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婆婆儿嘎嘎走时，我们都离开天井屋很久，也很远了

在土家族的称谓谱系里，许多地方都把外公外婆唤作嘎嘎。但在我的家乡茶园村，这声嘎嘎却像被放进竹筛细细筛过，外公要叫男嘎嘎或胡子嘎嘎，因着他下巴那撮灰白的山羊胡；外婆则叫女嘎嘎或环子嘎嘎，早年她总在耳垂上挂着银环，走动时叮铃轻响。母亲的姑舅姨们，我们也顺着叫姑嘎嘎、舅嘎嘎、姨嘎嘎，唯独我家的“婆婆儿嘎嘎”和“老头儿嘎嘎”最是特别。这般称呼，在我所知晓的范围内独此一家，外头人听了总要愣神：“啥，还有这种叫法？”

婆婆儿嘎嘎、老头儿嘎嘎与我们本无任何亲缘，两家原是穷得锅底朝天的乡亲。土改那年，他们与我的父辈一同分了地主家的天井屋。他们家在前屋，我们家在后屋，每日回家必穿过她家厅屋。厅屋的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推开厚重木门，能看见她家灶膛的火星子；哪家在烧苞谷吃核桃，隔着板壁能听见火塘里的苞谷烧得噼啪作响，香味也能顺着板壁缝儿钻过来。那时候穷归穷，两家人的日子却像炙烤在油烬灰里的核桃，同一外壳，里头却是抱团取暖的“阶级兄弟”。

称呼他们嘎嘎，原是因婆婆儿嘎嘎的前夫与我母亲同姓秦，论年龄竟比我外婆还大上几岁。在土家山寨，同姓便是同根，长者为尊，即便没有血缘，这声“嘎嘎”也得叫得恭恭敬敬。

小时候我们个个是“哭包”，母亲哄不住时，就往堂屋外头喊：“老头儿，快来捉哭娃子哟！”话音未落，老头儿嘎嘎就抄起响竹篙（用竹筒做的本是赶鸡用的工具），在火塘的柴头上敲得梆梆响，接着模仿狮子老虎乱叫。若我们还闹，婆婆儿嘎嘎就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里拎着装洋芋的麻袋，轻手轻脚地摸过来。我们远远望见那片棕褐色的蓑衣影子，立刻收了哭声，扑进母亲怀里偷瞄：她明明走得极慢，可那斗笠边缘晃动的竹篾，却像怪兽的爪子，挠得我们心惊肉跳。

后来才懂，他们哪里是在捉哭娃子，分明是把最笨拙的温柔，藏在竹篙的响声里，裹在蓑衣的褶皱里。那些年天井屋漏过的雨、木梁上结的蛛网，都在时光里淡了。两位老人也离开我们有二三十个年头了。唯有这两声嘎嘎，还带着柴火烟的味道，时常在我心头绕来绕去。

婆婆儿嘎嘎本名覃祥梅，也是在如花似玉的季节从秭归磨坪远嫁而来，丈夫名叫秦应地。夫家兄弟姐妹众多，婚后不久便搭建了窝棚，自立门户。两人鸡鸣而起，夜半方归，以租种大户人家的田地为生。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日子也渐渐好起来。正当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时，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为补充兵源，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政策。秦应地作为家中长子，被保长列入名册，并在名字下画上了两道重重的红线。

白天一场暴雨狂风险些将窝棚掀翻，棚顶漏雨如注，四壁透风刺骨。黄昏雨势渐小，秦应地正踮脚往棚顶苫茅草，忽然三个乡丁闯进来，领头的敲着枪托喊：“秦应地，上头点了你的卯，明早到乡公所报到！”

他攥着茅草的手直哆嗦：“老总们行行好，您看这棚子漏成筛子，我婆娘娃儿连个遮雨的地儿都没有，宽限几天行不？等我把屋顶苫牢实了再走！”

“少废话！武汉战事吃紧，党国抓丁还能等你搭好金銮殿？”乡丁啐了口烟沫子，麻绳已勒进他肩头，两个乡丁架着他就往泥水里拖。婆婆儿嘎嘎抱着孩子扑过来，被另一个乡丁用胳膊肘撞得趔趄后退。

他被拖出棚门时突然挣脱，面朝妻儿重重磕头，额头磕在青石板上渗出血来：“祥梅，明天你去后山挖些蕨根，淘点蕨粉喂孩子，别指望我了。”话未说完，就被乡丁们架着消失在暮色雨雾里。

女人本弱，为母则刚。当婆婆儿嘎嘎独自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时，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微笑里。她不仅学会了纳鞋制衣、纺麻织布，更是学会了简单的木工、篾匠活儿。她做的锄把、背篓、撮箕灵泛好用。她还掌握了许多民间偏方，如每年端午节，她都会手持竹篾夹子，在墙角门缝捉几只蜈蚣，放在盛有桐油的竹筒里，治疗蚊虫咬伤有奇效。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勤劳的女人。正当她满心欢喜将孩子送入学堂，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却夺走了孩子的生命。自此，再没有人见过她流泪，窝棚里也没有亮过煤油灯。每天收工后，她都是坐在大门口抽旱烟，不时地向路口张望，似乎在等丈夫和孩子同时归家。

她种的旱烟收了一季又一季，她也抽了一把又一把，终究没有盼到想盼的人。

她就这样在期盼中等待，在等待中受尽煎熬。一九四五年，经媒人撮合，且征得夫家长辈同意后，她与流落村里的李石匠结为夫妻。在土家族习俗里，这种寡妇招夫入门的婚姻，男方需先改名换姓，作为继子填房。于是李石匠沿用了婆婆儿嘎嘎的前夫秦应地的名字，以顶门立户。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继子填房的旧俗，他便申请改回本姓“李”。由此，李石匠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的老头儿嘎嘎。

自打我记事起，没见过老头儿嘎嘎撑撑头头走过路，他总是佝偻着腰，两只手就像挂在肩头上的桡片，前后划来划去；他也没有下地劳作过，那时，婆婆儿嘎嘎是壮劳动力，一个人挣工分，供两口人吃，日子也过得快活。一九六九年，婆婆儿嘎嘎作为公社劳模和栗坪大队三生产小队妇女队长，曾到大寨大队参观学习过。而老头儿嘎嘎似乎总是坐在火塘屋里抽旱烟，喝罐罐儿茶。

他那杆烟斗很有特色，黄铜斗嘴磨得发亮，中间以四五尺长的斑竹相连，竹节处被手汗浸出深褐的包浆。走路时往掌心一拄，便是根带烟香的拐杖；若在火塘边坐定，只需欠欠身，铜斗便能探进火塘里，火苗一蹿，烟锅里的旱烟丝就滋滋啦啦冒起青烟。他吧嗒吧嗒地抽几口，便在柴头上轻杵几下，看火星子簌簌落进灰里，再将烟杆竖进板壁缝里，留个铜嘴儿在阴影里闪着钝光，等会儿想起来接着咂几口。

到了冬天，我们总凑到他那里烤火，他也乐意讲一些鬼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则对他与我们不同的口音感到好奇，总喜欢对他的身世刨根问底。

然而，他却对此讳莫如深，闪烁其词。在我们的苦苦追问下，他又拿起烟斗，深深地吸了几口说:“我是成都人，一九四三年芒种过后，我去做石匠手艺，想赚几个零用钱，途中被抓壮丁后，直接被押到重庆。在那里被长官打骂，身上的伤没好过。三个月后，我成了一名合格的重机枪手。然后随部队登上木船，顺长江而下，途经万县、巫山、巴东到达三斗坪。途中，不断有日军飞机呼啸掠过江面，丢下一颗颗炸弹，大船被炸得燃起熊熊大火、冒出滚滚浓烟，小船则直接被掀翻。”

他接着说：“我们到三斗坪的次日清晨，长官训话时说要休整几日，让弟兄们各自挖好掩体，等候上峰指令。刚扒拉完早饭，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就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几个低空俯冲，机翼擦着树梢掠过，接着一排排炸弹就跟下饺子似的砸下来。土浪掀得老高，一块弹片嗖地扎进后腰，我当场栽进掩体里，泥土溅了满脸。等烟尘稍微散了些，一股混着血腥与皮肉烧焦的气息直往鼻孔里钻，远处断垣残壁下，还能看见几具烧得蜷曲的尸体……部队开拔时，把我撂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伤势渐好，就开始做跑山石匠，两年后到了茶园村，成了你们现在的老头儿嘎嘎。”

我们听得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起身揍日本鬼子几拳。于是，继续追问：“那您怎么不回成都？”他那拉长紧绷的脸立刻活泛起来，堆满了密密皱纹，嘴角上翘，显得有些亢奋地说：“成都是鱼米之乡，我老家又在近郊，富裕得很。不像这里一年到头都是吃苞谷洋芋。前些年和兄弟有书信往来，兄弟叫我们回去，可你婆婆儿嘎嘎怕去了受人欺负，死活不愿意。我虽是一身伤病，但也不能丢下她独自去享福。”他顺手从椅子下面取出一个摸得发黑的信封，颤抖着拿出母亲和兄弟的照片，轻轻抚摸，眼泪簌簌地落下来，继而号啕大哭。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脸，吓得不知所措，撒腿就跑。自此，再也不敢听他讲故事了。

在往后的很多日子里，老头儿嘎嘎总是半夜惊醒，喊打喊杀，拳打脚踢。他的拳脚有时打在床头上，有时打在木箱角上，受伤了，她帮忙涂上紫药水；更多的时候是落在婆婆儿嘎嘎身上，她不责骂，也不还手，而是想尽办法让他清醒过来，继而安抚他受伤的心灵。

老头儿嘎嘎走了，她亲手砍竹子，划竹篾给他做了一个花圈，还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乐师鼓手，高亢雄浑的土家撒叶儿荷在山间回荡，漫过一山又一山，也不知道他的游魂是否随音波回了成都。

第二天一早，老头儿嘎嘎归于大山，她却始终面带微笑。

老头儿嘎嘎走后，她似乎变得爱热闹，也爱管“闲事”。每每我家来了客人，她都会凑过来日白粉经；我们放学回家，她又是问学习情况，又是问生活能不能吃饱，貌似比父母管得还宽。但不管她一天来多少次，母亲都会奉上一杯热茶，顺着我们叫一声：“婆婆儿嘎嘎，您喝茶！”

婆婆儿嘎嘎走的时候，我们都离开天井屋很久，也很远了。不知道她是否又面带微笑和老头儿嘎嘎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