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团长王泉媛被敌军俘获，1982年重逢的时候前夫已成副国级干部

9月3日的大阅兵，让每个国人都无比自豪，尤其是“覆盖全球”4个字出来的时候，大家除了震惊，应该都是深深的骄傲。

但同时，大家也都没有忘了那些为了新中国付出一切，甚至付出生命的革命者们，当车牌号为“1945”的“空车”出现的时候，多少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毕竟，“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可不是说说而已。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就此与挚爱生离死别，但他们还是坚定地守卫祖国，他们永远值得我们铭记。这位王泉媛前辈就是如此。

1913年的江西吉安，山多地少，庄稼收成看天脸色。欧阳家添了个女娃，父母没心思给她取正经名字，顺口叫“全圆”，只盼她能平安长大，将来能换几担谷子。那时候的江西，军阀混战连着天灾，农户家里的日子过得苦，能填肚子的只有野菜和糠麸。

女娃11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母咬咬牙，把她送到邻村王家当童养媳，换了几担救命的谷子。过门那天没有红布，没有鞭炮，只有两根竹子绑着的简易轿子，摇摇晃晃把她送到了陌生的王家。

王家给她改了姓，从此“欧阳全圆”成了“王泉媛”，这个名字，她一背就是一辈子。在王家的日子不好过，天不亮就得起来喂猪、做饭、纺线，婆婆的脸色还是不好，稍有差池就会招来打骂。

16岁那年，她名义上的丈夫染了急病，没几天就断了气。村里人本就闲言碎语多，这下更是指着她的脊梁骨说“克夫”，婆婆更是把她当眼中钉，饭都不给吃。王泉媛夜里躲在柴房，听着风吹过窗棂的声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1929年春天，红军进了吉安县。王泉媛躲在人群后面看，只见这群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还帮着佃户们从地主家搬粮食，把作恶的劣绅捆起来游街。以前军阀过境，老百姓得躲进山里，可这群人不一样，说话和气，还教大家唱“打土豪，分田地”的歌。

王泉媛心里动了。她听说红军里有女战士，能识字，能拿枪，还能自己做主张。一天夜里，她偷偷跑出了王家，找到了红军的宣传队。队长问她为啥要当红军，她攥着衣角说：“我不想再被人当牲口使唤，我想自己活一回。”

刚进队伍的时候，王泉媛啥也不会，只能跟着老战士学扫地、缝衣服、给伤员换药。她肯吃苦，别人休息时她就跟着认字，学打绑腿，没多久就成了妇女队里的骨干。

1931年，她被调到少共县委当妇女部长，天天背着干粮跑遍各村，跟妇女们讲“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动员她们放脚、识字，参加农会。

1933年，王泉媛作为代表去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她叫啥，做什么工作，她紧张得手心冒汗，结结巴巴地说：“我叫王泉媛，搞妇女工作的。”毛主席笑着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你年轻，要多为姐妹们做事。”这句话，王泉媛记了一辈子。

后来她进了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董必武看她不认字，专门找了个女学生帮她补课。半年下来，她不仅能读报纸，还能写简单的工作报告。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王泉媛被分到妇女工作团，跟着大部队踏上了漫漫征途。

长征路上的苦，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过湘江时，江水被染成红色，她跟着战友抬着伤员在炮火里跑；翻雪山时，雪没过膝盖，她冻得脚指头发紫，还是咬着牙往上爬；过草地时，没东西吃，就挖野菜、煮皮带，有次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差点没挺过来。

就算是这样，她还想着帮别人，看到小战士走不动，她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去；女战友来例假，她就帮着扛枪。

1935年初，红军到了遵义。王泉媛被抽调到地方工作团，团长是王首道。王首道比她大几岁，说话温和，做事稳重，经常帮她分析宣传工作里的问题。

有次他们一起去村里动员群众，王泉媛讲得口干舌燥，老乡们还是半信半疑，王首道就接过话头，用方言跟老乡们拉家常，讲红军是来帮大家过好日子的，没一会儿就把老乡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一来二去，两人心里都有了好感。只是那时候部队有规定，长征路上不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他们只能把这份情愫藏在心里。蔡畅、李坚真这些老战友看在眼里，就偷偷给他们撮合。进遵义之后，王泉媛接到通知，说要去王首道住处开紧急会议。

她一进门，就看到屋里摆着两支蜡烛，蔡畅笑着说：“啥紧急会议，是要给你们俩办婚礼哩！”王泉媛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王首道从挎包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她说：“这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给你防身。”

她接过枪，心里又暖又酸：“俺老家有规矩，新娘要给新郎做双千层底布鞋，现在条件不允许，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给你补上。”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婚纱，没有喜酒，只有战友们的几句祝福。

第2天一早，部队就要转移，两人只能匆匆告别。王首道送了她一程又一程，临走时反复说：“你要照顾好自己，咱们以后肯定能再见面。”

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组建，王泉媛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这个团有1千多个女战士，大多是四川来的女工和农家女，最小的才14岁。王泉媛知道，这支部队的任务不轻松，既要打仗，还要掩护大部队转移，照顾伤员。

她给战士们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大家练队列、练射击，夜里还教她们认地图、学包扎。

有小战士怕苦，偷偷哭鼻子，王泉媛就找她谈心，讲自己曾经当童养媳的经历，告诉她：“咱们当红军，就是为了不再受欺负，再苦再累也得扛住。”那小战士听了，再也不抱怨了，训练时比谁都卖力。

同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遭遇了马步芳的马家军。马家军骑兵多，武器好，又熟悉地形，西路军打得异常艰难。

1937年初，为了掩护总部突围，王泉媛带领妇女先锋团在梨园口阻击敌人。战士们每人只有五发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用大刀砍。马家军发现对面是女战士，就叫嚣着“抓活的当老婆”，冲得更凶了。

王泉媛带着战士们死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她就拔出大刀跟敌人拼杀，胳膊被砍伤了也浑然不觉。激战了几天几夜，妇女先锋团伤亡惨重，牺牲了许多战士，剩下的大多被俘。王泉媛在突围时也不幸被马家军抓住，关进了凉州的监狱。

在监狱里，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投降，她始终咬紧牙关：“我是红军战士，宁死也不投降！”后来马步青看中了她，想把她纳为妾，她宁死不从，被打得遍体鳞伤。马步青没办法，就把她送给了手下一个叫马进昌的团长。马进昌把她当成战利品，软禁在府里，她表面顺从，心里却一直在找逃跑的机会。

1939年，马进昌部队转移，王泉媛在一个老佣人的帮助下，拿到了一张通行证，连夜逃了出来。她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山里绕，饿了就挖草根，渴了就喝雪水，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脚上磨出了血泡。

就这样走了几十公里，她终于到了兰州，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可接待她的干部却告诉她：“组织有规定，离开队伍三年以上的，不能恢复党籍，也不能归队。”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得她浑身冰凉。

她在战场上没哭，被敌人折磨时没哭，可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流。最后，办事处给了她五块大洋，让她回老家。

王泉媛拿着五块大洋，一路乞讨回了江西吉安。老家的人看她衣衫褴褛，都说她是“逃兵”，没人愿意跟她说话。她只能在村里找了间破屋住下，靠给人缝补衣服、种点菜糊口。

后来经人介绍，她嫁给了村里一个叫刘高华的农民，刘高华人老实，知道她的经历后，从不嫌弃她，两人日子虽然过得平淡却安稳。

新中国成立后，王泉媛想过找组织，可又怕自己“被俘”的经历不被认可，只能把这个念头压在心底。

1962年，朱德和康克清重上井冈山，康克清是王泉媛在长征时的老战友，一直惦记着她，四处打听她的下落。终于在吉安找到了她，两人见面时，抱着哭了好久。康克清对当地领导说：“王泉媛是好同志，应该让她出来工作。”

后来，王泉媛当了村里的妇联主任，还成了县政协委员。1982年，72岁的她决定去北京，一是为了恢复党籍，二是想看看王首道，这么多年，她一直惦记着他，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在北京，康克清帮她联系了王首道。两人见面那天，都愣住了，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是满头白发。王首道握着她的手，声音哽咽：“泉媛，我以为你不在了，在延安等了你三年，都没你的消息。”

王泉媛这才知道，当年有人造谣说她写了“绝交信”，王首道信以为真，后来才重新组建了家庭。误会解开了，两人都红了眼眶。

1989年，经组织审查，王泉媛的党籍终于恢复，党龄从1934年算起，还享受副地级待遇。拿到党组织证明的那天，76岁的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她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

1994年，王泉媛去北京看望病重的王首道，特意带上了那双早就做好的千层底布鞋。病房里，王首道摸着布鞋，眼泪掉在鞋面上：“你没忘，还记得当年的承诺。”两人让护士拍了张合影，这是他们这辈子唯一一张合影。

1996年，王首道去世。2009年4月，96岁的王泉媛在江西病逝。她一辈子没生过孩子，却收养了7个孤儿，除了1个病重夭亡以外，其他几个都被她抚养成人。一直到了今天，当地的人们都还记得这位女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