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家文稿：【党员课堂】新时代反腐倡廉的制度设计与价值观培育

中国古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些简单的语句蕴含着深刻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压态势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纵观历史，中外都曾开展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比如明朝朱元璋主推的反腐肃贪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展的反腐败运动。从以往这些运动看，虽然反腐败会带来一些短期的负面影响，如打破一定时期形成的社会稳定状态，但是其带来的长远利益远大于短期的调整成本。如果我们不下大力气进行反腐败斗争，那么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不受控制地扩大，我国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裙带政治关系的深渊。反腐败既要“治标”，涤荡官场旧习，也要“治本”，营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治本之道。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大于法治

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采用人治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家天下的统治秩序使中国人长期深陷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束缚，这样的道德要求固化了人际交往关系，虽然能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也带来对上级的盲目服从。

人治传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历史时期的人治传统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权力腐败表面上看是一个政治问题，本质上却是个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权力腐败本质上是权钱交换，人治社会传统为其提供了温床。虽然官员贪污腐败主要受其自身修养有瑕疵、政治立场不坚定等因素影响，但也与人治社会下人际交往、政治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

当权力过分集中，制约不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利用权力的寻租行为就会层出不穷。很多落马官员都利用裙带关系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寻租设租，谋取自身利益。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增加运行成本，使得整个社会经济运转效率低下。官商勾结、寻租腐败，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

党的十八大之前，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给部分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唯GDP”的考核方式极易推动官商勾结，使官员成为“官员企业家”，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生态。进入新时代以后，裹挟在这些利益生态中的官员对新的政治生态持观望态度，在对既有利益损失进行计较、对未来预期利益的不确定性感到忐忑不安中表现出“为官不为”的灰色心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相对平衡后，我们在反腐和改革两个层面破坏了业已存在的利益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取得显著成绩。中央八项规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人事再布局、为法治立威、为改革加码，每一次举棋落子间都有着鲜明的新气象。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反腐机制。反腐不能停，不能搞成一场政治运动。如果只是“一阵风”，那么官场的旧风恶习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就会失去一次移风易俗、建构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机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建构现代市民社会是十分必要的。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356.3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100.7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17.5万件。立案87.7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4348人、县处级干部3.5万人、乡科级干部12.1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10.4万人。处分88.9万人，其中党纪处分68万人、政务处分27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厅局级干部3838人，县处级干部3.1万人，乡科级干部11.2万人，一般干部12.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61.3万人。

不破不立。党中央重拳反腐的目的是要打破官场政治旧生态，打消官员侥幸观望的政治投机心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建立正确价值取向，使官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三）法治是反腐的利器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急需将改革中形成的理论模式法治化、制度化，这也是打破人治传统，构建法治社会，建设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有利时机。法治可以克服人治的缺陷，保证权力在决策过程中不被滥用。人治社会，办事依靠裙带关系，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决策；法治社会，决策过程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决策结果更为理性。法治为实现机会均等原则提供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机会是均等的，这是最经济的运行方式，而寻租设租、“拍脑袋”决策则会干扰市场运行机制，带来决策成本。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不可偏废。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相对于人治社会，法治经济本身体现了文明的进步，是反腐的利器。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下限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有过有益探索，取得过成功经验，也经历过挫折与失败。比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理想，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要竭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这一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阶层，产生了各种利益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也成为社会经济利益主体的一员。政府官员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滥用权力，从而出现权力腐败问题。

无论是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还是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来说，我国政府应该是“强政府”。只有“强政府”才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学习别国发展的长处，肩负起推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任。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强政府”才能推动这一转型，处理好其中各种复杂利益关系。进一步来说，我国政府还应是“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然导致租金的产生，政府有权力，权力寻租。垄断产生租金，租金的存在为权力腐败提供机会，比如某些官员为自身利益主动创租。所以，我国政府既要做“强政府”也要当“好政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约束政府的行为边界，明确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用“十一个坚持”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昌明才能带来国强民安，忽视法治就会导致民怨国乱。

在推行反腐倡廉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在倡导廉洁的同时给予官员相应的待遇报酬，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探索建立在利益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物质激励机制。要在透明正当、公正公平的前提下，给予政府各级官员与其贡献相应的收入所得，这是我们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人才参与政治活动、社会管理，建设高效政府的正当有效途径。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法治是外在约束，德治化外在约束为内在约束。如果没有德治的基础，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就会加大；如果没有法治的强制约束，德治的自觉性内核就会遭到破坏。我们提倡建设文明社会，建构起人们要遵循的约定俗成的没有上升为法律制度的道德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倡导”，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传统德治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一）德治天下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德治天下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文化强调德治天下，内圣外王，道德与政治相统一，只有在道德指导下的政治才是王道，否则便是霸道、暴政，难以长久。这就要求为官之人要仁爱为政，清廉自律，这样的道德要求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处在异化的状态下。他从两个方面考察了资本主义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其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这是人与物的异化，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其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即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是工人与自己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中，劳动行为不属于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

生产劳动异化带来类本质异化，个人在本来意义上是和自己的群体、社会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类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分裂，个人迷失了他作为群体性的人、社会性的人的本性，变成了在利益上根本对立、彼此对抗、自我孤立的个人。《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自由”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核心，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使人得不到自由，故而要推动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使人重获自由。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时，才能彻底消灭剥削、私有制。

（三）反腐倡廉的治本之道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形成与发展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运行体制、意识形态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的道德要求。权力腐败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目标，也不符合中国德治天下的文化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道德领域出现一些突出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人丧失理想信念、价值观严重扭曲，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这些问题败坏社会风气，破坏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有利于早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目标。然而社会道德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加大了社会经济的运行成本，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导致有效供给减少，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权力腐败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使公民道德感丧失，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

形成全民共识的社会道德能够节约成本，法律制度规定了社会行为的底线，更文明、道德感更强的社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法治和道德都是公民要遵守的社会契约。因此，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府职责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特别是政府官员进行自我约束的道德要求，是更深层次反腐倡廉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