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5万张照片，一位摄影师的13年

王伟一边拍照，一边录视频。他们的经历如此独特、如此珍贵，也如此让人心碎。从原始森林到现代城市，从历史到当代，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他想做一份见证。

「抢救式拍摄」

在大兴安岭腹地，时间是静止的。森林、苔藓、河流、星星和驯鹿，与百年前没有区别。但时间又是残忍的，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使鹿鄂温克人，少了，也老了。

那个《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看老了雨和雪」的老人，使鹿鄂温克族的女酋长玛力亚·索，活了101岁，2022年在山林中去世。不到一年，纪录片《犴达罕》里天真活泼、爱酒如命的柳霞，也去世了。随着老一代人逝去，年轻一代进入城市，使鹿鄂温克文化正逐渐凋零。

13年前，无声的凋零中，一位摄影师开始了他的抢救——或许你曾见过一些照片，玛力亚·索着民族盛装，族人们在山林里生活，在雪地里寻找驯鹿，在冰雪中破冰取水……这些珍贵的画面被保留下来，这都是抢救的成果。

很多摄影作品，都来自同一位摄影师，王伟。故事要从一个创作者、一颗年轻的心说起。

2025年5月，玛力亚·索的孙女何琦韩与丈夫侯磊、儿子伊尔瓦特在山林中。

2011年，王伟还是实习摄影记者，到呼伦贝尔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采访。他本就是呼伦贝尔人，但呼伦贝尔太大，南北贯穿几百公里，人生前20年，他从未涉足此地。第一次见到使鹿鄂温克人，他内心受到冲击——因为这种文明与生活方式的特别，也因为它的「濒危」。

驯鹿文化，是遍及全球北极圈的一种文化。在北欧、北美、俄罗斯……广阔的亚寒带针叶林之中，在森林与冻土地带，千百年来，人类与驯鹿建立起紧密的依存关系。它是使鹿鄂温克人的衣食之源、代步工具，也是精神图腾。在中国的大兴安岭腹地，环北极地区泰加林的最南端，使鹿鄂温克人如此生活了几百年。直到2003年，他们放下猎枪，走出森林，开始「整体生态移民」。

王伟到敖鲁古雅，跟部落里的老人聊天，看到了文化消亡的细节——使鹿鄂温克有自己的语言，但本民族的年轻人，很多已经不会这种语言了；他们曾经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包括狩猎、用兽皮做衣服、用桦树皮做手工艺制品、搭建与居住「撮罗子」、信奉萨满……随着大家下山，也在逐渐消失。它们不再是生活，而是被送进了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王伟看到了使鹿鄂温克人面临的巨大冲突。一边是不可抵挡的现代生活，一边是难以割舍的传统。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驯鹿，驯鹿对食物和水质有极高的要求，要食用原始森林深处的苔藓和地衣。2003年，鄂温克人试着在山下圈养驯鹿，结果驯鹿大批死亡，因此，一部分人带着驯鹿，又回到山林中，继续游牧。

但此时的游牧生活，已经跟过往不太一样。因为无法狩猎，生活单调了许多；山中族人越来越少，人愈发孤独；因为失去武器，保护驯鹿变得艰难。总之，重重矛盾与生活巨变之下，很多人开始酗酒，与酒有关的死亡事件也随之增加。

以上种种这些，都让王伟觉得，他应该拿起手里的摄影机，拍些什么。但他那时相当年轻，只凭着一种本能的热情，只知道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拍几张人与驯鹿在山中游荡的照片，再加一个「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之类的标题来吸睛。他想好好记录这群人。

之后的13年，这变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本职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包括每年的年假、倒休、五一、十一假期，他都走同一条路线——从北京飞海拉尔，再租车到根河，进山，到猎民点，拍鄂温克人的生活。

春天是他们最幸福的日子，把鹿养得壮壮的，期待接生一茬茬的小鹿崽；天气再暖和一些，他们就开始锯鹿茸；夏天有人会发展旅游，有人就在深林之中迁徙，寻找苔藓丰美地带；冬天树林里是深深的雪，是休养生息的日子。

王伟拍这种生活的美，也拍它的麻烦。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围绕驯鹿展开，找鹿是他们最日常的工作，背上干粮，走十几二十公里是常事。夏天要涉水而过，应付森林里密密麻麻的蚊子，冬天则要穿越齐腰深的雪。大多数时候能找到鹿，但有些时候，鹿踩到猎套，困住了、死掉了，他们就要历尽艰苦把它带回来。

就在这样循环往复的日子里，王伟拍鄂温克人打水、做饭、找鹿、喝酒，拍他们休养生息、生老病死。过去13年，他去了大兴安岭猎民点30多次，拍下了50000多张照片。

2025年5月，刘峰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内的「驯鹿点」怀抱一头刚下生不久的驯鹿。

为什么这34张面孔如此重要

2017年，王伟拍摄的过程中，官方机构做了一项基因对比工程。调查结果显示，现存的200多位使鹿鄂温克人中，有34人是「最具代表性」的，祖辈未与外族通婚。

看到这个名单，王伟意识到，他找到了记录的方向——他应该找到这34人，为他们拍一组「民族肖像」。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年迈，最高龄的玛力亚·索，出生于1921年，当时已经97岁；格力斯克出生于1934年，已经84岁；安道·古出生于1937年，已经81岁。还有近十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族人，都已年迈。一种时不我待之感。

当时王伟还在清华美院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大画幅摄影。想到拍使鹿鄂温克人，他马上想到他喜欢的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柯蒂斯擅长肖像摄影，被认为「能捕捉到被拍摄者灵魂深处的特质和个性」。130多年前，他开始拍摄北美印第安人，用半生时间，踏遍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后编成了20卷《北美印第安人》。他关注人本身，也关注他们的政治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和文化。这也是王伟想做的事情，里头有一种严肃和庄严。

但想象和现实，往往有差距。一开始，他就碰壁了。

这些年来，作为一个特殊族群，使鹿鄂温克人始终被研究、被关注、被采访，比起所谓「民族肖像」，他们更希望不受打扰地生活；老一辈族人，很多只会本民族语言，去沟通说服时，还需要请人翻译，会两种语言的人也不多；随着生态移民，族人愈发散居，有人在山里驯鹿，路况极差且没有信号，有人已经生活在内蒙其他城市，还有人已经到了北京、青岛等地。总之，意愿、沟通、距离……每一项都很麻烦。

最开始一两年，拍摄进度很慢。最难的时候，王伟在山里找人，森林的雨季，路都沤烂了，车陷在泥里头，进出两难。他四处遭拒，愁得睡不好觉，「越往下走难度越大，几度落泪，真的太难了」。

能够打动人的，唯有真心。有一位叫达玛拉·索的鄂温克老人，她退休前在乡兽医站工作，有知识，会民族语言，人又很乐观开朗、通情达理，在民族乡有一定威望。她偶然间听说王伟在拍民族肖像，给他提供过一些帮助。后来，达玛拉到北京看病，发了朋友圈，王伟联系她，帮忙挂号、跑前跑后，热情地邀请她在家里住了20余天。这个过程里，他们慢慢熟悉，达玛拉理解他的朴实和真诚，回到敖乡，她跟亲戚族人们说，「这小伙子挺好，年轻人做事不容易，我们要支持」。渐渐地王伟在族人中建立起了信任，创作的过程也就慢慢变得顺利起来。

2024年9月，达玛拉·索在「搓罗子」内缝制手工艺品。

拍摄现场，是很庄严的——大家翻出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夏布长袍，很多都是几十年前的，是鹿皮、是野生动物的皮毛，衣领、对襟、袖口、下摆上有滚镶边，有山林、树木的变异符号。还有些衣服是2010年之后做的，已经有了现代感。女性们头扎俄式方巾，系在脑后。他们望向摄影机，那种过去的生活方式，驯鹿与山林的气息，彪悍、纯真的民族气质，借助这个仪式得以完美呈现。

王伟选择的大画幅摄影，加上湿版工艺，是国内少有人使用的拍摄方式。机器笨重，拍摄一张耗时长，需要被拍摄者高度配合，难度不小，但照片拍出来细节精细，那种穿越时光之感，与鄂温克民族的风格很契合。谈到为什么选择如此困难的拍摄方式，王伟引用了欧立柯·本雅明的话：「这些相片（早期相片）虽然朴实单纯，却像素描或彩绘肖像佳作，与晚近的相片比起来能产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响力。」

拍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趣事。比如柳霞，老爱喝酒，拍摄必须选在她没喝酒的时候，醉酒后她会很「懵」，你会明显看到，她眼神已经不聚焦了。再比如维佳，明知道他住在山里，但森林里没有信号，他们三进三出，每次都错过，「就是找不到人」。这种无法用城市生活衡量的、「可爱」的不确定，就是鄂温克人的日常。

拍了三四年时间，直到2022年，王伟终于完成了34人的拍摄。其中辛苦，自不必言。这组作品在国际国内也获得了很多奖项，被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说，在工作中，她会看到很多敖鲁古雅题材的摄影作品，但王伟的作品是独特的，是他「漫长的、耐心的、细腻的影像记录」，是一个族群的历史，有民族志的深度和厚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成果的获取，蕴含着一个人多少的热爱、执着、坚持、毅力，耗去了他多少的时间、精力、耐心、喜忧。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份真诚付出所收获的成果，其价值不仅是当下的，也是留给未来的。」

这组拍摄完成两年后，截止2024年底，34人中已有8人去世。王伟的「抢救式拍摄」，在这个时刻更显珍贵。

2025年5月，玛妮在山林的家中遥望窗外的驯鹿群。

看见年轻人的折返与失落

正是在拍摄这组民族肖像的过程中，王伟走到了鄂温克人命运的深处。那是少有人抵达的地带，那里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停下摄影机。

他向《人物》说起，给他冲击最大的，是一个叫做索贝贝的女孩。

贝贝算是部落里的年轻人，出生于1981年。王伟拍下的照片里，她有一张圆圆的脸，戴眼镜，头发短短的，两条深色的眉，笑起来有些羞赧。

她父母去世得早，她读到中专，就离开了根河，去过包头，又到了青岛。因为她是34人之一，王伟辗转联系到她。但光打通她的电话，就花了三个月——她爱喝酒，常常醉着。俩人好不容易聊上了，她把王伟当做朋友，喝醉了，半夜三点也给他打电话。

拍摄时见到她，王伟才知道，她生活得不容易。因为父母早亡，没有亲人能庇护她，她只能离开家，挣钱养活自己。但在城市落脚没那么容易，某种程度上，她是「夹在城市跟森林之间的人」。她会讲起小时候跟父母狩猎、养鹿的生活，语气里都是依恋。或许跟这种失落有关，她爱喝酒，那是麻醉自己的方式。

拍完索贝贝没多久，有一天，王伟收到消息，说她醉酒后坠楼身亡。乡里的医生去了青岛，把她的骨灰带回了敖乡。族人找王伟要她的照片，那张肖像照，成了遗像。

索贝贝的故事，是鄂温克新一代年轻人境遇的极端体现。总的来说，他们的确在城市与森林之间一次次折返。王伟因此受到触动，决定记录更广阔的、新一代鄂温克人的故事。

2021年开始，他聚焦年轻一代的鄂温克人。他们通过读书、就业，走出山林，在城市定居。从北京、苏州到呼和浩特、西双版纳、沈阳，相隔千里，他也想找到他们。在摄影方式上，他放弃了此前的大画幅相机和湿版工艺，选择白背景，用黑白或彩色胶片来拍摄，这种风格更有当代性。

2024年10月，大兴安岭已迎来第一场大雪，这是阿尤莎在山林的家和陪伴她的狗。

拍摄过程中，他记录了很多人的故事。

雨果，是鄂温克最出名的年轻人之一，柳霞的儿子，纪录片《雨果的假期》的主角。他从小被送到江苏上学，在北京、成都生活过，他向往大城市，有颗不安分的心。但因为生存，也因为母亲柳霞，他一次次返回大兴安岭。《人物》曾在2023年写过一篇报道《大兴安岭最孤独的母子》，写柳霞和雨果在山林中的生活。当时我们对雨果的感受非常复杂，就像有两股力量在他身上奋力拉扯：正在消逝的狩猎文化，和喧嚣的城市化浪潮。这个年轻人悬浮其中。

2025年4月，雨果在江苏昆山露营，他正在完成骑行西藏的心愿。

1980年出生的索伟，在生态移民后下山，开过出租车、养过北极狐，后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卡车司机，换过5辆卡车，跑遍大半个中国。但他的愿望依然是，挣够钱，回敖乡。

1977年出生的敖娜，大学学的是俄语外贸，做过计算机录入员、外贸翻译，13年前辞职，带着丈夫回到大兴安岭，重新过上了驯鹿人的生活。她跟王伟说，森林里虽然没有网络，但干净简单。「有驯鹿相伴的冬日，我不会孤独，这反而更接近我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当真正接近鄂温克年轻人的心灵，王伟明白了那种苦痛的来源。生态移民之前，这一代人，都出生于山林，童年也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大兴安岭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每次拍摄，他们都会向王伟回忆小时候，「一聊，他们真的眼泪就出来了。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生活，采着浆果，穿越河流，坐着大卡车穿越森林，父母就在身边」。聊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泪流满面。

2024年10月，达琳玛在山林里驾驶拖拉机到河流中取水用于洗衣做饭。

他们在城市的家里，还放着桦树皮和鹿角，有时候还能听到民族语言，他们教出生在北京的下一代做桦树制品。他们说，等挣够一些钱，还要回去。

2024年8月，达丽雅在沈阳的家中制作民族手工艺品。

同行，让记录走得更远

在记录鄂温克人的困境时，同样难以言说的，是王伟作为摄影师和创作者的困境。

他是一个上班族，在北京工作，拍摄鄂温克人是他的兴趣，是「为爱发电」，最初没有任何外力支持，他自己付差旅费、请助手、购置设备。2018年，他关于鄂温克民族肖像的拍摄，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这是很大的精神激励，但对于庞大的拍摄计划来说，这笔钱远远不够——每次进山，从机票、租越野车（普通车进不去）到请摄影助理，再到设备耗材（工艺昂贵，胶片、冲洗药水都是英国进口，一张成本近百元），一次拍摄，耗资上万。

拍摄鄂温克年轻人时，他仍然有创作的动力和热情，但因为资金困难，难以为继。家里人会问他，拍完那34个肖像，是不是够了，为什么还要拍？

是的，拍摄本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王伟的「偶像」爱德华·柯蒂斯，也曾面临经济上巨大的窘迫。后来他得到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帮助。他的坚韧，还打动了知名的金融大亨J.P.摩根，让这位超级富豪改变主意，持续资助他创作。

王伟的故事，也在2023年出现了转机。

说来也巧，当时，王伟在一次活动上遇见知名摄影师宁思潇潇，俩人聊天，他谈起拍摄的困难，宁思潇潇上了心。几个月后，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科技公司vivo有一个展区，王伟的作品，也作为清华美院的摄影教育成果在展出。宁思潇潇拉着vivo的工作人员，去看了那34幅鄂温克民族肖像。

后来，宁思潇潇在微博回忆此事，他说，当时自己有点「心虚」，因为这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事儿，「谁会为一个没有任何好处的事儿，去花钱呢？更何况是一个要经营的公司。」但很意外，vivo的工作人员主动问，能不能联系到作者？他们觉得「抢救式拍摄」刻不容缓，必须要做。

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熟悉手机影像生态的人都会知道，过去这些年，vivo长期关注人文摄影领域，一直在支持创作者，有自己的关怀。这个项目的意义、民族文化的濒危性、拍摄的困难程度……他们充分理解。

2024年10月，达琳玛在山林中观察驯鹿的状况。从10月到次年3月，他一个人在山林中生活，只为照顾驯鹿群。

很快，双方达成合作。从2023年到2025年，vivo支持王伟拍了两年。

支持首先是资金上的，让王伟可以在相对从容的条件下创作。但王伟认为，同样珍贵的，是vivo可以让他的作品抵达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过去几年，vivo在人文影像领域开展了很多探索，除了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还有与FIRST青年电影展共创了6年的超短片单元、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展开的战略合作等，vivo搭建起一个观看、创作、分享的影像文化生态，让王伟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让鄂温克的故事被更多人了解。因为了解，才有机会改变。

vivo也支持他在传统摄影之外，用手机，用视频、音频等方式，全方位地记录鄂温克族的今天——作为科班出身的摄影师，王伟此前是很抵触手机摄影的，迷恋大画幅、纯手工。但与vivo合作之后，他发现手机拍肖像居然完全不输单反。而且手机更小，更便携，侵略性更低。

过去两年，他用手机完成了几百幅使鹿鄂温克人的肖像作品，也用它拍口述史视频。当他和鄂温克年轻人做访谈时，他们唱歌时，他会架一台手机在旁边，完全可以实现清晰的4k甚至8k的视频拍摄。另外，他还在用vivo手机创作更多的作品，今年就在拍「新时代的中国老人」，如85岁学飞机驾驶的王德顺等等。

但所有的支持里头，没有什么比精神的并肩更重要。创作者往往孤独，尤其像王伟这样，拍摄一个并不算热门的题材，坚持13年，投入无尽的精力与时间。在那个时刻，是vivo肯定了他记录的意义与价值。正是这种同行的感觉，让他再次有了创作动力，让他觉得吾道不孤。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vivo支持了很多像王伟这样的创作者。已经举办了六年的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让无数专业或出身平民的摄影师，展现自己的光彩。

2021年的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中，摄影师王旭拍摄了医生们在四川省甘孜州义诊时，唇腭裂儿童的样子；2023年，在浙江丽水给乡村孩子上了很多年摄影课之后，摄影师张博然提交了一组特别的摄影作品，是他和两位乡村女孩共同完成的；2024年，在云南普洱孟连的边陲小镇，摄影师大萌让牛油果、咖啡和劳作的人们被世界看见；而在2025年，在甘肃民勤的沙漠地带，田鼠大婶裴爱民在这里写诗、拍照，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去拍，去写，去爱，去扎根大地，自在生活」。这是私人的故事，也是普通人的史诗。

这些故事都不只是一个瞬间。今年，它们长出了新的生命——

云南孟连的牛油果，种植十几年，最后经由大萌的照片走红，登上国家媒体。这之后，当地逐渐扩大了种植面积，解决了更多人的就业。付出辛劳的人们，真正享受到了劳动成果。

而2021年被摄影师王旭拍下的唇腭裂小女孩，因为照片，受到了慈善组织的关注，她们到深圳接受了手术。2025年，王旭回到高原，又去拍了她们，那种害羞的、惶恐的眼神消失了，她们的笑真心、明亮、自由。

这就是记录的力量，它让人流泪、让人行动，撼动现实。真诚的品牌，和真诚的创作者们一起，让美好的事情得以发生，正在发生，继续发生。

2025年5月，瓦莲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家中给一只驯鹿幼崽喂奶。

（文章首图为2025年5月，玛力亚·索的曾外孙伊尔瓦特在山林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