地模糊了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使劳动在观念层面遁形消失，却实质性地极大延长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整个生活时间被垄断，数字资本主义极化了信息不对称并加深了与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平等问题的关联程度，绝大多数个体沦为透明的信息蚁民。从异化到分离，消费主义完成了由物质化转向非物质化的社会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离成为数字资本施行柔性统治和价值剥削的更高级手段，换言之，“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分离是景观的全部”。与系统控制的分离术相对照的是个体（可以是个人、社群、组织或地方）抵抗并共建的多元群岛，二者构成了数字社会文化建构的永恒命题，进而重塑城市文化及其空间模型。

3 群岛：消费都市的空间文化模型

3.1“流”与“岛”的隐喻

3.1.1全球化的“流”：系统的海洋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如前所述，交换价值作为数字消费空间（资本未来的主要形态）的文化内核【卡斯特（Castells）把全球网络社会的基本文化模式概括为4种：品牌消费主义、网络个人主义、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它们平行发展且都以交换价值及其传播为核心】，要求更全面彻底的社会流动。空间在全球尺度的流动化生产已成为数字社会最基本的空间实践形式，具有智能化、匿名性和共时性等特点，致使空间的性质和意义不断变化，表征为一系列流变的地点组合与关系结构。鲍曼（Bauman）把这种结构性的瞬逝流转态称作“液体现代性”。流动空间的本质是资本构造的系统并化身为“海洋”，普适而均质，由庞大的传播网络与平台化的基础设施组成，为物质与非物质的一切变化提供不变支撑，代表着抽象的全球空间；数字、符码、货币和媒体都在其中。“海洋”包罗万象，在通过信息、组织和技术的流动把服务普惠化的同时，也暗中将各种基础性规则、标准和意识附加于具身感知之上，为的是创造一种隐匿却遍在的算法化“自然”环境，以占有和支配大众生活。在系统中，服务即统治。

3.1.2 地方性的“岛”：局部的抵抗

此外，卡斯特也指出，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于网络与自我的两极建构，并提出“认同的力量”来行使网络的反权力；地方空间之于流动空间的自我解放性质，便是反权力的代表。由于全球媒介利用符号影响消费者心智，反权力者就必须创造属于自身文化的内容和符号——如建筑领域的王澍、多西（Doshi）、巴瓦（Bawa）、卒姆托（Zumthor）和凯雷（Kéré）等普利策奖大师，基于源自地域传统的设计观念、语言和方法建构，对全球化展开个人色彩鲜明的空间与文化批判——并同样使用网络，挑战资本预设的权力关系，再现生活世界。另一类抵抗更为柔和，其模式也更可复制，如四叶草堂团队长期不懈的社区花园自建，基于直面问题的不屈立场，经由改造剩余消极的小微公共空间，组建更庞大的行动者网络，产生良性可传播的社会效应与规模效应，指引出治理转型的潜在机会。两类方式都推动了地方空间输出的自发性和激进化，践行着列斐伏尔（Lefebvre）期许的日常生活革命。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地方空间已然被纳入全球化与网络化的现实，使得任何抵抗性的文化自觉形式都只能是全球系统内部的抵抗（普利策奖和商品房小区都是资本的权力话语），虽表现出抵抗的多样性与高质量，却注定是少数的或局部的，即资本大工业与媒介体系控制下的个体的、具体的诗意，如同海洋中的岛屿，最终形成众多碎片状的地方性与实验性群岛。这些岛屿化的异质空间并没有清晰可辨的物理边界，而是由某种特殊性或向心力聚合起来的多中心的弥散场域。它们努力打破既定规则却无法脱离信息海洋的包裹，任何真实稳固的特定场所及其经验和意义都不可避免地被接入网络，实现了地方空间（异质性内容）的信息化生产和交换【如成都玉林社区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北京国际设计周分会场多次选择大栅栏历史街区，腾讯投资的热播剧《三体》把王澍设计的宁波博物馆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等等】，成为媒介之网中的独特节点而重新定义自身；简言之，资本强大的包容性使得群岛本身也成了数字消费空间的一部分。

如果说，资本利用消费主义与数字技术分离个体以便于更广泛的社会控制，那么，群岛模型则倾向于一种由分到合的、自组织的再结构化形态与过程，并已显现出两种原理性图式，或者说，两种景观意象。

3.2 两种群岛图式

3.2.1 新自由竞争主义的景观意象

个体的分离在带来有限自由的同时，亦将所有个体集体性地抛入无限的竞争循环当中。个人作为最小社会单位，只有让自身的生产力最大化发挥，才能在全球市场赛道中生存。要求人人创新成了必然。因此，第一种意象来自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图景，可追溯至库哈斯（Koolhaas）著作中的《俘获地球的城市》（图3）且正在当代发生。图中的曼哈顿网格铺设了一个抽象而稳定的基础设施框架，可无限承载多元而持续的社会变化，肆意释放着无数个体资本的癫狂欲望；极少要素的理性限定与极多内容的非理性杂交表现为主题消费空间的等价并置，催生出欲望、产权和（表皮）异质性在物理空间中最大化集合、增殖的“曼哈顿主义”及其拥挤文化。城市、建筑、图像或文本都不过是这一文化逻辑作用于大都会的互文性书写形式，并渗透进所有符号，形成范式。网格关注的是可计算可预测的收益计划，其本质是个体介入现实和自我身份展演的平等场域与治理模型。网格的标准化激发了每个独立街区发生突变的空间潜力，且个体间的竞争和相互批判越激烈，整体涌现的汇演和娱乐气质就越强烈。摩天楼如雨林般的景观基质属性得以凸显，其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足以成为中心，曼哈顿的中心只能是中央公园。因此，“俘获地球的城市”可看作当代消费空间的理论图解，揭示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转换机制。而当下的电商、慕课或直播间等一个个平等又竞争的虚拟格子借助影像和传播技术复刻了这一原理，与曼哈顿别无二致，并再次覆盖了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地。

图3 《癫狂的纽约》中的插图《俘获地球的城市》

3.2.2 算法城市主义的景观意象

相较于第一种意象对个体性的极尽彰显，第二种意象更具未来指向。看似柔软自由的个体（街区）被更宏大的整体力量所覆盖，呈现共时性的连续与历时性的差异；中心从视觉上完全消失了，但实际上算法的控制变得更强大了。拓扑网格的三维变形代表着有形与无形的基础设施，定义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社会边界和状态，使城市空间向着一种绵延有机的算法统一体（或可称之为“算法城市主义”）演进而非曼哈顿式的单体并置，水平与垂直双向平滑过渡的基质景观是对顶层治理的隐喻（图4）。异质岛屿从固态向液态的转型——如同普莱斯（Price）对城市演化从煮蛋到煎蛋、再到炒蛋的比喻，即从“核心—边缘”明确的中心化模式演变为多中心模式、再到边界消解去中心化模式——使得偶然性、开放性、模糊性和延展性等“流”空间特征渗透进个体内部，直至包裹全域，自外而内地扩展了事件、技术、媒介、场景和自然的即时连接能力与密度。数量众多的个体叙事在获得自由表达权的同时却又空前地受制于总体，任何个体层面的变异都无法影响全局。也就是说，单体尺度上的形式操作将无关宏旨，比例、韵律、细部等美学和手法统统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景观基质的不定形、过程性和自组织，并衍生出新的设计语言与方法论。这里不再强调卓尔不群的地标和纪念物，而是溶解为“没有建筑的环境”，一个数字化生成的人工地表、一种与传统城市图底关系截然不同的构造类型。此外，数码物【指数字化生产的物品，如3D打印和数智建造技术，展现出个性化定制及其大规模生产的广阔前景，或将成为未来社会消费品生产的主流趋势】的兴起和普及亦将进一步增强该意象的空间生产力，是非物质性生产对物质性生产的又一次赋能和迭代。

图4 哈迪德的新加坡纬壹科技城方案

综上，作为虚拟化的核心，非物质性的价值生产与交换为资本新一轮的积累和循环创造了无限可能，其空间算法也无疑给规划设计学科带来了系统性影响。群岛作为抽象的算法海洋中的异质片段，是抵抗社会分离、系统控制和数字殖民的超越性力量，群岛内部与群岛之间的（再）连接密度是超越的关键。

4 连接：超越性群岛的三重性

4.1总体性的算法话语修正

数据和算法作为最主要的数字资本形式，是流量交换的基础。数字空间中的任何留痕都会变成数据，堆栈在服务器或某个终端里。平台则凭借算法建模提取、消化和编码了可用于获利的数据，“遗弃”了那些被斯蒂格勒（Stiegler）称作“剩余数据”（surplus data）的原始部分，最终以规制化的数字界面示人；换言之，我们（主体及主体间性）被数字界面中介化了。界面之下是OSI或TCP/IP之类的各种底层协议及其数字交换场域，赋予了数字空间运行的统一秩序和平滑体验。算法化的“接口+协议”因而成为虚拟主体之间、虚拟主体与数据生产之间建立关联的根本所在，也是数字空间伦理的建构基础。资本平台的牟利和控制倾向使其算法设定单一化，滋生数字霸权、数据监控和垄断等新的不平等，把大众的身体与行为置于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说的“透明社会”状态中而被潜在操控。算法话语的正当性重构是实现总体性超越的必经之路，需要发明一种新的平台话语，发现并引导资本为人本服务的正面成分，以增强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价值导向，推动社会创新和算法善治，如国家或企业平台为无数小微个体的低成本创业创造条件，在资本一体两面的组织博弈中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与行动领域。

在蓝江教授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改良方向是共享——因为一般数据来自共同生产，其中的生产者（用户与平台）实际上很难分出彼此；故与其产权分割，不如产权共享，共建基于共同数据的共同体社会，从而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以小库科技持续迭代的AI建筑大模型为例，除了提供常规的云服务器、操作网页端、界面模板和自定义权限等软硬件基础设施，还通过内容（图像生成与模型训练）分享生态、著作权归属和交易价格设置等人性化协议来支持个体建筑师自主创建、累积和迭代独具特色的小模型与专业数据库（即分布式微平台），并促成所有创作者之间、创作者与使用者之间良性可持续的价值交换和知识互惠。这种多模态的自组织结构及其连接的众创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开源、共享和趋近公平的算法话语方向，有利于提升群岛的关联度与集体势能。不可否认的是，各类专业化平台在赋能行业垂直领域的同时，也集中收储着个体的全部专业数据；而这恰从侧面说明，个人的创造力必须与组织资本相结合，才更有可能研发和改进社会产品。

4.2群体性的社会设计实践

历史上的群岛模型大致可分为自由式、否定式和肯定式三种，晚期现代性群岛属于肯定式，即接受资本生产体系与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成分，并在内部通过创造性地重组和调用各种社会、文化、政治、自然及空间资源，对既有规则进行局部的批判性解构和持续性改造而非断然决裂或逃逸，由此生产新知识、新方法和新媒介。群岛之间既保持彼此的差异性，又寻求思想基因、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上的广泛联合，创建临时性与实验性的行动者网络。社会设计是当代群岛空间最主要的自组织实践形式，如当年的包豪斯学校、阿拉维纳（Aravena）的智利“半宅计划”、周子书的地瓜社区、韩涛的中国油画院、王澍的富阳文村、左靖的“碧山计划”、北京“清河实验”社区治理以及众多公众号社群等不同模式或混合模式，都旨在从局部或地方出发，以文化和权益为社会黏合剂，借由现实问题对社会关系展开再设计和复杂调适，矫正竞争与等级制下的多方主体权力配置，重建社会修复与社会创新机制，以期良性干预社会进程。

这些群体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媒化手段来拓展社会设计潜能，呈现为一种网络群岛的自发式连接和交换，编织出全球社会设计实践的意义网络，极大增加了群岛的关联度，也为新群岛的生成创造条件。在此合作过程中，资本与人本显示出更加综合复杂的博弈关系，相互利用又彼此扶持，实现价值转化。以中央美院的“现代性”主题慕课为例，通过线上交流的设计和组织，让被物理时空区隔的多元视角团结起来，构筑一种守望互助的星丛式社会情境，使独立的学术星体和星座集结成文化批判的主导力量。

4.3 个体性的日常境域回归

资本塑造的系统海洋已然覆盖了整个日常生活的底色，每一个体都是沉浮于其中的小岛，造成了现代人的无根性。具体的场所也被资本和技术抽象成一系列拓扑点线，与其他空间无异。生活世界的丰富感观、现象和具身关系被大幅度压缩甚至抽空。数字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加剧了这种抽象和失根，用注意力转移的隐性方式在技术界面与真实的大地和生命过程之间植入一层看不见的巨型装置，如同意大利先锋团体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拼贴作品《超级表面》，全面遮蔽并切断了人与世界直接而本真的源初关联，身体在生存环境的祛魅中被殖民（图5）。因此，个体性的超越须重回生活世界的境域（horizon）【是胡塞尔（Husserl）哲学思想后期“发生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在此后不同时期的不同哲学家那里获得持续扩展，但其基点始终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追问】本源。具体地说，回归日常生活的“自然—历史—社会”三重境域，重建人与周遭世界的深度连接，从中发现和显现创造的可能性。其包含两层意涵。

注：这是一组拼贴风格的艺术影像，抽象的匀质网格隐喻同一性的规则系统，全域覆盖的形式遮蔽了真实的大地，使生命只能游荡在一个无生命的人工界面上而无法扎根，也没有希望。这一意象与当代艺术理论家乔森·克拉里所指的由平台资本和智能算法控制的“数字焦土”不谋而合。

图5 超级工作室的图像作品《超级表面》

一是重新关注并扎根地方、附近和身边。通过与场地历史和社会的深度连接，获得真实的空间感受、融合的生命状态和内在的自由意志，在过程性与在地性的时空合一中重启那些被抽象系统（包括数字算法、学科规训、生产体制和社会惯性等）所减除的“剩余数据”【那些唯存于具身经验中的地方知识、技艺、诗性和意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8年的乡村隐居经历及其后来的语用学转向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使之以新的方式或情境呈现在世界面前，重建价值理性。而只有达到这种境域化的深度连接，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才成为可能；相反地，那种形式化与表现性的浅层连接注定是缺乏创造力的。二是开启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新境域和新创造，如新媒体艺术、加密艺术和脑机艺术等新类型，在虚无地刷屏和浏览之外展现出新的思想启蒙意义。以艺术家徐冰为例，其《木林森计划》《地书》《蜻蜓之眼》《汉字的性格》等以传播和影像为主的非物质性作品，便是从日常生活的当代性中发掘社会能量与历史基因，利用具有“社会现象物”属性的数字媒材和渠道，深入探讨跨文化与民族文化双重语境下的符号、伦理、制度和世界观等命题。可以说，徐冰之所以高产高质，是因为他一直沉浸在与世界深度连接的境域化状态中：持续创造，因而自由。所以，个体层面的境域回归所再生的有根性与创造力，使人本能够反向收编资本，成为独特的存在而克服同化，微光成炬。

5 结论与讨论

新冠疫情客观上助推了资本空间生产的虚拟化进程。从表层的城市形态到深层的城市结构，数字资本正在全面重塑物质空间组织、建造和运转的各个环节与领域，且重塑的速度、深度和复杂性前所未有。通过对技术系统、社会分离和文化群岛的理论萃取，数字消费空间的基本模型得以初步建构，为未来城市的空间模式预判和生成提供了学理支持。这种学理上的变革赋予学科范式改造以巨大潜能，随之带来一系列新的空间生产议题。这里借用观念艺术大师科苏斯（Kosuth）的代表作《一把和三把椅子》——它把柏拉图式【柏拉图的模仿论认为：现实是理念的影子，艺术则是对现实的模仿】的理念（概念或文本）、实物（物质性中包含着数据）和图像（非物质化再现的幻象）从右往左依次推演，折射出人类文化生产的三种基本方式（图6），其中的转换逻辑延伸出空间认知与设计的三个内在追问。

图6 科苏斯的观念艺术作品《一把和三把椅子》

首先，建筑与城市空间的网络效应会呈几何级倍增，如纽约的网红建筑Vessel【（俗称“大松果”，见本文图1左上），并无传统建筑学意义上的功能，但自建成伊始便迅速成为网红建筑，后因多人在此跳楼而宣布关停。然而自杀现象又频繁地将该建筑推向媒体和网络的顶流，使之成为热搜话题】般为了媒介传播而建以响应在线（而非在地）社交的物象载体，或将大量存在并在颠覆地方空间感知的同时，派生出新的空间模式与建筑类型。建筑图像的虚构生产则更注重形式和场景的瞬时性与多义性，对空间的功能要求更加灵活模糊，“功能追随形式”将常态化。其次，就物质环境而言，非物质影像及其传导设备对介质的普遍需求，将颠覆传统的空间美学与建造逻辑，为城市建筑提供新的设计要素（如城市屏幕）、语言和方法论。贯通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空间介面化趋势凸显。再者，也是最需要思考的，数字消费空间如何作用于文化（再）生产。若反向生产，即以“图像—实物—理念”的顺序，非物质性的艺术表现与媒介传播将倒果为因，成为感知世界和文化生产的起点，那么，其最终通达的理念将发生怎样的偏离甚至颠覆？具体的实物将以何种方式被生产并改造我们的现实世界？文化的编码与体验机制在这一逆转过程中将发生怎样的勾连或突变？而被裹挟其中的群岛，未来将如何演进？这些议题的解答注定是开放的，不仅需要可能性、前瞻性和想象力，还需要体系与范式，值得持续探讨。UPI

编辑 | 张祎娴

排版| 徐嘟嘟

审定|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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