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 在数智传播时代，寻找“我们”共在的栖居地

导 读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数字平等、平台正义以及数字交往的人本主义等议题，人类寻求的是共在共美的栖居之所，但面对流动、撕裂、冲突，以及认知和权利的傲慢，我们仍需漫长探索。

新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人工智能加持下的传播生态更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改变了原来与人类交往为中心的公共传播的特征，各类行动参与者（包括智能体）通过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等手段，构建更加透明、公平的公共领域。

在当今数据驱动的社会中，透明度变得尤为重要，涉及用户信任、数据隐私、内容管理和公平竞争等多个维度。透明度是建立用户信任的基础。当平台公开其数据收集和使用政策、隐私保护措施及内容审核标准时，用户会感到更加安全，愿意分享个人信息和参与互动。

透明的操作可以减少用户对数据滥用和隐私侵犯的担忧，从而提升用户对平台的忠诚度。透明的内容审核机制能够让用户理解平台如何判断和处理这些内容，以及背后的标准和流程。此外，平台的推荐算法也需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用户理解他们为何会接收到特定的信息或推荐，从而减少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的现象。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具有了筛选、推送信息和记录、存储个人数据的权力，越来越普遍地取代了传统媒体的由专业人士拥有的价值判断和把关权。算法是不可能自动向善的，对算法的不当应用会导致信息茧房、数据滥用、媒体平台的公共性受阻，社会公器可能沦为可以被标价的商品。而今日语言大模型成长起来的智能体，是基于现有的语料训练出来的，而这些已有的数据是有偏见的，如巴以冲突发生以来，西方的数字媒体平台就有选择性地放大支持以色列的声音而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报道伊斯兰》中曾写道：“以当今的情况来看，无论‘伊斯兰教’抑或‘西方’都无法平心静气对待彼此或看待自身，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格外地徒劳无功：一种文化的成员是否能够真正获取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他给出的答案是：“获取遥远、异国事物客观知识的希望，在尼采之后又变得更为黯淡。”这种“黯淡”的希望，正是当下人们在数字交往领域遭遇的现实困境，共识难求，高质量的“商谈”同样不易，数字共通是一条不得不重新选择的道路。

数字共通这一概念有多个层面的含义，它不仅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层面的连通性，确保不同系统和设备之间能够无缝对接和交流信息，还涉及文化符号意义层面的转译和理解，这意味着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解读和领会彼此的文化符号和表达方式。此外，它还强调了感情层面的共振和共鸣，即人们在情感上能够产生共鸣，体验到相似的情感反应。它还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对话，鼓励不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们进行交流和理解，促进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数字共通中的“共”，强调的是主体间的共显与共在，是差异的真实呈现。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我们常说全球有大约50亿人通过这个巨大的网络相互连接。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地去描绘一个模型，我们会发现这个庞大的网络实际上是由许多小的圈圈构成的。每一个小圈圈代表一个特定的圈层或社群。这些圈层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有些圈层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和互动；有些圈层则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有些人可能只在自己的圈层内活动，与其他圈层的互动非常有限。

伊莱·帕里瑟（Eli Pariser）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来描述这样一个个唯我主义和孤立的小圈圈。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过滤气泡”却不是网络社会的全部，因为仍然有不少人能够跨越这些圈圈界限，与其他圈层的成员进行交流。也就是说，互联网上存在着一些独特的内容或现象，它们能够同时影响和照亮所有的圈层，是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是“超级链接者”。这种现象和信息流动的全球性，正是互联网最引人入胜和最具魅力的地方，是数字共通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数字平等、平台正义以及数字交往的人本主义等议题，人们寻求的是人类的共在共美的栖居之所，但面对流动、撕裂、冲突，以及认知和权利的傲慢，我们还有慢慢地长路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