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分赃导致的亡国

窝阔台汗驾崩后，蒙古帝国内部掀起了汗位争夺的风波，南宋见状，抓住时机大力筹备战事。

在京湖战区，因为有良将孟珙在，蒙古基本上没有再主动发起过大规模的攻伐；

而在川蜀战区，由于蒙古人已经占据了汉中、成都，仍然对南宋保持着巨大的军事压制。

为此，宋理宗急调在江淮战场多次打败蒙古军的淮东将领余玠入川。

01

山城防御体系

公元1241年十一月，获得宋廷授予“治川全面大权”的余玠到任。

在余玠到任前的十几年里，宋廷对主政四川的大员先后换了十几人，但差强人意。

十六年间，凡授宣抚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于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各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纪纲，蜀日益坏。

--《宋史》列传卷第175

因此，余玠到任之后，即刻大刀阔斧的整肃政风行风、军容军纪，并遴选官吏、推行屯田。

这样，就很快稳住了蜀地的军心民心。

与此同时，他更是深知如今四川诸多州县，已经在蒙古人的多次劫掠下举目疮痍。

尤其是汉中、成都的丢失，也直接导致原来构建的川陕防线已经不复存在。

蒙古骑兵乃当世第一且掠夺性成瘾，那么该怎么抵御蒙古铁骑的入侵以及如何巩固宋现有的川蜀阵地呢？

余玠需要仔细筹谋。

“欲知地头事，须问方内人”。

余玠决定在重庆府衙设置“招贤馆”，问计于当地的先贤。

（余）玠筑招贤之馆于府之左，供张一如帅所居。下令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宋史》列传卷第175

招贤令一下，首先向余玠献策是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文。

播州和杨文都不简单。

播州位处西南，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

唐朝末期，随着大唐国力的衰退，播州就闹“播独”。

唐廷为了教训“播独”，就发布诏令并承诺只要有人自备兵马钱粮消灭“播独”，就可以“永镇斯土”（世袭土司）。

收获不小但风险也很大。

最后，太原人杨端带着4000族兵千里奔袭拿下了播州并就此“永镇斯土”，成为一个世袭土司家族（史称“播州杨氏”，并一直存在到大明万历朝）。

北宋时期，播州杨氏依附北宋（与著名的“杨家将”父子续上了族谱）；

南宋立国，播州杨氏又依附南宋（多次出兵出粮帮助宋在四川战场对抗蒙古）。

传到杨文这一代，已是第十五世了。

杨文土司“忠宋反蒙”且文武兼备，蒙宋在四川交战时，曾多次亲自上阵厮杀并数次立功。

如今名将余玠来了，心感钦佩的杨文便献上了《保蜀三策》。

在《保蜀三策》中，杨文认为：

蒙古连年入侵四川，已经导致宋在四川战区失去了秦巴山地的原有防线；

且原先诸路的城池都无险可守，势单力薄，无法形成连绵的战线。

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舍弃成都并重新确定四川战区统帅中心、恢复绵亘的防御前线、构建战略防御纵深。

具体来说，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攻击型）：将四川战区的统帅部前移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和阆中（今四川阆中）一带，以此为大本营和前出基地，集结军队，向北发起进攻，先夺取利州、兴元等原南宋利州路故地。

再渐次占据“三关”：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南）、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七方关（今甘肃成县东南），从而基本恢复南宋抗金时四川战区的防御态势。

中策（防御型）：以重庆为中心，在水陆主要通道的沿线，选择险要的地点营建山城水寨，以这些新筑的山城水寨作为抗蒙的据点，将四川残余的宋军分别移驻这些城池，并将附近军民全部迁移到这些山城水寨中去，形成扇形的、多节点的纵深防御体系。

下策（退守型）：将四川中北部的剩余军民全部南迁至长江沿线及以南，在这一带的险要地点构筑密集的山城水寨，建设强大的水军，以机动兵力将沿江的城池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比较牢固的长江防线。

随后，杨文还把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当时很有名望的高士）推荐给了余玠。

余玠对杨文的《保蜀三策》很重视，权衡之后，务实的他已经心属“中策”（中策比较客观现实，既容易实施，也容易获得宋廷的首肯），但暂时还未对方案进一步的分解和细化。

这时冉琎、冉璞兄弟则向余玠进一步建议：

合州（今重庆合川区）钓鱼山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三面临江，岩岸陡峭，易守难攻。

如迁合州居民在此筑城并积蓄粮草固守，可抵十万大军。

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与余玠所想不谋而合。

于是，针对蒙古骑兵善驰突的特点，余玠和冉氏兄弟一起走访查勘之后，很快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山隘、要道，筑青居（今四川南充南）、大获（今四川苍溪东南）、钓鱼（今重庆合川东）、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等十余城，并迁沿江各州治所于城堡，屯驻军队、聚集粮食，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堡寨防御体系。

另外，余玠又调整兵力部署，移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于大获；移沔州（今陕西略阳）戍军于青居；移兴元（今陕西汉中）戍军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东钓鱼城），共同防守内水（今涪江、嘉陵江、渠江）；移利州戍军于云顶，以备外水（即岷江、沱江）。

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府州为基础，以内水为轴心，以大江为根本，以山险为据点，以江河为连线，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

02

狼烟再起

在余玠全力打造重庆山城防御体系的同时，蒙古人也没有歇着。

在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薨逝（醉酒中风）之后的5年里，由于汗位之争，朝局暂由汗后脱列哥那摄政。

脱列哥那一心就想着让自己儿子贵由继位，因此对军事征伐并不上心。

这期间，屯驻汉中的蒙古边军偶尔也会进入到蜀地侵扰，但或被宋军击退或抢夺一番后就撤退了，四川战场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到了公元1246年，贵由终于在母亲的支持下登上了汗位。

然而当时蒙古的“军方大哥”钦察汗国国王（蒙古四大汗国之一）拔都不服，而且贵由还听说南宋在四川“不老实”。

贵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然后，他先是派汪世显的儿子汪德臣、汪直臣领兵伐蜀（一度打到今重庆忠县、涪陵一带，但遭到山城防御的严密阻击），并与主动出击的余玠大战于运山（今四川苍溪运山），结果自己的战马宋军被飞石击毙，其弟汪直臣在攻城中阵亡，最终失败而归。

虽然本次伐蜀失利让贵由很窝心，但比起拔都公开的叫板（拔都拒绝参加贵由登基期间的一切庆典活动，并四处散布贵由继位不合法的言论），贵由更是万分恼火。

于是在公元1247年秋季，贵由准备亲自西征讨伐拔都的钦察汗国（都城位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北部）。

可是，当贵由大军在在第二年三月行至横相乙儿（今新疆额敏县）时，贵由就挂掉了。

（一种说法说是因病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拔都派人暗杀）

反正甭管咋说，贵由这一死，征讨拔都的事就不了而了。

因为围绕新汗位的争斗马上就又开始了。

这一次，在拔都的强力支持下，临朝摄政仅一年的汗后海迷失败给了能征善战的蒙哥。

公元1250年7月，蒙哥荣登汗位。

随即，蒙哥利用其母亲的名义诛杀了（人封入麻袋再投水淹死）“乱政、行巫咒”的海迷失。

自此，大蒙古国汗位继承便由窝阔台家族转移到了拖雷家族。

蒙哥即位后，由于窝阔台系诸宗王拒绝承认，蒙哥便忙着先率兵镇压。同时，他让胞弟忽必烈统领漠南（今蒙古国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属于蒙古汗国的京畿要地）及管辖漠南以外广袤汉地的军政事务，并批准开府（可自行任命官员，等于赋予了忽必烈军政、民政、财政的自由权）。

忽必烈从小就立志不凡（最崇拜秦王时期的李世民，最喜读《尚书》《易经》等汉儒家经典），如今有了蒙哥如此这般的信任，忽必烈更是非常用心。

于是他在金莲川（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河北张家口市一带）开府，广揽汗、回、吐蕃、维吾尔、大食以及原金朝的各类型人才，并很快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也为忽必烈充分了解中原汉地和日后以汉法治汉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靠掠夺和征服起家的帝国，一旦进入静止状态，必然会导致颓丧和内部衰退。

蒙古帝国已经长达十多年没有对外进行大的扩张了，因此蒙哥在平定内部隐患之后，便开始着手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

蒙哥的主要目标一个是南宋（因为要继承历代蒙古大汗的遗志），一个是西亚诸国（欧洲那边已经是拔都的势力范围，西亚还是蒙古铁骑未开垦的一块处女地）。

（注：蒙古西征不是本文的重点。）

于是，他决定派出了两个人分别去落实执行。

负责西征的是嗜血善战的胞弟旭烈兀（后来蒙古分裂后建立了伊利汗国）；负责伐宋的是雄才大略的胞弟忽必烈（后来蒙古分裂后成为大元开国皇帝）。

忽必烈的幕府僚属对伐宋决策没有异议，但建议他先灭大理国。

理由有三：

其一，西南大理国与南宋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其存在对蒙古南下构成潜在威胁；

其二，若能控制大理，则可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直接威胁南宋都城临安；

其三，通过征服大理，切断南宋西南防线，可为后续攻打南宋创造有利条件。

忽必烈深以为然，并把此计划奏报蒙哥。

蒙哥准，并令屯军川陕的汪德臣入蜀侵扰配合忽必烈的行动（在余玠山城防御体系日益完备之下，蒙古在四川战场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而且在公元1250年时，还一度被余玠反击到汉中）。

公元1252年六月，忽必烈又奏请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意在进一步加强河南地区的统筹管理，为下一步进攻荆襄、两淮作好准备，并推荐史天泽等汉将为经略使，蒙哥皆准）。

九月，忽必烈带领大将兀良合台等率十万远征军兵发大理。

当时由于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南宋控制，这支远征军只能取道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克服诸多困难行军二千余里，历时一年终于到达大理国边境。随即，蒙古远征军并迅速攻破了大理国边防前线并又快速对大理的国城形成了包围。

对于这支突如其来的天降神兵，大理国上下都慌了。

大理国主段兴智虽然决意抵抗，但奈何兵将无用（丞相高泰祥所率主力被全歼、本人也被俘后就义），也就一二年的时间，整个大理国以及赤秃哥国（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自蛮波丽国（今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等西南几个蛮国就都被团灭了（包括段兴智在内的国王、蛮王们都成了俘虏）！

在忽必烈的建议下，蒙哥对这些人采取了怀柔政策，放他们回去继续统治原属各部。

最后，这些人也都成为亲蒙古的“伪军”。

大理国位于南宋的西南方，是南宋的一道天然屏障。

只要有亲宋的大理国存在，就能有效阻挡敌人从西南方向发起的进攻。而且大理国产马（矮脚滇马），也是南宋的“军需供应商”之一。按说蒙古这次远征大理的时间也不算短，动静也不小，难道说南宋那边就没有察觉到威胁吗？

事实上，南宋对忽必烈领衔的这支远征军的动向也是知晓的。

一些高级武将（如孟珙早在公元1240年就提出了“藩篱三层理论”，并预判出蒙古军可能会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宋的可能性，可惜没有引起宋廷最高层的重视，而且这时也去世了）也敏感地意识到蒙古军突然远征大理的战略意图。

但是，蒙古远征军的这次行动可不是孤立的一次军事行动。

在蒙哥、忽必烈的精心筹谋下，远征军开拔之前，蒙古军就已经提前在荆襄、川蜀战线分别对宋拉开战势，虚张出一副要发动全面侵宋的架子。

这样一来，本就精神高度紧张的南宋高层，在自顾不及的情况下又哪里还顾得上大理国的情况。

下面，我们不妨“事后诸葛亮”的从几个方面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南宋的‌战略情报与认知比较滞后‌。
且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轻武”就已经成为宋的基本国策。由于两宋武将的地位较低，话语权较小，因此很多武将在宋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被磨掉了英气、锐气，变得愈发服从、盲从。

至金朝崛起并开始南侵以来，爱和平的两宋政权均保持了“慎战”态度，在军事部署上也长期处于“保守、防御”的态势。因此，其在战略情报的获取、筛选中，往往会受一定局限（敌人只要不是来打我，我就认为不重要，也无需多管）。人若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其认知也会受到局限（我就扫好自己门前雪，他人房檐上有无雪霜干我何事？）。

具体到这次蒙古远征大理，南宋的荆襄、四川都有蒙古军配合行动在侵扰，南宋防区长官担心的是自己的防区千万不要出问题，因此关注的也都是这方面的情报，而忽略了忽必烈的动向。

而且，蒙古远征军在这次行动中一直比较隐蔽，其行军路线选择了绕道吐蕃且走的是雪山草地等人迹罕至之路。而吐蕃地区自晚唐后脱离中原王朝控制之后，就成为了独立政权，与南宋没有良好的外交关系，南宋也，没能力在这一区域建立有效的情报网络。

其次，南宋在‌军事防御体系上存在缺陷‌。

由于南宋在军事上的保守战略思维和当时的条件限制，迫使南宋军队的主力只能选择长期部署在江淮、荆襄、川陕三大战区。而在西南防线上，南宋一方面认为“云贵川山连山行路难”是天然屏障，加之又是蛮夷之地，因此仅设少量土司武装（如播州杨氏等），未在西南防线派驻大军和强将。
同时，南宋高层也困束于一个客观现实问题：西南滇黔地区与南宋核心区相隔崇山峻岭，后勤补给线长达2000余里，如调动军队需穿越未开发的高原峡谷等各种困难不说，仅后期保持战备的物资钱粮的耗费就会很巨大。

另外，南宋高层也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西南蛮荒之地，烟瘴之地，谁没事儿跑那去。

第三，南宋复杂的外交心理和简单的外交手段。

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最早要从赵匡胤说起。

当时，刚开国的宋朝强敌环伺，北有北汉和契丹联合，南有南汉、南唐、吴越等政权的威胁。

赵匡胤认为南唐、吴越等地容易攻占，利用价值又大，当“先取之”；而云南瘴气丛生，不宜人居，利用价值不大，当“先稳之，再徐图之”。因此，他既没有出兵攻占大理，也没有立即同意与大理建立藩属关系，只是允许大理入朝上贡，发展一些边贸交易，算是暂时与大理保持了一种“和平共处关系”。

后来，随着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北宋不但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而且还先后被辽国、金国攻打，再无余力顾及西南的云南地区（但好歹同意了大理屡次要求“籓属”的请求）。

继承北宋遗产的南宋建立之后，自顾不及，因此对大理也仍然延续了之前的外交基调（不冷不淡，不长不圆，不亲不密，苟且之）。

就这么的，大理国就被忽必烈的远征军拿下了，南宋在西南的“战略缓冲区”也没有了。

03

英雄悲歌

公元1253年春，蒙哥汗再令蒙古“川陕方面军司令”汪德臣修筑利州城（今四川广元），并负责统领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之前，汪德臣已经修筑好了被毁坏的沔州，并在沔州部署了官属），为下一步全面占领四川全境做好准备。

利州原是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设于此），也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人前番在利州筑城囤军就已经引起了余玠的警觉。而此番得知汪德臣再次把阵地前移利州并建造城垒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战争压力剧增。

然而，还没有等到余玠作出应对时，己方阵营出大问题了——宋理宗发密令以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为由，急招余玠回京受查！

之前，余玠因为直接斩杀不服军令的川将王夔以及强行调整川蜀的地方官员职务等受到一些非议。

于是，像诸如弹劾余玠刚愎自用啦、拥兵自重啦、大权独揽啦等等“小报告”便不断被奏报给宋廷。

余玠来四川任职时宋理宗是给予了其“便宜行事”的权利的，所以刚开始宋理宗“未疑”，而余玠也“未以为意”。

公元1251年四川人、监察御史出身的谢方叔（任左相）开始辅佐宋理宗掌管军事机密、边防事务后，情况对余玠就开始不乐观了——因为余玠又得罪了谢方叔的乡党、亲戚、川军中级将领之一的姚世安。

姚世安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原本是川军云顶山城的“城防司令”。余玠新筑云顶山城后，就想撤换不是太听话的姚世安。姚世安知道后，直接守住关隘拒绝办理交接并请求谢方叔“斡旋”。

谢方叔是“鸽派”，对“鹰派”的孟珙、余玠等人本就看不顺眼，再加上他又与余玠背后的两淮军方大佬赵葵（时任右相兼枢密使，后被谢方叔弹劾罢免）有矛盾，于是，他便联络了时任“参知政事”的徐清叟等一起向宋理宗打余玠的“小报告”。

众口铄金啊。

这二人时常伴在宋理宗身边，深知帝心，便时常不断的诬告余玠“莫须有不臣之心”。同时，又安排姚世安多“收集、整理、上报”一些余玠的专权之举和不当言论。

如此一来，慢慢的，宋理宗就有些猜忌和忌惮余玠了。

所以，当余玠在接到宋理宗的诏令后，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毕竟之前有岳飞的案例），为此他深感愤懑。

（余玠）闻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

——《宋史》列传卷第175

翻译过来就是“56岁的余玠一夜之间突然死了，可能是服毒自杀。”

（也有野史说余玠是被宋理宗派来的宦官逼着用毒酒鸩杀了。）

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后世的我们也不得而知。

在《宋史》·卷四十四·本纪第四十四中，对于余玠死后的事情，记载有这样的几段话：

其一，“甲寅，侍御史吴燧等论故蜀帅余玠聚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孙尽窃帑庾之积以归。诏簿录玠家财。”

其二，“七月初九，下诏：前蜀帅余玠镇抚无状，兵苦于征戌，民困于征求，兹俾其家输所取蜀财，犒师振民。”

其三，“余玠男如孙征所认钱三千万将足。诏如孙削三秩、勒停。”

其四，“丁酉，追削余玠资政殿学士，夺余晦刑部侍郎告身。”

这四段话，简单综合翻译一下，就是：

侍御史吴燧等告发已故的余玠在川任职期间有公权私用、聚敛财富等七条罪状，还查明余玠死后，他儿子余如孙把这些钱财全部偷偷运回了老家隐匿。宋理宗便批准查抄余玠的家产。

过了几天，宋理宗又下诏说，余玠在川任职期间没有成绩，还大兴土木，劳兵伤民，责令余玠的家属上缴贪污索贿资金，用来补偿军队，帮助百姓。

很快，余玠的儿子余如孙就上缴了3000万银钱。

宋理宗下诏将余如孙官降三级，停职反省。

不久，又撤销了余玠的“资政殿学士”和余晦（川蜀战区的二把手，与余玠没有血缘关系）的刑部侍郎职务。

从上面的这些文字来看，野史上说余玠是被逼杀鸩杀，似乎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否则，宋理宗也不会如此无情的对待余玠。

不过余玠确实还是挺富有的。有史料说，岳飞的年俸禄高达7.2万贯。余玠能有3000万的身家，的确是不少啊。

但这些，并不影响余玠在四川作出的贡献。

他在四川危难之际上任，一方面要阻击和抵御蒙古人的侵袭，另一方面还要重建防御体系，同时还要整军纪、革政务、调民事、推屯田，上马治兵，下马管民，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当然，客观的说余玠在自身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他在人事安排上的独断（突击越格提拔播州冉氏兄弟、执意撤换蜀中旧将姚世安等）和对宋廷高层的权力斗争残酷性的认识不够，因此才导致了“帝心犹疑”。

诚然，因有余玠，宋之四川才没有全部沦陷；也正是因为有了余玠构建的全新山城防御体系，才让蒙古人陷入一场噩梦。

（公元1258年，迫于更加严峻的抗蒙压力，宋廷对余玠给予了平反。）

04

成都就在那

余玠死后，在谢方叔的推荐下，公元1253年川蜀战区的原二把手余晦被扶正。

余晦这人史书上对其评价不高，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媚上无底线。对提携自己的谢方叔言听计从，并多次向宋廷提供“线索”，从而进一步“坐实”余玠的罪名。

二是冤杀阆州（今四川南充）将军王维忠（被金庸写进《神雕侠侣》中的人物）。

王维忠镇守阆州时，曾多次击败蒙古军，并深受当地军民的爱戴和余玠的器重。然而，在一次因轻敌而导致的兵败失城后，旋即被余晦揪住不放。

余晦以其“思旧主（余玠）、心有怨（朝廷）、通敌卖国”等罪名把其全家擒之并多番严刑拷打后押至临安斩首（《神雕侠侣》中说是王维忠有一子，当时外出不在家，但遭到余晦等人的追杀，最后被杨过大侠救了）。

三是屡战屡败。余晦接替余玠之后，在整自己人这方面很有一套，但在打仗对付蒙古人上很差劲，屡战屡败。

公元1254年，在四川民意沸腾之下，宋理宗实在看不下去，余晦被免职，由蜀中名门世家的蒲择之继任。

蒲择之上任之后的公元1255年，川蜀之地便遭到钮璘、刘黑马等蒙古数路都元帅（蒙古在边疆前线设置的军事职务）的攻击。

这一次，蒙古的战略目标是沿着米仓山，取开州、达州，打开夔门，从而躲开易守难攻的合州和重庆，直接下三峡，攻打南宋京湖战区的湖北部分。

这时候，如果蒲择之调动兵力予以分别阻击的话，利州还有汪德臣的部队在虎视眈眈。权衡之下，他决定调集一支部队以“围魏救赵”之策，去攻打被蒙古军占领的成都。

成都的蒙军守将是新来的都元帅阿答胡，带来的骑兵不多且又比较傲气。

于是，在一番血战之下，宋军大败不善守城的蒙古骑兵并斩首阿答胡。

南宋竟然突袭拿下成都的举动，着实让蒙古人吃了一惊。于是原本四处作战（蒙古军与南宋交战实质上一直都是数路大军齐进、各打各的）的几路蒙古军都开始回师救援。

南宋失去成都已经十多年了，此番成功夺回让大家兴奋不已，纷纷提议蒲择之要开个庆祝会。可蒲择之知道，蒙古人的报复恐怕很快就会来。

然而蒲择之还是把蒙古人想简单了，也把自己的实力高估了——因为很快留在驻箭滩渡用来防御敌人反扑的刘整溃败了！

刘整原是金国人，降宋后归在孟珙麾下，很能打（孟珙曾以五代名将李存孝为例，赞誉其“赛存孝”，刘整也无比尊崇孟珙），在公元1254年随着部队换防到的四川（但因其能打仗又傲娇，很快就得罪了上官）。

攻击刘整的蒙古军是钮璘的部队。最初，刘整的抵抗也是非常顽强的。然而，当刘整看着自己身边相伴多年的军士在蒙古人疯狂的进攻下纷纷倒下后，他犹——疑——了！

如果说只有孟珙能让刘整舍生忘死的作战的话，那么换做其他人，则需要刘整有一番利益的权衡和掂量。

刘整是金国人，对南宋并未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信孟珙的，但孟珙已经去世了。蒲择之？我老刘之前与你很熟吗？

于是，不愿意就此拼光老本的刘整抽身跑了。

纽璘部没有追击，而是迅速集结队伍奔向成都。而与此同时，其他各路蒙古军（包括利州的汪德臣在内）也陆续抵达成都附近并推举纽璘为统帅，决意与蒲择之决战。

群狼环伺之下，文官出身的蒲择之无能为力，只得硬着头皮迎战。结果：

璘率诸将大破宋军于灵泉山，乘胜追擒韩勇，斩之，蒲择之兵溃。进围云顶山城，扼宋军归路。其主将仓卒失计，遂以其众降。城中食尽，亦杀其守将以降。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十六

值得一提是的宋军云顶山城的守将正是那个陷害过余玠的姚世安。此人虽说陷害了余玠，但还是血性男人（自杀殉国了）。

成都，就这么的被南宋短暂的“高光收复”但又很快的“光速失去”。而且，经此一役，蜀人治蜀地的蒲择之也至此失去了宋廷的信任。同时，蒙哥汗也开始加快了对南宋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

05

伟哉，钓鱼城

公元1258年，经过筹谋和准备之后（旭烈兀的西征西亚诸国行动非常顺利），蒙哥汗决定大举进攻南宋。

这一次，蒙哥兵分三路：东路由忽必烈挂帅负责攻击南宋京湖线，南路由兀良合台挂帅负责从从云南包抄南宋，西路由蒙哥亲自挂帅主攻川蜀线。

蒙哥汗登基之后，一直都是坐镇中枢指挥全局，可这一次为什么要亲征并且主攻川蜀呢？

这要从两个方面说起。

一是转移国内矛盾。忽必烈在辖地实行汉化“新政”，在侵害蒙古贵族们利益的同时，也让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声望日益高涨。加之其藩府势力又日益壮大、一些贵族又不断进谗，就引起蒙哥的疑忌。为此，在公元1257年蒙哥设立“钩考局”（类似于巡查巡视机构）专门查核忽必烈辖地的各类问题官员，从而削弱忽必烈的势力。

忽必烈则按照幕僚的建议，以家人为质送至京师“除疑”，还亲自去觐见蒙哥，表现得是既毕恭毕敬又诚惶诚恐。哥俩表面上是“和好如初”了（实际上蒙哥还是免去忽必烈的一些职务并削去其一些权力），但蒙哥对忽必烈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那好，就让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吧。

二是渴望建立不朽功业。蒙哥在未登汗位之前，一直就是喜欢在外作战的猛将（参加了蒙古第二次西征等诸多战事），骨子里流着祖先征讨四方、雄霸世界的滚滚热血。自登上汗位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去感受冲杀疆场、恣意横为的快意，着实是心里难受啊。

一个小四川，打了这些年都没有拿下来，就那么难吗？看劳资今朝一出手，让天下都得跟着抖三抖！

公元1258年七月，蒙哥亲率主力进攻四川，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宋军只能全线退守重庆。

公元1259年初，蒙哥来到了合州钓鱼城下。

这里如今已是南宋在四川最后的堡垒，只要钓鱼城被破，蒙军将可直驱重庆，然后顺江东下。

钓鱼城的守将是王坚和张珏。

王坚曾是孟珙的部将，是一名长期在与金兵、蒙古兵作战中从基层战士一级一级靠战功逐渐成长起来的将领；

张珏则是在重庆本地参军也是靠着一刀一枪一步与蒙古军的拼杀而崭露头角的将领（人称“四川虓将”）。

在公元1254年时，蒙古军就曾经攻击过一次合州，但遭到退守钓鱼城的王坚的顽强抵抗，最终无果而退。

合州钓鱼山上的钓鱼城是余玠重建的川蜀防线上的重要一环。

钓鱼城面积总共不到3平方公里，但充分利用了钓鱼山的地利优势（三面环江，皆是峭壁悬崖）。宋军凭险设防，依山势筑有周长十二三里、高两三丈的并分为内、外两层城墙的石城，且这些内外城墙大都建在绝壁上，敌军即便能攻入外城，仍旧面对高耸在绝壁上的内城。内城里有宋军，建有四通八达的马道通向外城墙。城头一旦告急，援军即可顺着马道迅速调动。

另外，钓鱼城还设有八道城门（也都修建在悬崖峭壁上），城门前面搭建有栈道，战时可收起栈道，并关闭城门，可隔绝内外城。

此外，城内还囤积了大量粮食，环城山麓还垦有大片良田，山上更有多处水井、山泉，城内还修建了蓄水养鱼的天池，加上可以容纳十万军民之众，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宋军的长期坚守。

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几乎无解的地形和执意据城固守的态势，任何部队要强攻几乎是没有取胜的可能的。战无不胜的蒙古人难道就行吗？于是，就有蒙哥麾下的将军术速忽里建议说，干脆“围城不强打，绕过重庆扑向荆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妙招）。

但傲娇的蒙哥汗不可置否——一个弹丸之地，还能妄想拦住劳资前进的大脚吗？！

蒙哥刚开始是派人劝降。王坚、张珏却二话不说直接就斩了来使，鲜明地表明了自己战斗到底的立场、决心和态度。

劝降不成，那就打吧。钓鱼城高据山顶之上，这样的地理优势，使得蒙古军的抛石机、楼车、冲车等攻城利器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蒙古士兵只能靠徒手攀爬悬崖，采取“蚁附”的方式攻城，但在城内守军居高临下的防守之下，这困难度可想而知。

就这样，蒙哥与钓鱼城较劲较到了六月份，钓鱼城还是宋的钓鱼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重庆气温升高，阴雨也不断，在高温高湿之下，蒙古军更是人困马乏，那近在咫尺的钓鱼城，简直就成了蒙哥的梦魇。

这时候，汪德臣从王坚曾利用城内暗道潜出试图偷袭蒙古军营的行动中得到了启发——我们也可以打地道战啊！

公元1259年六月初五，汪德臣趁夜经事先挖掘的隧道，突袭了钓鱼城西北角的外城马家寨，并成功夺取了马家寨。

这一下，让汪德臣乃至蒙哥都欣喜若狂。这固若金汤的钓鱼城已被打开了缺口啦，全面破城有望啦。

乐极生悲。

拿下外城马家寨的汪德臣简直太兴奋了，一时间竟然跑到内城城墙之下兴高采烈的喊话：投降吧，蒙古军优待俘虏，我们不屠城，不抢劫，不…

话音未落，三根巨大的滚木加上无数石块突然从内城城头倾泻而下，猝不及防的汪德臣直接便被砸倒在地，随后便一命呜呼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汪氏父子一直都是俺们忠心耿耿的马前卒，而今竟然如此这般窝囊的死在钓鱼城下，这让蒙哥汗怒不可遏——什么样的钓鱼城这么牛，劳资一定要看看！

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让人在钓鱼城西内城之外的高地上建起了一座高高的瞭望塔，他一步一步的登了上去要亲眼看一看钓鱼城到底有没有鱼可钓，该用什么钓竿来钓。

然后，他瞅了半天，只看到有山石、悬崖、峭壁、城墙和依稀的人影（钓鱼山有300米高）。

鱼呢，没看到。

一次没看清，那就再看看。

不死心的蒙哥，一连几天都要登高再看。

这让王坚也很烦——天天来天天看，你丫不烦劳资还讨厌呢。

公元1259年七月二十一日，当蒙哥汗再一次登楼瞭望之际，早已埋伏多时的南宋守军，突然炮石齐发，蒙哥汗当场被巨石击中，随后伤重不治，最终也倒在了钓鱼城下。

而钓鱼城依旧在张珏等等历任主将的坚守之下，岿然不倒（从公元1243年余玠筑城到公元1279年崖山之战，钓鱼城一直坚守了36年）。

蒙哥汗突然战死，立刻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