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明明是穷人有错在先

咸丰二年，曾国藩已在京城翰林院里混迹多年，他的日子过得规矩，清闲。然而，他心里却始终不安生。他见过太多京城的穷人，他们衣衫褴褛，面有菜色，成群结队地在街巷里游荡。在旁人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些可怜的流民，是时局不稳、天灾人祸下的受害者。可曾国藩不这么看。他仔细观察过这些人的眼神，发现他们并非全是绝望，更多的是一种麻木与懒散。

曾国藩出身乡绅家庭，自幼便被父亲耳提面命，“天下之穷，十之七八，皆在不务正业。” 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他相信，勤劳可以改变命运，一个人的贫穷，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京城里的那些穷人，在他看来，就是“惰民”。他们放着大好的光景不去种地、不去做工，只等着朝廷的施舍，甚至想着如何靠一些旁门左道来混日子。这种想法让他感到不齿，也让他对大清的未来充满忧虑。

那时，太平天国的起义正如火如荼。捷报与噩耗交织，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曾国藩却觉得，这正是他一展抱负的机会。他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言辞恳切，痛陈“天下之乱，始于人心之乱，人心之乱，皆因惰民之众。” 他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惰民”问题，即使镇压了起义，乱子也会在别处重新燃起。他请求回湖南老家办团练，以士绅之力，组建一支有别于绿营的武装力量。他要用最严厉的手段，重新树立规矩，让那些“惰民”无处可藏。

咸丰皇帝被他的慷慨激昂所打动，准了他的请求。曾国藩欣喜若狂，他回到湖南，立刻开始着手筹建湘军。他召集乡邻，挑选青壮，但他的标准十分苛刻。他不要那些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他要的是那些肯吃苦、能耐劳的庄稼汉子。他要给他们饭吃，更要让他们知道，这碗饭不是白得的，是要用血汗换来的。 曾国藩的眼里，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还不安分。他要做的，就是让穷人明白这个道理。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重塑他心中的秩序。

湘军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带着曾国藩的个人印记。他没有沿用旧有的募兵制度，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他招募的兵丁，大多来自乡里，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农民。他给的军饷比朝廷的绿营高，但是规矩也更严。他要求新兵必须先回家和父母妻儿告别，说明自己为何参军，并立下誓言，非得立下功劳，否则绝不回家。 曾国藩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他要让每个士兵都明白，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朝廷的使命，更是家族的荣耀与生存。

曾国藩在军营里推行了一套铁血制度。他颁布了《爱民歌》，要求士兵必须尊重百姓，秋毫无犯。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对那些违反军纪的士兵，尤其是那些趁机劫掠百姓的兵丁，毫不手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穷人行凶，比富人行恶更甚。” 他认为，穷人一旦脱离了束缚，其破坏力将远超那些富家子弟。因为穷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们的行为也就没有了底线。

在湘军的训练中，曾国藩格外注重思想教育。他经常给士兵们讲儒家经典，讲忠孝节义。他告诉他们，当兵打仗是为了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军饷，更是为了匡扶正义，为了保卫家园，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安稳日子。他反复强调，“天下之乱，并非全是天灾，更有“刁民”作祟。” 他认为，那些所谓的“起义军”，其实就是一群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湘军的士兵们，一开始并不理解曾国藩的这套理论。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家里实在过不下去，才来参军。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发现，曾国藩的军队，确实和别的军队不一样。这里的伙食更好，军饷更足，而且只要你肯卖命，你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曾国藩用一种残酷而直接的方式，给他们上了一课：一个人穷，可以；但穷，绝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借口。

湘军的初战并不顺利，曾国藩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始终坚信，只要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就一定能战无不胜。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尤其痛恨那些被太平军裹挟的普通百姓。在他看来，这些人并非无辜，他们原本有自己的家园，有自己的土地，可他们却因为一时的贪念，或是因为懒惰，选择了加入叛军。

一次，湘军在湖南境内清剿一股小股叛军。曾国藩命令，凡是放下武器，愿意归顺的，一律赦免；但凡是负隅顽抗的，一律格杀勿论。可他发现，在一些村庄里，许多老百姓都对叛军抱有同情，甚至暗中接济。曾国藩怒不可遏，他派人进村调查，发现这些村子里，大多是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平日里就不务正业，是地方上的隐患。曾国藩认为，这些百姓的贫穷，正是他们选择作乱的根本原因。 他们不愿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变生活，反而寄希望于通过“造反”来一夜暴富。

他下令，将这些与叛军有勾结的村庄，一并处理。他没有简单地进行屠杀，而是将村里的青壮年全部抓起来，送往矿山做苦力。他告诉手下，“这些人不是无辜的百姓，他们是“乱民”。如果不对他们施以重罚，日后他们只会成为更大的祸害。” 在曾国藩看来，治乱世，就必须用重典。对那些心怀不轨的穷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曾国藩的铁血手段，让一些人感到震惊。有人劝他，对百姓过于严苛，恐怕会引起民怨。曾国藩听了，只是冷冷一笑。他反问道：“民怨？这些“刁民”有何民怨？他们本可自食其力，却偏要投靠叛贼，妄图不劳而获。如今被惩罚，难道不是咎由自取吗？” 在他心里，那些被裹挟的穷人，并非完全的受害者。他们自身的选择，才是导致他们悲惨结局的根本原因。他要做的，就是通过最残酷的手段，来纠正这些穷人错误的思想，让他们明白，走正道，才是唯一的出路。

经过多年的血战，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曾国藩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他也成了大清王朝的肱骨之臣。然而，战后的江南，满目疮痍，流离失所的百姓不计其数。朝廷命曾国藩主持善后事宜，他面对的，是一堆比打仗更难处理的烂摊子。

许多原本的百姓，因为战乱，家园被毁，田地荒芜。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城市。这些流民，有些是真心想找个活路，但更多的人，早已习惯了流浪的生活。他们靠乞讨、抢劫、甚至出卖劳力为生，却不愿回到土地上。曾国藩看着这些流民，心中升起一股厌恶。 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不愿辛勤耕作，不愿脚踏实地，只想通过投机取巧来过活。

曾国藩下令，在各地设立粥厂，收容这些流民。但他同时也颁布了严格的法令，规定凡是身体健全，却不愿从事生产劳动的，一律按流氓论处。 他要求地方官府，对那些游手好闲、聚众生事的流民，必须严加惩治。他甚至鼓励地方乡绅，组织流民进行垦荒，凡是不听从安排的，就将其驱逐出境。在他看来，那些流民并非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有人劝曾国藩，对这些流民应该多一些宽容和怜悯。曾国藩反驳道：“宽容？怜悯？他们今日无所事事，明日就会聚众滋事。今日不治，明日之乱，又将从何而来？” 他认为，对待这些流民，不能仅仅靠施舍，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他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可他心里明白，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比打一场胜仗还要难。这些流民，在经历过动荡之后，早已失去了对生活的敬畏，他们只相信眼前的利益。

在曾国藩的治下，乞丐是一个让他深恶痛绝的群体。他认为，乞丐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贫穷的体现，更是对社会秩序和体面的破坏。他看到那些身体健全的乞丐，在大街上行乞，心中便会燃起一股怒火。他觉得，这些人本可自食其力，却偏偏要选择一种最没有尊严的方式来生存。 这在他看来，是一种道德的堕落。

他在给地方官的信中，多次提到要严惩乞丐。他要求，凡是地方上的乞丐，都要进行登记造册，查清他们的来历。对于那些老弱病残，官府可以施以援手，但对于那些身体健全的乞丐，一律将其发配到官办的工厂或者农场去劳动。如果他们拒绝劳动，就将其驱逐出城。他甚至颁布法令，禁止百姓私自施舍乞丐。 他认为，私人的施舍，只会助长乞丐的懒惰，让他们更加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说他过于冷酷，没有人情味。可曾国藩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认为，“治国之道，当先治民，治民之道，当先治其惰性。” 他要通过这种严厉的手段，来逼迫这些乞丐重新站起来，让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

他曾亲眼看到，一些乞丐在街上公然抢夺商贩的东西，而周围的百姓，都选择了冷眼旁观。这一幕让他感到心寒。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连最基本的秩序都无法维持，那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他相信，只要他能将这些“惰民”从根源上清除，那么整个社会的气象就会为之一新。他要用他的铁腕，来洗刷这个社会的污垢，让那些懒惰、不思进取的人，无处容身。

曾国藩晚年，主政直隶，辖区内水患频发。他亲自去勘察河道，与当地官员商讨治水之策。可他发现，每当洪水来临，总有百姓趁机哄抢物资，甚至破坏堤坝，企图将水患引向他处。他对此痛心疾首。在他看来，这些百姓的贫穷，正是他们行为失当的根源。

曾国藩下令，在沿河各县，成立“保甲”组织，将百姓组织起来，共同防汛。他规定，凡是有破坏堤坝、哄抢物资行为的，一律严惩不贷。他甚至将一些在洪水期间趁火打劫的百姓，当众斩首，以儆效尤。他的这一举动，让一些人感到震惊，认为他对灾民过于残酷。

曾国藩却不这么认为。他召集幕僚，掷地有声地说：“治水，不仅仅是筑堤疏浚，更重要的是治人心。这些百姓，平日里不肯修渠筑坝，不愿共同维护河道，等到洪水来了，又趁机作乱。难道他们的贫穷，就成了他们破坏秩序的借口吗？ ”他认为，百姓自身的不作为，才是导致水患频发的重要原因。

他要求地方官府，在治理水患的同时，还要对百姓进行教育。他告诉他们，“水患之患，非天灾也，乃人祸也。” 他认为，只要百姓能够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河道，那么水患就可以得到控制。可他心里也清楚，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比改造一条河道要难得多。他要做的，就是通过最严厉的手段，来逼迫这些百姓，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曾国藩晚年，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他办工厂、建学校、派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来改变大清贫弱的局面。然而，他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许多工人偷懒耍滑，不思进取。他们认为，反正朝廷给饭吃，干多干少一个样。

曾国藩对此感到愤怒。他认为，这些工人的贫穷，不是因为朝廷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因为他们自身不肯努力。 他颁布了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工人必须按时上下班，如果有人偷懒，一律扣除工钱，甚至将其开除。他甚至亲自到工厂去视察，看到有工人偷懒，当场就会对其进行训斥。

他曾对他的幕僚说：“办洋务，不仅仅是买机器，更是要改造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勤奋、没有进取的念头，即使给他最好的机器，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成绩来。 ”他认为，只有先治好这些工人的“惰性”，才能真正地发展洋务。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他对工人过于严厉，没有人情味。可曾国藩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少数精英，而是靠每一个勤奋的国民。 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他的铁腕，来纠正这些工人的错误思想，让他们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曾国藩一直强调，治国之本，在于治民；治民之本，在于教化。他认为，乡绅是联系官府与百姓的纽带，他们肩负着教化百姓的重任。他要求地方乡绅，要组织“乡约”，定期向百姓宣讲儒家经典，教导他们忠孝节义。

然而，他发现，许多地方的乡绅，本身就不务正业，甚至与地方恶霸勾结，欺压百姓。这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如果一个地方的乡绅都失去了道德，那么这个地方的百姓，就更加没有希望了。 他下令，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乡绅，一律严惩不贷。

曾国藩的这一举动，让一些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乡绅是地方上的精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可曾国藩反驳道：“尊重？这些乡绅，他们本该是百姓的榜样，却偏偏要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难道他们的富裕，就成了他们作恶的借口吗？ ”他认为，只有先治好这些“坏”乡绅，才能真正地教化百姓。

他要用他的铁腕，来纠正这些乡绅的错误思想，让他们知道，富裕不是他们为非作歹的借口。他要让百姓明白，只有通过勤奋、正直，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他相信，只要他能够重建乡间的秩序，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为之一新。

曾国藩晚年，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从一个书生，到一个封疆大吏，他看到了太多的世态炎凉。他看到了那些穷人的麻木，也看到了那些富人的贪婪。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贫穷，有社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原因。

他曾对他的儿子说：“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把握机会。他们不肯努力，不愿思考，只知道抱怨，只知道向别人索取。这种心态，才是他们贫穷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了希望，那么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是失败的。

曾国藩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说他是“中兴名臣”，也有人说他是“刽子手”。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为了百姓的安稳生活。他要做的，就是通过最残酷的手段，来重塑这个社会的秩序。

他的一生，都奉行着一个信念：“天下之穷，十之七八，皆在不务正业。” 他用他的一生，来践行这个信念。他用他的铁腕，来纠正那些穷人错误的思想，让他们知道，穷，不是他们的错，但穷还不安分，就是他们最大的错。 这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个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