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室播放出轨视频，母女从“维权”变“违法”

韩国光州地检近日起诉了一对特殊的母女——58岁的A某与女儿B某。事件的起因，源于2023年5月女儿B某的发现：她在丈夫手机中，看到了其与同校女教师的不雅视频。愤怒之下，B某将视频转发给母亲A某，而A某为“替女儿讨公道”，手持证据两次冲进女婿任职的高中，在校长室等公开场合播放了这段视频，瞬间引发校内混乱。

然而，这场看似“维权”的行动，却让母女二人站上了被告席。检方以她们违反《性暴力犯罪处罚法》为由提起诉讼，在7月8日的一审中，要求对A某罚款100万韩元（约5200元人民币）、对B某罚款50万韩元（约2600元人民币）。面对指控，母女二人辩解称“当时受刺激到失去理智”，恳请法院轻判，但案件已凸显出司法与情理的碰撞。

这起案件并非个例，而是韩国性犯罪相关纠纷中矛盾的缩影：当事人本是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却因传播私密影像从“维权方”变成“加害者”。

2024年就曾有类似争议：一名女性为揭露前夫的性侵行为，公开了相关证据，最终却因“损害名誉”被判刑。此类事件反复引发公众对“受害者反遭惩罚”的质疑——当司法途径难以满足受害者的正义诉求时，部分人会选择“以暴制暴”，而这背后，是韩国民众对性犯罪司法体系的信任危机。

近年来，韩国频发恶性性犯罪事件，从震惊全球的“N号房”案，到泛滥的AI换脸色情视频，一次次突破公众底线。当司法惩处力度与公众期待脱节，“私力救济”便成了一些人无奈的选择，却又往往陷入“维权违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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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对母女的案件同期，韩国正被数字性犯罪的浪潮席卷，且呈现出“工业化”“低龄化”的可怕趋势。

犯罪者只需一张女性照片，通过AI技术，5秒就能生成逼真的不雅视频，再通过境外平台“电报”（Telegram）传播。2024年8月，该平台单日活跃用户达22.7万人，同期受害者已超600人，其中近90%是未成年学生。更令人忧心的是，加害者也日趋年轻化——70%为10-19岁的青少年，甚至有人轻描淡写地称“用同学照片P图只是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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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总统尹锡悦下令严打，但由于服务器位于境外、电子证据易销毁等问题，案件侦破率极低。这种失控状态不仅让更多人陷入恐惧，还引发了“狼来了效应”：公众对性犯罪控诉逐渐变得多疑，“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成了常见态度，反而让真正的受害者更难获得帮助。

当前韩国的性犯罪治理，正面临法律与科技的双重失衡。一方面，对“深度伪造”等新型数字性犯罪，现行法律最高仅判5年，惩戒力度不足；另一方面，像这对母女一样传播真实私密影像的行为，却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法律尺度的失衡亟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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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法难以跟上科技犯罪的速度，当受害者的正当维权之路屡屡碰壁，韩国性犯罪引发的争议，早已超出单一案件本身，成为对法律体系、社会伦理与科技治理的综合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