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人物：朱熹、辅广、张栻、薛季宣、唐仲友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考亭、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青年时师事李侗，为程门四传弟子。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壬午应诏封事》）。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渊博、影响深远的学者，“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宋元学案·晦庵学案》）。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会众说而折其中”。哲学上主要承继、发展二程（颢、颐）的理气关系学说，确立了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为理学之集大成。天理、理是朱熹的最高哲学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根本，而“理”只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的抽象精神本体，“气”却是第二性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明确提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同上），强调理本气末。又借用佛教“月印万川”说来解释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总体的“理”即“太极”。他的“理一分殊”说是为封建社会“尊卑大小”、“各得其宜”的等级制度作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但也承认统一理所体现的万物各有差异和彼此间的关联。肯定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并对《周易》中说的“化而裁之谓之变”的命题作了新的发挥。认为事物运动的形式有“化”和“变”两种，“化”指渐渐消化的量变，“变”指“顿断有可见处”（《朱子语类》卷七十五）。解释“裁而化之”的“裁”是裁衣服的裁，指事物变化过程中的中断。因此“化而裁之存乎变，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变”（《朱子语类》卷七四）。认为质变在渐变发展基础上产生。论述事物变化运动的根本原因乃是事物的本身“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事物阴阳对立而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如寒则暑便在其中，昼则夜在其中，便有‘一’寓焉”（《朱子语类》卷九十七）。这一观点是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知行关系上，强调知先行后，“论先后，知为先”（《朱子语类》卷九）。但又认为“知行相须”，“论轻重，行为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则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同上），注意到“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认为论人性必兼论天命之性（“道心”）和“气质之性”（“人心”），人禀气而生，所禀之气有清浊，故有圣、贤、愚、不肖之分。在“理”与“欲”的问题上，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同上），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联结而不可分，但凡超越于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则与“天理”对立，故“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同上），“天理人欲常相对”（《朱子语类》卷四十）。主张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工夫，达到“革尽人欲，复明天理”，恢复人原有纯善的本性。在历史观上，以理学家的天理标准陶铸历史，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认为尧、舜、禹时“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人欲横流”，体现为“霸道”政治。认为编写历史要求“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明天理是史书的最高标准，“读书须是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卷十二），否则看历史“只是看人打架”（《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从事教育活动五十余年，教育方法上采取启发式，强调“书用你自去读，道德用你自去究索”（《朱子语类》卷八）。要求学习必须提出疑问，“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同上）。反对死背硬记的“温故”，主张在“温故”的过程中更换新知，“温故能知新，如所引学记则是温故，而不知新只是记得个硬本子，更不去里面搜寻得道理”，“若知新则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则常活不死矣”（同上），见解颇多新意。对于佛、道乃取其哲理部分，去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对自然科学知识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说它是“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人、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吸取北宋以来的自然科学成果，如以月蚀“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朱子语类》卷一）说明日、月、地球三者位置变动的关系和产生月蚀的原因。认为虹是“薄雨为日所照成影”（同上）。以高山上发现残留螺蚌壳的现象，论证海陆变迁之说。在美学思想上，重“道”而轻“文”，主张“文”为“道”服务，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反对苏轼关于“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提法，把“文”与“道”视为一体。把审美情感限制于儒家道德观念的范围，认为诗歌没有审美价值，只有伦理道德价值，“学诗之大旨”，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于此矣”（《诗集传序》）。以“中和”为审美的理想。认为人心在“寂然不动”的含蓄状态时是完全符合于“理”或“性”的。“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答张钦夫》）认为人的思想未与外物所感是处于寂静含蓄的状态，这很自然地符合“空阔净洁”的“理”的境界，也正合于“情之未发”的“性”或“中”。但人心为外物所感便产生“情”，然而“情”必须严格限制在“理”的道德观念的范围之内。这种理学家的美学思想，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在逻辑学上，注意“类”的分析，认为“天下有不可同之理”，立分类标准只是“就其异处以致其同”（《朱子语类》卷七十）。提出做学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下面做上去”，亦即类似归纳的方法。另一种是“自上面做下来”，亦即类似演绎的方法。前者注意“以类而推”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凡物有四隅，举一隅则三隅可推”（《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后者的演绎方法是一个“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的思维过程，“先见得大体，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对排中律的思想有所认识，认为不同观点的文字“最可观”，因为两者之中“必有一真”（《朱子语类》卷十）。对中国逻辑史有一定贡献。朱熹倡导的“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高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其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在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辅广南宋学者。字汉卿，号潜庵。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朱熹门人。因父功而袭授保义郎，转忠训郎。应举不第。晚年于家乡筑传贻书院，收徒讲学，学者称为传贻先生。恪守师说，认为“道理无空缺处，亦无间断时，一有空缺间断便欠少了”（《宗辅录》）。提出抽象的“道理”能驾驭和主宰一切事物，它居于人心中，为人所固有的“理义之心”。以为人的知识和道德是先验的，唯通过自我“涵养”和学习“圣人言语”才能启发出来，“学者须是将圣人言语熟读深思，昼夜玩味，则可以开发吾之知识，日就高明，涵养吾之德性，日就广大”（同上）。他的学说由其弟子传播于福建和浙东一带。著作散佚甚多，余下的由后人辑为《宗辅录》。

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张浚子。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迁于衡阳。少从胡宏“问程氏学”。官至右文殿修撰。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力主抗金，誓不言和。指斥时弊“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推崇北宋周敦颐《太极图说》，并以“太极”为最高范畴。认为“太极”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存斋记》）思想上接近程颢。主张知先行后说，认为有了“知”可更好地指导“行”，“知之而行则譬如皎日当空”，“未知而行者如暗中摸索，虽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与朱元晦》）。在治学方法上，提出“所谓观书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贤圣之言，亦更加详审”。强调不以“贤圣之言”为准绳。但又断言“所谓礼者天之理也”，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不变的规律和准则。为学主“明理居敬”，认为“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有《南轩集》。

薛季宣（1134—1173）南宋学者。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至大理正。曾从学于二程弟子袁道洁（溉），“得其所传，无不可措之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后自成永嘉经制之学。为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全祖望《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故世称其“功利之学”。认为“道”不离“器”，“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浪语集·答陈同甫书》）。又认为“彼天之道，何与于（干预）人之道”（《浪语集·与沈应先书》），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性命，重视实际的效用。黄宗羲谓：“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艮斋学案》）其学说由陈傅良继之，至叶適而集大成，形成重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有《书古文训义》、《春秋经解指要》、《浪语集》等。

唐仲友（1135—1187）南宋学者。字与政。金华（今属浙江）人。曾任著作郎、江西提刑。其学“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宋元学案·说斋学案》）。强调学务经世，广泛涉猎天文、地理、刑政、军赋、经史、传记等。“痛辟佛老，斥当时之言心学者”（同上），认为他们以空言治世。鄙视朱熹之学。主性善说，以为人本性纯善，“善言性者当于‘复’观之”（《说斋文集·性论》），正如“尘去镜明，风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见”（《愚书》）。认为通过排除欲念而恢复先验的善的本性，须“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同上）。政治上强调“载道以济世”，注重经世致用。提出使民自养、自卫的御敌措施。有《愚书》、《说斋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