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为什么吕思勉一再“恶评”汉武帝？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也是建国初期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之一。

在教学之余，他笔耕不辍，一生撰写过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八部专史以及大量的论文和教材，累计超过了一千万字，因此被我国学界誉为“治学最勤、著作最富、研究领域最广”的史学大师。

1941年抗战期间，吕思勉与师生们合影，前排左二为吕思勉

面对民国初期时局混乱的惨淡局面，他不断提醒国人，应该多关注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中国今日的一切罪恶，无不出于治者阶级；中国绝大多数不良现象的出现，皆因政治败坏使然”。正因如此，他尤为注重评判为政者的功过。

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与我们的传统认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他对汉武帝的评价，可以说非常一般。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汉武帝取得的功业，他都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汉武帝刘彻画像

值得一提的是，吕思勉不但精通各类历史典籍，而且还会有意识地吸收近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既能做到旁征博引、前后贯通，又能从前人未尝过多留意的角度分析历史变迁。

比如他曾在首发于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的序言中坦言：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欲收此效，需要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

因此，尽管他的诸多著作常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但内容与观点绝非是寻常教科书所能比拟的。

《白话中国史》封面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不仅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将之“嫁接”到了国际关系领域。

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现代国家的形成”与“疆域的扩大”等问题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吕思勉自然也不例外。

他在《白话本国史》的“汉朝的武功”一章中指出，“中国疆域的底定”与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从秦到清盛时，二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

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

接下来，吕思勉不仅对汉武帝经略匈奴、西域、朝鲜半岛、百越以及“西南夷”的军事活动做出了论述，并将之视为中国国力勃兴的表现。

有观点认为，这样的论述框架，明显带有近代“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的新史学之色彩。

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当然，作为具有新思想的史学家，吕思勉一直尝试“将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进化进程当中进行考察”，旨在“真正摆脱旧史学里将史书变为帝王将相之家谱的弊病”。

因此，辨析历史人物与历史时势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他着重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主动学习了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近代社会科学理论，并基于社会经济状况与政治社会制度角度，对历史事件与人物展开评述与分析。

吕思勉认为，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崇拜汉武帝，主要是因为“迷信他的武功”。不过话说回来，他从未对汉武帝的“武功”给予高度评价。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汉武帝的东征西讨，“（使得）文景以前，七十年的蓄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白话中国史》的“兵制”一节，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汉武帝更专信几个椒房之亲，家无法度，以致总算起来，总是败北的时候多，胜利的时候少。

细看《汉书·匈奴传》可见，伐大宛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经济”的确证。

汉朝的用兵，所以结局总获胜利，是由于这时候中国和外国的国力相差太远，并不是用兵的得法。

这种用兵，结局虽获胜利，毕竟是以最大的劳费，得最小的效果的。因此，就使胜利，也所得不偿所失。

这种用兵，实在一无可取。中国大有可为的时代，就给这两个人弄糟了的。然而后世，反而有很多崇拜他们、原谅他们的人，可谓侥幸极了。

汉匈战争主题绘作

其次，“国家的武功，（本质上）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倘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在读书札记《汉书·李广苏建传》中如是写道

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

汉武严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又任严酷之吏，以深文随其后；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

计其所失亡，中国转远过于夷狄，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汉武帝形象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简单将之翻译了一下：

汉朝距离封建时代结束尚近，士大夫们大都胸怀壮志，热衷于建功立业。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若能由一位严明守法、善于用人的君主来治理，所建立的功业即使比汉武帝时期再大十倍也是可能的。

然而，汉武帝虽严厉却不够明智，行事全凭个人好恶而非法度。

他舍弃经验丰富的将领，却重用外戚；又任用严酷的官吏，用苛刻的法律条文来治理。

虽然他在位期间击败匈奴、打通西域、在朝鲜设郡、平定南越东越、开拓西南夷，但究其根本，这些成就实因当时中国国力远超四方蛮夷方能实现。

若计算战争中的损耗，汉朝付出的代价远超夷狄，可见国力的浪费实在惊人。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晚年汉武帝

一言概之，在吕思勉看来：

国家的“武功”，不仅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也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体现。

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无外乎就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进化趋势而已，没必要将之“神话”并产生过度的崇拜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吕思勉将“汉武帝用兵不得法”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在《中国通史》中如是写道：

汉军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

西汉官兵复原图

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就不能大举。（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

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之多，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

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

描绘李广利晚年兵败于匈奴的绘作

实际上，吕思勉对卫青和霍去病二人评价尤为一般。

在他看来，卫青性情温和且柔顺，善于逢迎讨好，但天下人并没有称颂他的才能（和柔自媚，天下无称）。

霍去病年纪轻轻就入宫担任侍中，尽管地位显贵却从不体恤基层官兵（少而侍中，贵不省士）。

汉军之所以能够在他们的带领下依然能屡次获胜，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的战斗力足够强大。

无论这支军队被派往何处，都能做到势如破竹、战无不胜（所任如此，犹能累奏克捷，则以其兵固强，投之所向，无不如志也）。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卫青（上）与霍去病形象

吕思勉在《白话中国史》中指出，尽管“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西域诸国）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

一方面，“西域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

另一方面，“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但）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不过话说回来，他将“汉武帝征讨四夷”的动因，归结于“多出侈心”，而且“并无为国为民之念”。其结果就是：

当时的（汉朝）文治派，无不加以反对，踊跃赞成的，都是有野心的武士浪人一流。或谓武帝之事四夷，一时虽劳费，从久远的立场上论，则实有为国家开疆拓土之功。

此亦似是而非。真正的开拓，必以民族的淳化为前提，而民族的淳化，全系社会之力，好大喜功的开拓，实在无甚助力，即使有之，亦功不补罪。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吕思勉评史的原则——既不因武帝之“侈心”而抹杀史事自然推迁的结果，也不因史事推迁的结果而连带着去为武帝之“侈心”辩护。

1947年，吕思勉主编的《秦汉史》正式出版发行。在该书中，出现了很多分析汉朝社会经济结构与各阶层政治经济地位的内容。

在吕思勉看来，汉朝初期采取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政”，本质上是“救时之举”，“而非为政常态”。

其结果就是，伴随着国家实力的逐渐复苏，这种旧制终将被打破；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汉武帝：

抚恤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见状而已。

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耳，固非谓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固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矣。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青年汉武帝

统治者安抚失业的百姓、铲除功臣势力、协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权力，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但这些做法仅仅能保持现状而已。

自周朝后期以来，众人公认应当改革的弊政，始终未能真正改变。这是因为天下刚刚安定，统治者无暇顾及改革，并非认为这些弊政不该被革除。

等到社会长期稳定后，人们不再甘于固守旧制，终将有人站出来彻底改革，而汉武帝正是这样的变革者。

这里的“众共谓当改正之事”，可以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派提出的一系列涉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造之道。究其终极目标，大体上就是“天下大同”。

伴随着前面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待到汉武帝即位后，儒者们开始反复阐述民众生计与所谓“教化”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各种变革之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武帝一改文景两朝清静无为的政策，在政治、经济、教化、军事等领域发起了大胆突破。

在众多变革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莫属。

董仲舒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汉武帝会大力“崇儒”？对此，吕思勉认为，“此乃历史时势所驱使，而非缘于汉武帝个人的见识”：

儒家之学一直强调立制度、制礼乐、兴教化，这既是战国以来主流的政治思潮，也是任何政权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儒家受到重视，乃势所必至之事。

西汉立国以来，不少儒者都建议统治者在这些事项上有所作为，只是后者碍于内外局面而无暇顾及。

到了汉武帝时期，各方条件皆已成熟，于是他顺势而为，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讲，吕思勉对汉武帝立志“起而正之”的态度是有所肯定的。不过话说回来，他对汉武帝的实际作为持保留态度。原因很简单：

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反。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

除此之外，吕思勉还对当时的儒生，做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儒生之徒务哗世取宠，则由利禄之途既开，竞怀苟得之计；抑贵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饱食暖衣，轻浅寡虑，不复能深思力学，抑多轻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则儒学之见尊崇，未尝非儒学之不幸矣。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简单翻译了一下：

儒生们只顾着使用浮夸言行博取世人的关注，这是因为朝廷开设了功名利禄的通道，使得众人争相怀着投机取巧的心思。

再加上那些贵族子弟和富豪之家，大多让自家孩子钻研儒学，这些人从小衣食无忧，思想肤浅、缺乏远见，既不能沉下心钻研学问，又往往自命不凡，只想用儒学的名头在俗世中炫耀。

如此看来，儒学被捧上尊崇地位，反而成了儒学的不幸！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汉朝朝堂

对于武帝时代的民生情况，吕思勉的评价是这样的：

虽其初意，亦或在摧抑豪强，然终诛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终弊余于利，至于民愁盗起。

白话文版本：

朝廷颁布的政策，最初的意图或许是为了打击豪强势力，但执行过程中，横征暴敛、压榨百姓的手段越来越多，真正调节贫富、救济弱势的措施却很少。最终害处远远超过益处，导致百姓生活困苦，盗贼叛乱四起。

晚年的汉武帝和他的臣民

对于盐铁官营之制，“虽有裨国计，而民之受其弊实深矣（虽然这些政策对国家财政整体有利，但百姓承受的祸患却极其深重）”。

对于算缗之法（对商人、手工业者等征收赋税）的实施，“旧法虽恶，民既习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税则异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白话文版本：

旧有的法令虽然弊端重重，但百姓早已习惯，且有现成的制度可以遵循。而新税法则完全不同，若再以急功近利的方式强行推行，其危害之大将难以估量。

汉武帝时期的大吉五铢

对于均输之法（旨在调节物资流通、平抑物价的财政改革）的实施，“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之风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无以为生，商人本不易制驭，况弘羊欲行之于一统之世乎？不能抑商贾以利齐民，而徒与商贾争利，盖势所必至矣。”

白话文版本：

现如今，财物不必私藏、出力不为私利的社会风气早已消失，人们又缺乏分工协作的机制来维持生计。

商人群体本就难以约束管控，更何况桑弘羊试图在中央集权的一统王朝中推行国家垄断经济呢？

这种政策非但没能压制商人势力以造福平民，反而让官府沦为与商人争利的角色，最终走向失败是必然的。

桑弘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对此，吕思勉如是分析道：

当时社会组织，商人实居形势之地，岂如弘羊者所能裁抑？况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与虎谋皮也。

白话文版本：

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商人实际掌握着经济命脉与资源优势，岂是桑弘羊之流能够轻易压制的？更何况桑弘羊重用的官员中，许多本身就是商人出身。试图用商人来压制商人，这简直是与虎谋皮！。

除此之外，吕思勉还注意到，基于充分贯彻改革与打击地方豪强的双重需要，一大批酷吏得到了提拔和重用。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一切以武断出之，祸岂能无及于齐民哉？（一味用严刑峻法粗暴行事，这样的祸害又怎么可能不殃及无辜平民）”

晚年的汉武帝和他的臣民

总而言之，对于汉武帝时期推行的改革举措，吕思勉将之概括为“刻剥之政”概括。至于前者的改革之所以“流弊甚多”，与其对于政治经济的变革的认识有关。

实际上，他在《秦汉史》的开篇就开诚布公地指出：

世无不自利之党类，即欲进于升平，亦非人民自为谋不可。而欲使在上者为之代谋，遂不免与虎谋皮之诮。

白话文版本：

世界上没有不谋求自身利益的集团或阶层，要想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必须让人民自己来争取权益。如果指望统治者代替百姓谋划福祉，这就像与老虎商量要剥它的皮一样荒谬可笑！

晚年的汉武帝

由此可见，在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对立当中，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吕思勉总是自觉站在被治者与弱者一边。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学者应该且必须具有的精神。

关于汉武帝的历史地位，他在《白话中国史》中如是写道：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

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结合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吕思勉之所以没有对汉武帝给予高度评价，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尽管他取得的功业着实很大，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一直非常艰难。

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汉武帝不到真正意义的好评，也算是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