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北游”的兴奋与困惑（秦立海）

充满诗情和激情的旅途

1949年2月底，又一批民主人士在中共的精心安排和护送下，从香港启程北上奔赴解放区。不过，与前几批有所不同的是，此次北上的主要是文化界的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因此有了“知北游”的雅称。

在此期间，柳亚子、叶圣陶、徐铸成、宋云彬等人都写有“知北游”日记，忠实记录了他们在北上途中及到达北平以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为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今天，我们透过“知北游”日记，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际，这些怀有“雄才大略”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兴奋与困惑。

1949年2月28日，在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叶圣陶、马寅初、柳亚子、曹禺、王芸生、沈体兰、郑振铎、刘尊棋、傅彬然、陈叔通、包达三、张志让、宋云彬、徐铸成、张絅伯、赵超构、邓裕志、郑佩宜、胡墨林、冯光灌、郭秀莹、方瑞等一行20多人，在胡绳夫人吴全衡的陪同下，乘坐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正式由香港启程北上解放区。

启程前，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乔冠华等照例作了周密安排。由于“华中”轮是货轮，按规定只能合法搭客12人，而此行共有27人，所以大部分人必须冒充船上职员，以备检查。当时，大家都根据各自“身份”改换了服装，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为船员，叶圣陶、曹禺为管舱员，傅彬然、郑振铎为押货员，陈叔通、马寅初、张絅伯、包达三、柳亚子等长者则扮成年迈的商人。因为大家改装后“殊不相称”，有些“不伦不类”，无不“相视而笑”。

尽管改换了服装，但尚未登船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据宋云彬日记记载，2月27日晚，他和傅彬然、刘尊棋、曹禺、赵超构刚下汽艇，“则有两警士跃下，以手电筒照余面者，余衔烟斗徐吸之，故示镇定。警士指余身旁之帆布袋问是中为何物，余谓汝可检视之，彼等遂逐一检视而去。盖警士视余等服装不称，神色张皇，疑为走私或别有所图谋者”。走在后面的叶圣陶、郑振铎、王芸生、徐铸成等人，看见有警察过来，都吓得不敢下汽艇。后来，刘尊棋不得不上岸去找他们，才最终下艇登船。

另据叶圣陶日记记载：“上船之前，所有书籍、信件、字片、印章，凡足以表露其人本来身份者，皆自行李中取出，藏于秘处。设想之周，防备之密，至可佩服。”尽管如此，还是百密一疏。启程前，“海关人员来检查，翻看颇细，忽在马寅老手提箱里，检出一照片，乃寅老抗战前与朋友之合影，当然大都西装楚楚，或袍褂俨然。海关人员指为搭有重要客人，扣船不放。经再三交涉，大概暗中塞予港币几十元，始盖印签字，算是‘验讫’”。

为了减少旅途中的寂寞与劳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吴全衡的精心安排下，“华中”轮上天天举行妙趣横生的晚会，饮酒、作诗、唱戏、打牌、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可谓“各显所能，举座轰然，极为热烈”。

上船前，嗜酒的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就预购了一打白兰地，在船上“每餐必杯酌”。徐铸成由于毫无准备，则“陪饮揩油”。因所带有限，“相与每餐尽一瓶为止”。因此，四人被柳亚子称为“四大酒仙”。

柳亚子早年诗酒风流，此时虽已较少沾酒，但却诗兴不减，一路上异常兴奋，诗作不断，在2月28日启程当天就写下了如下佳作：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据叶圣陶日记记载，在3月1日的晚会上，“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云彬猜中为《知北游》，‘知’盖知识分子之简称也。云彬索奖品，要余作诗一首，并请柳亚老和之。继之为集体游戏数节而散”。

散会后，宋云彬和徐铸成等又作雀战，至十一时方罢。叶圣陶则“归寝后作诗，讫于深夜得一律，将呈同舟诸公”：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3月2日一早，叶圣陶就将此诗“奖”给了宋云彬。早餐后，大家纷纷传阅，一致说好，柳亚子首先和诗一首：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卅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3月3日，柳亚子专门拜托刘尊棋将所有同船27人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一一登记下来，附于《北行日记》之首，留作纪念，并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船上每人各题诗一首，以《同舟二十七人，各系一诗，乡党叙齿云尔》为题，收入了他的诗集《光明集》。

宋云彬因猜谜获“奖”，得叶圣陶诗一首。然而，来而不往非礼也，随即于3月4日也完成了一首和叶圣陶的诗作：

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

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

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祗自羞。

3月5日，“华中”轮到达烟台后，柳亚子兴奋不已，诗情更浓：“阔浪长风六日程，之罘登陆见光明。”3月10日，汽车到达青州，柳亚子又为前来迎接的有关领导人各题诗一首，其中为许世友的题诗最为生动形象：

立功杀贼拯同胞，百战归来意气豪。

绝似燕人张翼德，一声喝断灞陵桥。

从烟台上岸后，与在海上航行的最大区别就是可以亲身体验中共解放区的新生活了。这对此次“北游”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极为新鲜和兴奋的。正如徐铸成所言：“连日所见、所闻，意识到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

在烟台，徐铸成到书店，“看到东北出版之《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

叶圣陶初到解放区，就对中共方面的党政军领导人留下了美好印象。如在烟台，他认为：“徐贾（烟台的徐中天市长、军分区贾参谋长）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到了莱阳，又认为中共华东局的领导人“均善于谈话，有问必答，态度亲切，言辞朴质”。

叶圣陶作为一位教育家，对解放区的教育经验颇为赞赏。3月7日，他在莱阳三李庄“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吸收之”。

3月8日，叶圣陶对在莱阳田野间举行的一次欢迎晚会十分感兴趣：“余亦以为如此之戏，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未有之经验也。”

3月10日，叶圣陶在青州听了当地干部吴仲超谈收藏保管文物的情形，头头是道，至为心折，感叹道：“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

3月11日，叶圣陶在青州孟村举行的华东正式欢迎会上发表演讲，由衷地表示：“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至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此意尚未想得周全，他日当为文表达之。”观其前之所感，此乃肺腑之言，而非客套话也。

柳亚子每到一地，更是兴奋不已，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在日记中却总是说“被推讲话”。

3月8日，柳亚子想去出席烟台妇女界庆祝“三八节”的露天大会，因为风大，被主办方好心劝阻，“不果，甚怏怏也”。幸好，在当晚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如愿以偿。柳亚子在日记中说：“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度矣！”叶圣陶日记却说：“亚老感动甚深，自动要求当众致词。”宋云彬日记也说：“柳亚老自请讲话，颇慷慨而得体。”

3月11日，本已较少沾酒的柳亚子，在华东欢迎宴会上竟兴奋地喝了二十杯葡萄酒，“飘飘然有仙意矣！夜会开始，复被推讲话，醉态微醒”。3月15日，柳亚子在德州又饮小杯葡萄酒十多杯，兴高采烈。3月19日，到达北平后第二天，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他们设宴洗尘，柳亚子又发言：“大呼万岁，颇得意。尽黄酒十余大杯，数年来无此乐事矣。”

从香港到北平，“北游”的知识分子一路走来，诗作不断，激情满怀，旅途中充满了快乐和兴奋，更有对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追求，“皆希望中共作得美好，为新中国立不拔之基”。

会讯国民党俘虏和战犯

在“北游”途中，这批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厌恶，不但相互交流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民国故事，而且还亲自会讯了国民党的俘虏和战犯。

3月2日，叶圣陶日记说：“柳亚老谈民初革命，一以无民众基础，二以中山先生不能统御众人，当时无强有力之政党，故致徒有民国之招牌。云彬谈民十六以后，杨皙子（杨度）曾赞助中共，在沪多所救护，为前所未闻。”宋云彬日记也说：“陈叔老谈民初掌故，涉及杨皙子（杨度），余作补充，并谓杨皙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其实，杨度在晚年已加入中共，但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直到周恩来去世前才披露此消息。

据陈叔通讲，民初袁世凯称帝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实怂恿之。其后各省反对，朱尔典又劝袁氏取消帝制。日本与英国，对我外交往往相反，其公使日置益实不赞同袁氏为帝。今各种记载往往称日本助袁氏称帝，而不及英国，非真相也”。叶圣陶听后对陈叔通说：“此等事宜笔记之，流传于世，以见其真。”此外，“王芸生讲宋子文故事，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

3月4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船员倪君所讲的一件反映战后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事情：“抗战胜利后彼在招商局某轮服务，于加尔各答返沪途中遇飓风，见一渔船已失控制，轮上人员尽力拯救之，然船中已空无一人，惟满载鲜鱼，遂将鲜鱼移入轮船，置之冷气室，运往上海，售之鱼市商人。鱼商谓此种鱼甚名贵，惜沪上制灌业已停顿，殊难销售，船主再三勉强之，始成交。迨卸货时，管理虬江码头（时为军用码头）之军官，指为非法，欲吊销鱼商执照，纳贿若干，事始寝，而海关人员又来刁难，时已起卸三分之二，天热，驳船中所置冰块渐溶解，鱼遂溃烂，腥臭不可闻，鱼商欲将鱼投之黄浦江，则卫生机关人员来干涉，最后由鱼商雇船载出吴淞口外弃之海中。”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如同腐鱼，臭不可闻。

3月12日，根据中共方面的安排，“北游”的民主人士到青州城北四十里外的萧庄参观了“解放军官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军官的俘虏团。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济南战役中被俘的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其他也多为军长、参谋长等将校级军官。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特意安排十多位民主人士与这些新“解放军官”进行了谈话，“王耀武先发言，自谓始臻光明正路，知忠于一人之非。又谓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复参观其宿所。一切生活方面之劳动，各自为之。此辈在蒋管区，固莫非婢仆侍奉之特殊人物也”。

徐铸成和王耀武早在六年前就认识，此次特进行了单独谈话。王耀武告诉徐铸成：“从我被俘到入团以来，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位的共产党，要被我们捉住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对待我们，自己心中只有愧感。你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们这类人，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寸草不拈的人，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饭，当然不习惯。但细细想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些，心地坦然，安心学习了。”对此，舒同评价说：“他的思想倒开始通了。”

另据宋云彬日记说：“王谓已读小册子及哲学书凡二十余种，颇能领悟。”“王耀武被俘后送入军官团，忽有所悟，自撰一联云：‘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又写一横额：‘你也来了’。”

在此期间，柳亚子曾对王耀武等人训话，要他们“放下屠刀，诞登彼岸”。

3月13日下午，民主人士又根据中共方面的安排，会讯了国民党重要战犯杜聿明。当时，杜聿明是被解放军用卡车送来与民主人士见面的，头上包着白布，因为他在被俘时曾以砖头击头部自杀未遂，此时伤还未愈。

叶圣陶日记说：“杜名已列入战犯，故加脚镣。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诸君发问，渠皆言不知其详。亚老、絅老愤甚，发言叱骂一顿，渠笑而受之。一般印象，渠或亦知必将判罪，故态度与王耀武不同。王因希望能得安然释放也。”杜聿明在战场上曾奉蒋介石命令施放毒气，这令民主人士极为愤慨，“均向之质问，彼答辞殊狡猾”，但亦承认有此事。

杜聿明还有一事令民主人士无法容忍，那就是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被捕后，杜聿明未能尽全力营救而使其遇害。杜斌丞和杜聿明不仅有疏房叔侄关系，而且还教过杜聿明，算是其老师。为此，宋云彬特质问杜聿明：“君与杜斌丞同族，杜被捕后何不出全力营救？”杜聿明回答说：“当时曾发一电向蒋解释。”宋云彬说：“以汝当时之地位，苟能尽力营救，杜先生必可免一死，而汝竟只发一电，显系搪塞无诚意，即此一端，可见汝之毫无心肝矣。”杜聿明闻言，“俯首不答”。

柳亚子对杜聿明更是毫不客气：“闻战犯杜聿明解来大礼堂，即赴会鞫之，余与絅老发言最凌厉，该犯唯唯而已。”在将杜聿明“叱骂”一番后，柳亚子又以《民主人士会讯战犯》为题赋诗两首，以疏心头之恨：

不思忏悔不牺牲，畏死偷生岂重轻。

徒费人民膏血养，早应一剑决长鲸。

畏死偷生不自羞，奴才翻遣诩名流。

老夫一怒冲冠发，恨少龙泉斩贼头。

中共的盛情款待令人“受之不安”

“北游”的民主人士对自己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柳亚子曾十分形象地指出：“譬革命斗争于球赛，中共实任选手，民主人士不过旁观的拉拉队，从旁助威足矣！不必越俎代庖，求工反拙也。”叶圣陶在日记中更是明确把中共方面称为“主人”，自己只是中共邀请的“客人”。

“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共方面作为“主人”，自然应对远道而来的“客人”盛情款待。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却让许多“客人”内心产生了不安。这恐怕是出乎中共预料的。

自“华中”轮在烟台靠岸，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之日起，就一路受到中共方面的盛情款待。3月5日晚，烟台的徐中天市长、军分区贾参谋长设宴款待，请民主人士尽情享用当地著名的张裕葡萄酒。饭后，徐市长又安排洗浴，叶圣陶、宋云彬等四人“由人导至浴室，洗大池，甚痛快”。随后，“以汽车至宿所，乃一西人别墅，距市区较远。因恐国民党飞机来袭，故特指定此处”。“十时就睡，一梦甚酣”。

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长匡亚明等专程从莱阳赶来迎接，中午“正式欢宴，席设合记贸易公司，菜肴丰盛，佐以烟台美酒，宾主尽欢”。当晚，烟台市党政军民举行欢迎会，演出京剧《四杰村》、《群英会》，“十时大宴，饮酒尽欢”。对此，叶圣陶在日记中说：“明日行矣，以此为送别，我人深感受之不安。”

3月7日，民主人士一行离开烟台，到达距离莱阳城三十里的三李庄。宋云彬日记说：“此地亦为老解放区，军民融洽如一家人。十时许，招待者分别导余等至农家借宿，余与刘尊棋同睡一土炕，被褥已铺，解衣欲睡矣，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第二天，“与村干部谈话，干部取出所窖藏之莱阳梨，皮色已发黑，削而食之，则甜嫩无比”。

3月10日，民主人士乘火车从潍坊到青州，中共方面特为其“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叶圣陶感慨：“一行人连卫士在内不过六七十人，而用车两节，太宽舒矣。”晚八时许到达青州，“党政军方面多人已在车站迎候，驱车入城，至招待所。其处原为教堂，屋颇宽敞，坐憩之顷，有如归之感”。“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像。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

3月11日下午，中共华东局邀请民主人士赴会。叶圣陶日记说：“先为茶叙，各机关高级人员俱到，个别谈话，答问唯求其详。四时又盛宴，菜多酒多，吾人虽饱，亦不得不勉力进之。”宋云彬日记也说：“先茶叙，四时大宴，有白酒，余饮五六杯，微有醉意矣。”随后，又是正式欢迎会，宾主讲话，接着又欣赏京剧，“返寓已深夜二时矣”。

3月13日，民主人士赴济南前夕，舒同、许世友等华东局“诸首长俱来陪饮，干杯屡屡”。次日晨，火车到达济南，济南市长姚仲明等“均到站相迎，驱车至商埠区，歇于招待所”。随后，又安排民主人士游大明湖、趵突泉等名胜，参观工厂、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并举行了座谈会。

3月15日，民主人士到达德州，德州市长张持平、副市长董焕然“设宴款待”，“地方较朴，饮食亦差，惟烧鸡两大盘极可口。梨绝佳，鲜嫩爽口”。次日晚，民主人士到达沧州。此时，天津方面已开来专车迎接，邓颖超、杨之华、徐冰等亦由石家庄专程赶来迎接，随即同车赴天津。对此，叶圣陶感慨：“解放军以刻苦为一大特点，而招待我人如此隆重，款以彼所从不享用之物品与设备，有心人反感其不安。”

3月18日，北平方面派连贯等人到天津来迎接。当天，民主人士到达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和北平市长叶剑英等专程前往车站迎接，并安排下榻六国饭店。宋云彬日记说：“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过分温暖。”叶圣陶在日记中再次表示了“不安”：“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结果，因“被褥太暖，进食太饱，未得美睡”。

叶圣陶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功而受禄，自然会在感动之余而多一份压力。这正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

难以适应的解放区文化教育政策

“北游”的知识分子是怀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从香港启程的，但是对即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新世界，他们还是相当模糊和生疏的，因此难免会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困惑和无奈。

三十多年后，叶圣陶在1981年为其《北上日记》所写的简短前言中曾指出，当时“北游”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同行的诸位决不会跟我一样，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作古，重温这一段往事，不免怅惘”。

其实，不仅叶圣陶对未来“相当模糊”，其他同行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深有同感，这在“知北游”日记中都曾直接或间接地有所反映。

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解放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他们曾试图努力学习和理解，但却总是不得要领，并且理想和现实经常发生冲突，使他们深感忧虑和无奈。

3月3日上午，“北游”的知识分子在“华中”轮上举行了一次题为“在文化及一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新民主主义之实现”的座谈会。对此，宋云彬认为：“题既冗长，范围又广，发言者大抵不切实际。”叶圣陶也有同感：“在座诸人各发言，所有所见，唯皆不甚具体，亦无法作共通结论。”这只是理论探讨，就已自我感觉“不切实际”。然而，“实际”到底什么样？他们就更不了解了。

3月14日，叶圣陶和郑振铎在济南见到在华北大学做研究工作的赵俪生：“承告北平解放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感困难。余与铎兄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此前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3月15日，宋云彬日记说：“圣陶颇虑平津当局处理大学教师有偏向，余亦以此为虑。”到达北平后，有一次周恩来约请民主人士座谈学习问题。叶圣陶发言：“我已年老了，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此言一出，举座为之震惊。

也是在3月14日，宋云彬在济南与曾是报人的恽逸群探讨私人办报问题：“午餐后有座谈会，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纸否？恽逸群作答，谓目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此前，作为报人的王芸生在得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后，曾亟望争取恢复《大公报》原名，但到北平后，面对既定事实，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下来。

同样作为报人的徐铸成后来曾坦言：“1949年3月我从香港到北京的时候，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以后至少全国3个文汇报，我就可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到北京后，和宦乡同志见面，知道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就灰心。回到上海另办报纸的希望也没有实现，于是就工作得不起劲。”

上海解放后，被国民党查封的《文汇报》得以复刊。当时，徐铸成曾努力率领报社“党政工团共同奋发，保持并发展报纸特色，以取得读者之信任。无奈解放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举例言之，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

因此，徐铸成虽然“对社论也艰以执笔”，但“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当时，“老友李平心兄谅我苦心，辄陪我熬夜，我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由于《文汇报》“对新的办报方法，时不能适应，销数远不如《解放日报》及《新闻日报》、《大公报》”。后来，经过努力，才渐有好转。

然而，徐铸成的苦恼并未因此解除，反而感慨道：“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

不过，徐铸成仍在试图努力适应新的时代和形势。“数月以来，我写文章很少，主要是不善于人云亦云、照搬照抄，写时下的标语口号式文章，而对有些新问题，确无深入研究。回沪后，当多多学习，多研究，多读书，俾能多写些有益于国家、人民的文章。”

其实，当时对新形势新政策感到不适应的报人又何止徐铸成一人？《新民报》的赵超构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也同样存在困惑。“赵超构为北平《新民报》被职工控制，甚愤愤。”“铭德、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感不满。”

亲身体验解放区开会之苦

“北游”的知识分子除对中共的某些政策感到不太适应外，还对中共方面的某些做法感到不太理解，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反感。

3月25日，宋云彬日记提到一件令民主人士感到不解之事：“上午得通知，下午一时半罗迈召开座谈会，讨论‘统战’问题，并谓为郑重起见，特发入场券，将凭券入场。下午二时许，座谈会开始，罗迈宣布谓毛主席将于四时许到北平，请同人往西郊欢迎云云，始知所谓座谈会者，设辞也。”叶圣陶日记也提到：“初未知何事，及坐齐，始知中共中央今日迁来北平，毛先生与其诸同志将检阅军队，此间诸客人谋有所表示。”实际上，中共方面早已安排好了，只是为安全起见，暂时对民主人士保密而已。

4月19日，宋云彬日记还详细记载了一件令其“反感”之事：“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需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宋云彬“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随后，便到招待处将三份表格要回来，进行了修改。“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对此，叶圣陶坦言：“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

最让民主人士感到困惑和无奈的事情就是解放区开不完的座谈会、学习会等各种冗长会议，有时简直令人难以招架，甚至叫苦连连。

3月8日，叶圣陶在“北游”途中应邀出席华东妇女代表大会并讲话，“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作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

到北平后，叶圣陶更是亲身体验到开会之苦，有时甚至一日数会，疲于赶场。3月20日下午5时，叶圣陶从沈从文家出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结果主多发宣言。至九时始毕，实则其事至简单，不需费如许唇舌也”。“复开文协理监事会，准备与华北文协开联席会，筹备全国文艺界协会。又是二小时，余疲甚。”3月21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会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十时散，兀坐将近三小时，又大疲”。6月28日，新政协筹备会从晚上7时开始，“而余则无所用心，默坐而已……会至一时始散，连坐六个钟头，腰背酸痛，夜不得好睡”。9月5日，“会至七时散，一坐五小时，甚觉其疲”。10月2日，准备开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一听说“此会须开十余日，亦复不小，余则闻而皱眉矣”。看来，叶圣陶恐怕要得会议恐惧症了。

与叶圣陶有同感者，还大有人在。4月10日，宋云彬日记说：“下午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7月6日，“下午出席文代会，周恩来作报告，自二点半至七点半，整整五小时，其间休息时间不及一小时也。五时半，周正作报告，毛泽东忽出现主席台上，全场欢呼鼓掌再三，约十分钟始息”。

宋云彬还提到一件“新鲜”事，从4月26日起，“可按时办公矣。办公时间每日为七小时，并有所谓‘学习’时间，皆华北人民政府规定者也”。5月11日晚，宋云彬应邀参会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次日，他对叶圣陶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后来，宋云彬“自嘲”道：“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徐铸成对会议之长也有切身体验：“到平不久，即应邀列席正在进行之全国民主妇代会，由蔡畅大姐主持，邓颖超大姐报告工作。上午未竣，下午继续报告，直至四时许始毕。初次经历了解放区会议之漫长。”9月29日，政协会议“下午三时大会……五时半休会，为开幕以来最短之会”。此亦长达两个半小时之久。

既然无法忍受会议之苦，民主人士就开始尽量地逃会避会。5月5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6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宋云彬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7月17日，叶圣陶日记说，今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手续很郑重，“及十一时，讨论提案，余即先归”。

不过，有时候想“脱身”也困难。5月10日，宋云彬等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作报告，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退场”，“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

后来，有些民主人士干脆对许多会议就不再出席。7月16日，宋云彬日记说：“上午文代会来电话请出席，以今日选举委员，事关重要也，圣陶、孟超皆出席，余独未往。”7月27日，开教代会筹备会，叶圣陶“未往出席”。9月12日，教育工作者小组讨论，叶圣陶“应参加而贪懒未往”。

然而，有时候又因某些会议未能参加而感到失落。3月29日，宋云彬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就因外出游玩而错过一次座谈会：“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出席，而未请宋云彬。宋云彬便主动“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

显然，许多民主人士对解放区的会议持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开不完的会议深感疲倦，另一方面又将出席会议视为一种政治待遇和个人荣誉。对此，叶圣陶曾指出，七百人参加的文代会，主席团竟有一百余人，“主席团之拟定，颇费斟酌。此是解放区之习惯，盖视此为一种荣誉也”。

柳亚子的“牢骚”因何而来？

当时，在“知北游”的二十多位知识分子当中，名气最大、气质最浪漫、脾气也最火暴的恐怕要数柳亚子了。再加上他一向自视很高、参政意识强烈，因而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强烈，结果引发了满腹的“牢骚”。

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到达北平仅仅十天，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和牢骚，写下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流露出了归隐故乡之意：

开天辟地君真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唐。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一个月后，即4月29日，与柳亚子一直诗词唱和不断的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劝柳亚子放眼长远，不要“牢骚太盛”：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北游”途中的柳亚子曾异常兴奋，诗作不断，为何刚到北平就“牢骚”满腹了呢？这不能不从柳亚子本人所具有的浪漫诗情与其到达北平后所感受到的现实政治的巨大落差谈起。

1947年12月，柳亚子在一篇署名“今屈原”的文稿中曾非常自负地表示：“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柳亚子认为，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李济深虽“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

柳亚子作为南社盟主，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曾言道：“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劳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

正是基于上述过于自负的自我认识，柳亚子曾有诗云：“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便称翁。”显然，柳亚子准备要在新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上同时大显身手。

然而，刚到北平，柳亚子即得知，1949年2月28日，李济深已在北平主持召开民革第一次中央会议，推选民革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仅在要求增加的三个名额之列（后因民革代表名额由6人增至16人，柳亚子才成为民革政协代表），自然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

柳亚子作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民革中央秘书长，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却被排除在民革政协代表之外，其内心的不满和失望可想而知。因此，4月6日下午，在李维汉主持的一次文艺界招待会上，柳亚子不请自到，并“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显然，这是柳亚子对自己在民革中受到排挤的一种发泄和不满。

柳亚子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可到北平后却发现，李济深甚至傅作义的地位都远在自己之上。为此，他曾在私下发牢骚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柳亚子在政界受到冷落，在文化界也并非事事如愿。3月24日，柳亚子“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5月中旬，柳亚子致信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随即却被毛泽东泼冷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6月中下旬，柳亚子热心筹备成立的北平文献研讨会（简称“文研会”）不久亦随着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无疾而终。

除了政坛和文坛上的一系列不顺心的事情，柳亚子还有因出行“无车”而带来的烦恼。3月18日，柳亚子到达北平当天就想去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和衣冠冢，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小车而未能成行。“嗣迁颐和园，相距益近，相思益切，因乘毛主席枉驾之便，面陈衷曲，一诺无辞”。由于柳亚子高度近视，再加上当时年事已高而且社会活动频繁，出行无车确实多有不便，因此也难免会有意见。

柳亚子是一位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而不是颇有城府的政治家，因此一切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从来毫无掩饰。正因为如此，柳亚子的“牢骚”皆被身边关心他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中提及，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对此，柳亚子自己也承认：“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3月28日，“牢骚满腹”的柳亚子便写了《感事呈毛主席》。

对柳亚子的“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4月7日下午，“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摒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

当天，柳亚子日记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致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4月11日，柳亚子在给友人的信中又提到：“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现在，遵照医生的嘱咐，已请假一个月，不再去开会了。”

但是，柳亚子的“牢骚”并未因此结束。4月25日，柳亚子“奉毛主席之命”，移居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然而却感到“余寂居颐和园，与外界潮流渺不相涉，思之惘然”，分明有一种被冷落、被闲置的抱怨。4月29日，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和诗，心情激动，连写两诗，表示：“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但后来又对毛泽东的批评提出了异议——“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

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向柳亚子“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柳亚子“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拜访宋云彬，但在进门时遭阻拦，警卫员要求登记，他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一怒之下摔了墨水瓶。

7月12日，柳亚子致函毛啸岑说：“他们正希望我专心休养，什么事情都不要我管。”7月15日，柳亚子在给曹美成的信中说：“我因身体关系，毛主席要我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显然，其中不无牢骚与无奈。

在“北游”的知识分子当中，最为柳亚子的满腹“牢骚”担心的恐怕就是宋云彬了。6月2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宋云彬在信中坦言，柳亚子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

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

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

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

7月1日，宋云彬收到柳亚子回信，说：“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而又说：“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宋云彬感慨：“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

7月8日，宋云彬为柳亚子赋诗一首，继续规劝道：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

7月21日，宋云彬收到柳亚子的和诗，表示：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

然而，柳亚子的“牢骚”仍在继续，直到9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还曾对夏衍抱怨。

据夏衍回忆：“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而未被授予具体的行政职务。在随后成立的中央文史研究馆中，柳亚子也仅是多位副馆长之一，而馆长则是毛泽东的老师符定一。这对中共和毛泽东来说，也许体现了“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用人之道。但对柳亚子来说，则明显感到这种政治安排与自己的革命贡献和社会地位是不甚相符的。因此，面对盛况空前的开国大典，柳亚子居然诗兴全无，没有留下任何诗作。

“天真”的浪漫诗人哪懂得现实政治家的纵横捭阖之道？因此，由于“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柳亚子的“满腹牢骚”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恰恰说明柳亚子绝不是善于钻营的投机政客，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难得诤友。

柳亚子曾坦言：“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

这就是柳亚子，一切言行都袒呈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