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一场被高估的“教育盛宴”与需要正视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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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录取通知书如雪花般飞向千家万户，当"大学生"这一身份从精英标签沦为大众标配，我们是否曾冷静思考过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扩张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外卖、快递、摆摊甚至零工经济，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现实，大学扩展导致的就业更难，导致学历贬值、就业挤压，最终让无数年轻人被迫从事低门槛、低保障的工作。

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最初的84.8万激增至如今的千万量级。

学历的稀缺性被彻底稀释，曾经"大学生"意味着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或白领岗位，如今却沦为就业市场的普通劳动力。

用人单位也不断提高学历门槛，"本科起步"变成"硕士优先"，甚至出现"博士生竞争城管岗位"的荒诞现象。

这种学历与岗位需求的错配，导致大量毕业生被迫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甚至"高学历低收入"成为常态。

当送外卖、摆摊成为毕业生的"保底选择"，说明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无法为年轻人提供匹配的就业机会。

当大学生发现，辛苦读书二十载，最终收入不如外卖员、摆摊小贩时，读书无用论再现，"读书改变命运"的信仰开始动摇。这种挫败感不仅影响个人发展，更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价值混乱。

家庭倾尽财力供孩子读大学，换来的却是低薪、不稳定的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进一步加剧教育焦虑。"学历贬值"导致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

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信心，选择"慢就业"或"主动低欲望"，社会活力被削弱，"躺平""孔乙己文学"盛行。

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留学、实习、人脉资源获得更好的机会，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能陷入"学历内卷"的恶性循环，社会阶层固化加剧。

而且，不光大学本科教育，还有硕士，博士都在扩招，越演越烈！

大学扩招20余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显著扩大。

本科毕业生从1999年约85万增至2025年超1200万，增长近十几倍；硕士毕业生从5万增至约100万，增长20倍；博士毕业生从不足万人增至约10万，增长超10倍。

20年多来，毕业人数增长十多倍，学历供给总量大幅攀升，增速近年趋缓，部分领域出现学历"内卷"现象，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凸显。

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大学扩招曾被冠以"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公平"的美名，如今却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远比预期复杂得多的社会图景。

在这场看似皆大欢喜的教育盛宴背后，隐藏着就业市场的结构性断裂、学历通胀导致的人才浪费、教育资源稀释引发的教学质量滑坡，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大学扩招不是原罪，但当它被异化为缓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拉动GDP增长的工具和粉饰教育政绩的筹码时，我们不得不直面这场"教育大跃进"留下的满目疮痍。

大学扩招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就业市场供需关系的彻底失衡。

1999年教育部宣布大幅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时，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0.5%；而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4.4%，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经济增长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增速远远落后于毕业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2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076万的历史峰值，而适合应届生的高质量岗位仅约400万个，供需比约为1:2.7。

这种结构性矛盾催生了"学历高消费"现象——中学教师岗位要求硕士学历，街道办事处招聘清一色"985""211"毕业生，外卖平台骑手中不乏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者。

当送外卖成为高学历者的"标配"职业选择时，我们不得不质问：这场教育扩张究竟是在提升人力资本，还是在制造集体性的人力资源错配？

学历通胀如同货币超发，当大学生不再稀缺，其作为人才筛选信号的价值便急剧贬值。

1980年代，大学生占同龄人比例不足5%，"天之骄子"的称号实至名归；而今天，拥有本科学历可能只是获得一份普通工作的最低门槛。

这种学历含金量的稀释导致教育投资回报率直线下滑——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测算，2003年至201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从11%降至7%。

更令人忧心的是，学历贬值形成了"军备竞赛"式的恶性循环：家长和学生被迫投入更多资源追求更高学历以维持竞争力，而用人单位则不断提高学历门槛作为筛选工具。

这种"水涨船高"的游戏没有赢家，却耗尽了家庭的经济储备和社会的教育资源。

当一位博士生竞聘社区干事岗位成为新闻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选择的多样性，更是整个社会人才配置系统发出的病理性警报。

大学扩招的另一重代价是教育教学质量的系统性滑坡。

在"规模优先"的发展思路下，许多高校患上了"虚胖症"——校园面积扩大了，楼房新建了，学生人数翻番了，但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和管理水平却未能同步提升。

教育部2019年统计显示，全国高校生师比平均达到17.5:1，远超国际公认的14:1的合理水平。

这意味着每位教师需要指导更多学生，备课时间被压缩，个性化指导成为奢望。更严重的是，扩招导致部分高校专业设置盲目跟风，造成"热门专业扎堆，冷门专业无人"的畸形结构。

某中部省份教育厅调查显示，该省45所本科院校中，有38所开设了"会计学"专业，32所开设"英语"专业，而真正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工科专业却严重不足。

这种同质化竞争不仅浪费教育资源，更导致毕业生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困境。

大学扩招还被赋予了促进社会流动的使命，但现实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

理论上，高等教育应当成为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实践中，教育机会的阶层分化却日益明显。

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父母为公务员的毕业生起薪比农民家庭出身者高出约25%，且这一差距随学历层次提升而扩大。

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向重点中学集中时，农村和贫困家庭学生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正在收窄。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校变相提高学费、设置"贵族专业"，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教育优势，固化了原有的社会分层。

这种"教育产业化"倾向使得高等教育从"社会流动的引擎"异化为"阶层复制的工具"，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公平这一扩招政策的原始承诺。

面对大学扩招引发的多重危机，我们需要一场彻底的教育观念革新。

高等教育不应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更不能沦为GDP增长的数字游戏。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包括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并重——才是应对现代社会人才需求的理性选择。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工人享有与大学毕业生相当的社会地位和薪酬水平，这种制度设计有效避免了学历通胀和人才错配。

对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摒弃"唯学历论"的思维定式，构建能力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度控制规模扩张，集中资源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不同天赋和兴趣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长路径。

大学扩招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让所有人都能上大学，而在于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社会不再盲目崇拜学历，当高校真正回归育人本质，当职业教育获得应有尊重之时，我们或许才能说，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走出了扩招迷思，迈向了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这场迟来的反思，不应只是对过去的检讨，更应成为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因为教育的成败，关乎民族的未来，容不得半点虚妄与侥幸。

大学生送外卖不是终点，而是社会问题的起点。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迫送外卖、摆摊，这不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整个社会的警示。

学历通胀、就业挤压、价值观崩塌，这些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反而可能随着经济放缓进一步恶化。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革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未来的年轻人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需要我们的教育深化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高等教育必须去泡沫化，减少低质量扩招，优化专业设置，让大学教育真正对接市场需求。

二是职业教育升级，提高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让"蓝领"成为体面的职业选择。

三是经济结构转型，扶持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创造更多高附加值岗位。

四是社会保障完善，提高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让外卖员、摆摊者也能有稳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