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建平：花塘土改试点的得与失

引子

＃本文摘自《莲花文史资料》第四辑——解放初期专辑(1994年9月)，作者贺建平，原标题《花塘土改试点的得与失》

关于解放初土改，估计了解的人现在已经不太多。地主与富农在历次运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被剥夺财产乃至身家性命。

地主阶级的消亡，是对还是错呢？从某意义上讲，地主就是农村的资本家。土地集体化与国有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而是在公平与效率二者中选择了前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或许是最好的注脚。

政治运动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请注意出版时间，勿做无聊争论！

正文

四十四个春秋过去了。每当想起在花塘村搞土改试点的那段日子，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不绝于耳的振奋人心的革命歌声，荡漾在农村干部、群众脸膛上的笑容和渴望得到土地的迫切心情……。还有豪情满怀的土改干部，不怕苦、不怕累,和群众打成一片，开会、劳动、工作、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都会余音袅袅地在耳边回荡，一幕幕地在脑海里重现。但，回顾整个土改试点过程，某种程度的“夹生饭”带来的复查、补课，兴奋之余，不免又感到某些不足，顿生丝丝遗憾。

往事得追溯到1950年仲夏。

这一年古历五月下旬，正当早稻开始呈现出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禾穗刚刚夺拉脑袋预示着建国后第一个早稻丰获季节即将降临之际，我有幸由城厢区抽调出来随中共连花县委工作队参加了全县的土改试点工作。这次试点选定在城厢区碧云乡（当时尚沿用建国前的旧名称）的万坊（含沙州屋、沿江、院下、炉州上、万坊五个小自然村）和花塘两个村进行。

两个村的土改试点工作均由赵拨轮同志亲自领导。他是解放后莲花县的首任县长，又是继罗毅同志之后第二任县委书记。建国之初，百废待举。莲花虽属小县，可搁在他肩头上的任务却是不轻的。而且，当时国际大气候——美帝国主义正纠集他的同伙，积极反共，对我国眈眈相向；国内小气候——已经打倒或将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各阶层人心浮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变天”思想，鉴于这种实情，县委当机立断，抓紧拉开了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赵投轮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顾肩上担子多重，身先士卒，决定率先在这两个农会摆响土改试点的战鼓，希冀从这里摸索经验，锻炼干部，做出示范，为全县范围内土改斗争的全面开展铺垫道路。

在经过周密调查后所确定的两个试点村，各有千秋。就地理位置言，两个农会紧相毗连，都靠近莲永公路侧旁，利于统一领导。就各自的实际情况分析，两村各具特点：花塘村农会是个单独朱姓的大村子，封建势力较大，宗派观念浓重，地主阶级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七十，大地主几乎全部长期定居或工作于外省外县，与家乡农民少有直接接触或利害冲突，万坊农会系五个自然村拼凑而成：万坊、院下姓刘，沙州屋姓彭，沿江姓贺，炉州上李、罗二姓。地区分散，姓氏有别，阶级矛盾不显著，五个自然村只沙州屋一户地主，自耕农占绝对优势。两个农会，两种类型，若取得经验，将为这一工作的全面铺开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莲花县是个老苏区，曾经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洗礼，农民对革命并不陌生。我县苏区时期莲花党组织创始人之一朱绳武就是花塘村人。先烈们的榜样无疑影响到村里的几代人，加之农民亲身体验过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残酷现实，内心深处对“土地回老家”、“耕者有其田”具有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如今解放了，人心所向，当然希望从此挖掉穷根，栽上富苗。然而，过去革命斗争中的残酷性（如反动派的反扑，烧杀抢掠），又不得不使一部分人畏惧三分，举足踌躇，潜在着一种害怕心理。这些思想不消除，势必严重地挫折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基于此，工作组进村之后，立即把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广泛发动群众当作土改中的首要工作来抓。首先组织好贫雇农团，形成领导核心，组织群众学习土改政策，结合各自实际，运用算剥削帐的方法，剖析地主阶级不劳而获的本质，宣传“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灌输“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其自觉地要求砸烂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的积极性。群众思想得以提高后，又因势利导，一起学习《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一书，共同掌握政策，提高识别劳与不劳、剥削与被剥削的能力，为划好阶级作充分准备。

当时我们意识到：要真正发挥贫雇农的战斗作用，关键在于确保农会组织的纯洁，而在那时群众思想尚未觉悟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扎根串连，自始至终且坚定不移地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地主”的政策，才能将大公无私，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群众领袖产生出来，从而达到壮大自己组织，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记得运动开始，群众顾虑重重，不敢接近工作组干部，甚至在老远处瞟见干部身影，即绕道回避。为了消除这种人为障碍，我们便从实行“三同”开始，主动上门与群众、特别是贫雇农打成一片，关心痛痒，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感情。那时候，工作组干部热情高，都有一股“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劲头，从不叫苦叫累，即使重活粗活都咬咬牙根抢着干。这样时来日往，干群间慢慢地增进了了解，鸿沟不复存在。从此，工作组牢牢地依靠了这些觉悟起来的贫雇农，并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贫雇农团里来，作为核心，发挥作用。

划分农村阶级是土地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区分情况，千万马虎不得，任何一种“左”的或右的做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花塘村划分成份前后花去约半月的时间（包括晚上）才算定局。在学习《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一书时，采取先干部后群众的方法，逐条宣读，反复讨论，举例试划，让群众弄懂弄通为止。我们称之为学文件阶段。接着正式划分阶级。阶级的划分，援用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原则进行。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实际是三个步骤，每个步骤必须落实，不得任意逾越。自报，是指由本人对照文件，联系家庭实际情况，自我认定的成份。公议，就是根据各人自报所述，分组讨论，互评互议，然后交群众大会，短兵相接，面对面审核复评。复评中更改成份，一一陈述理由。至于三榜定案，是指在贫雇农团内，根据自报公议中的阶级成份，再行复核，分别张榜三次，最后定案。这种做法有利于工作组干部全面掌握各户情况，比较衡量，把错划溺划降到最低限度；缺点是，若群众未充分发动，工作组未掌握透第一手资料，就将出现“自报者隐瞒，公议时缄默”的被动局面，使这一过程流于形式。在划分阶级成份中，无论在工作纽内部还是农会干部之间，经常因意见分岐而争论激烈。如对贫苦农民朱潭西和朱于清两户，赵拨轮和郑立新（赵的爱人，工作组成员）就各执已见，几经论理，始获统一。在工作组成员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影响下，村干部耳濡目染，影响所及，往往为划好一个阶级，也反复琢磨，据理力争，直到正确为止。

花塘土改进入丈田阶段，已是早稻动镰收割的繁忙季节。丈田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综合：一则，原先各户登记的田亩，标准不一，且存在漏报少报现象，不经重丈，就法统一查实，吃亏沾益悬殊太大；二则，国民党时期，虽属仪器测量，但对多势大的地主，测绘人员或畏其权势，或受其贿赂，通常瀣一气，互为作弊，有意将地主的田亩面积缩小而转嫁乎贫苦农民。如地主朱吉谦等户，皆因事先勾结测绘人员，自已名下除登记一部分外，其余则化整为零，分散加于其农户名下，或干脆造假名顶替，变为无业主的黑田。为此，工作组决定“两套锣鼓一起打”。一方面充分发扬以往亲帮亲、邻帮邻的协作传统，互相支持；并号召妇女走出厨房，投入参加抢收早稻、管好晚稻的农活；另一方面，将全村田亩分布状况，按划片，每片三人一组（一人计数，两人丈量），选出工作积极负责的农民组成丈田小组，工作组干部则分别插入各组协助。其时，骄阳似火，暑气逼人，两套人马，各执其事。这样，不仅及时完成了抢收，逐片逐丘丈量田亩也按时结束，并获得较为准确的数字。

有人说，农村土地改革，对于每一名土改干部和乡村基层干部，犹如一块试金石，他的立场是否坚定，爱憎是否分明，作风是否正派，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话不假。以花塘村为例，总的讲，大多数人由于党的悉心教育，及时敲起了警钟，一般能够顺利地经受锻炼，其中有的在运动后期知入了党组织，在工作中起了骨干带头用。通过运动，该村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约占村基层于部总数的50％以上；其中如朱爱生、朱水文等较为突出。他们积极反映情况，大胆揭露敌对阶级的违法行为；多次拒绝地主分子的贿赂，不受敌人利用和拉拢。可是，也有少数乡村干部问题不少，情节严重。他们有的为地主装贫叫苦，有的替地主隐瞒或分散财产，有的给地主涂脂抹粉，有的给恶霸地主通风报信，还有的接受剥削阶级的贿赂腐蚀，等等。总之，经不起物质生活的引诱柳糖衣炮弹的袭击，在立场上栽大跟斗。其中典型的如罗某，曾一度担任乡主要干部，就因腐化堕落而被开除公职。朱××给逃亡在长沙的地主分子朱××送去农会证明条，使其得以潜逃出境。

作为试点，花塘村在结束土改之后，曾一度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在不同场合议论的中心。成败得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二：一种是说，“农村土地改革是一场彻底的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把土地让出来，而会变换不同花样进行反抗破坏，甚至作垂死的挣扎。因此，这场斗争必然要成为暴风骤雨式的，越猛烈越好。而花塘村，自始至终未能开过一次声势浩大的斗争会，仅就贫雇农团敢于集体隐满会田（即祠堂里的）一事，就是农民觉悟未曾提高，封建势力未予打垮的具体表现。所以说，花塘村的试点是和风细雨式的和平土改的典型，是失败的。”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土地改革应该是以摧毁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为目的。至于对敌斗争不激烈，是工作组过于谨慎、过分强调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是属于工作方法问题，只要农民树立起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地主不反攻倒算，那就无关紧要了。”这是又一种说法。两种说法，两个极端，显然大相径庭。

赵拨轮同志有自己的见解，没有直接肯定或否定哪一种说法。他似乎有难言之衷。我是当事人之一，既是参与者，又是目击者。我认为：那年花塘村土改，在时间上，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江西省实施细则》的公布。这是一个新课题，该村的村况又实属特殊。如作为村里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朱益藩的后裔一大帮人，建国前长期在外省外地工作，家中全托付至亲的人代管，这些人本人和农民无直接的恩恩怨怨。就是一直在本县担任伪职的大地主、大土豪，象大革命时期任国民党莲花县自治局主任的朱吉谦，当年因受过堂侄兼襟侄朱绳武的冲击，也许“吃一堑，长一智”，自那以后，态度一反往常，用伪善面目隐匿狰狞咀脸，施以小恩小惠，花言巧语，极尽收买拉拢之能事，如：青黄不接时放无利谷接济，逢年过节贷无息款应急，派款抓兵有时主动站出来为地方上作点抵制……。这样一来，他竟成了举村崇拜的偶像，面善心慈人的化身，朱姓“德高望重”的长者。工作组每提及他，村干部就争相为他诉好说情，怎么也恨不起来。于是，剥削帐无法彻底清算，揭发斗争无法激烈进行，本该翻天复地的阶级斗争难以掀起高潮。于是，大地主未进行清算斗争，小地主自然跟着幸免，阶级斗争俨如死水一潭，无风少浪，土改陷入了纯粹的登记田亩、丈量田亩、计算田亩、分配田亩等事务性的泥淖里，缺乏必要的“火药味”。

于是，整个土改过程基本上是和和平平地分分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了事，离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应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是和平土改导至的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随之而来的，由于封建势力未遭受应有的打击，因而宗法思想和制度尚时隐时现地束缚了部分贫雇农的手脚，导致集体隐瞒祠堂公田和这“会”那“会”会田的事件发生。每丈到这些田，他们就以是外村的“插花田”搪塞，来欺骗工作干部。这类漏登的公田会田，数量可观，突破了全村田亩总数的17%。开初平均每人只分到1.26亩，通过复查加上公会田，人平竟达1.40亩。骇人的瞒田数字，是和平土改带来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教训是深刻的。该村部分贫雇农的瞒天过海之术，竟然掩塞了土改工作组全体成员之耳目，我——这个普通一兵，也是被蒙在鼓里之一。我想，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没有从项治上彻底垮，无疑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资料来源：

《莲花文史资料》第四辑——解放初期专辑(199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