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抗战内幕10：对日本战争的挑战，这就是答案

1

我们前进的道路现在清理出来了——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

巡逻队度过了紧张的三天，我们留在前岩休息一天，陈把伤员送回了皋落。

从延安来的五十个学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其中有一个姑娘叫张瑞华，是五台军事指挥员聂荣臻的妻子。

她和其它学生新近从军政训练学校毕业，到五台去组织游击队和群众组织。

学生们给这支队伍增加了欢乐。

他们热情，还不成熟，没有经历过征战的艰苦，没有肩负过作出涉及人的生死决定的责任。

他们年轻，强壮，充满着为民族自救而牺牲的决心。

他们的背包比战士的要大，除了日常用品外，还带着于工作有用的课本。

只有张瑞华骑了一头骡子。

其余的人和我们一起步行。

我们沿着很少有人走过的小路突入娘子关南边的山里。

我们经过新近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冶头时，看到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种占领意味着什么。

这个镇已成了废墟。

每一块木板都从门窗上拽了下来，只剩下凄凉的泥墙。

几个老人正在掩埋三具被纪律很糟的日本人打掉了手的尸体。

一个人是因为不懂残暴的日本兵的命令，另一个是因为拒绝向官员磕头，第三个被杀死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完全是出于敌兵突然的念头。

我们现在的速度不那么快了，大概是每小时二英里半——一个连队沿着一个平行的山脊保护我们的两翼，另一个连做前导，其余的两个连构成了这支队伍的主体。

下午三点，我们在一个荒芜的村子里停了下来，等待夜幕的降临。

炊事员做了小米粥，我们要彻夜行军了。

五英里开外有一条公路，再过去五英里就是铁路。

陈锡联要和一个小卫队带着电台留在这里。

营指挥员孔清德(译音)将指挥我们穿过封锁线。

孔穿着一套日本皮毛衣服，走起路来迈着豹子似的起伏滑步。

他一路上真是顶呱呱的，能叫出营里每一个人的名字。

两小时以后部队集合，孔作了最后的指示。

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咳嗽，跟上队伍，尽可能不出声地前进。

前卫要占领公路上的那个镇子，一直守到我们通过。

下一个连队要变为前卫，占领铁路通道口。

这就是他的指示。

我们绕下斜坡，跨过一个河床爬上对面的山路，队伍气氛紧张。

落日的余晖布满了西边的天际。

我们到达山顶时，夜幕已来临。

西边一座高山的边上有一股大火在燃烧。

是信号？是农民在烧他冬天的梯田？

我们暗暗地思忖着。

下山更加危险，路上到处是光滑的圆石，很容易在脚下滚动。

在我背后，我的警卫员秦跌了一交，一边爬起来一边低声骂了一句。

前面，忠诚的立波常回头看我是否跟上了。

头顶上，无所不在的北斗七星指向引导我们前进的北极星。

山的坡度变得平缓些了，狗叫声告诉我们，不远处有一座村庄。

在静静的夜晚，这声音听起来象发出警报的喇叭声。

整个村庄可能都受到惊动了。

然而，并非如此。

当我们悄悄通过时，没有灯光的房屋连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

孔退到队后，抓住我的手。

我们一起冲过了公路，公路两侧，战士的身影依稀可见。

恢复了正常的步子以后，孔在我的耳边悄悄说了声“汽车路”，就急忙走向队伍前面的黑暗中去。

险情仅仅过了一半。

事实上，最险峻的行程还在前头，因为娘子关的日本驻军可能知道我们穿过了公路。

正在铁路边等着抓我们。

我们飞快地登上了另一座山。

队伍里的紧张气氛更浓重了，使我们加倍努力。

我想，斯通沃尔·杰克逊的步兵马队和这些人的速度相比，简直是乌龟了。

到铁路的五英里走起来象是五百英里似的，然而，突然间我们就到了。

带给人信心的孔的身影又出现了。

他又一次拉着我的手跑了起来。

我们急忙地滑下一个斜坡，跨过一座行人小桥，爬上一个土堆又穿过了铁路下面的一个涵洞。

到达铁路对面之后，孔停了一会儿。

“现在我要回去了，”他告诉我。

“邓连长将护送你们向北去。”

他正规地敬了礼，转过身子，消失在夜色之中。

孔的断然离去有点令人不安，因为我逐渐对这个沉默的有效率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信任。

不过他的任务显然是送我们过铁路，然后把三个连带回南边去。

这不是伤感的时候，队伍已经在向前赶路了。

娘子关就在半英里开外，而且我们抓住了四个为日本人守铁路的中国人。

他们的失踪很快就会被日本人觉察，几小时以后一个日军纵队就会前来追赶。

只有到达了北面较高的山区，我们才是安全的。

越过一座较低的山，我们进入一个深谷，在这个深谷里大约走了几个小时。

最后，路变得险峻起来。

当我们爬上较高的地方时，冷得更加厉害，我们流着汗的身体冷起来了。

我麻木的头脑计算着这一天越过的山的数目，这是第八座了。

这时，我惊奇而又有点烦恼地发现我落伍了。

穿蓝衣服的人们从我身边急驰而过，就好象这是当天第一次爬山似的。

我咬紧牙关，努力给自己的双腿加油。

在山顶上，人们仰卧在冰冻的土地上，多数人睡着了。

据认为在这个山顶上抓紧休息几分钟是安全的。

我的手表指着凌晨两点钟。

我不会很快忘记这个场面和这里秀丽的景色。

天很冷，严寒刺骨。

东边的地平线上，一轮圆月正在升起，它那光辉使附近的山峰染上了淡黄的颜色，造成了一种进入幻境的感觉。

头上，熟悉的北斗七星在蓝得出奇的天空上闪烁。

周围，除了平卧着的人们的沉重的呼吸声，一片寂静。

除了这些睡觉的人外，夜间的地形是如此地相似，我好象是在欧洲或美洲的某个山顶上，然而，他们是中国人，这里是中国。

那些穿蓝色衣服的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要从山下那些妄图夺取中国的人们手中拯救中国。

邓连长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紧张地注视着我们后面可怖的空间。

他沉思着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跟着我们。"

下山的路很陡，脚下有点没数。

一溜一滑地下山以后，我们进入一个山谷，沿着它向北走去。

行进的速度又变得迅速而有节奏了。

时间长了，除了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的动作之外，头脑麻木了，我们都变成了机械装置。

天破晓前，我们进入一个友好的村庄。

在一个庭院里，人们收集来柴火，烧起一堆大火。

村子里唯一的食粮是面粉，人们用面粉做成面条，煮熟了。

我似乎从来没有吃过比这更有味道的东西。

我们吃饭时，从南边来了一个农民，他告诉连长说有一支日军正在追击。

从昨天早晨开始，我们已走了四十三英里，还得爬上更高的山中才算安全。

背包又上了已经酸痛的脊背，我们沿着一条向北形成了巨大的山峦的河床前进。

山谷愈来愈窄，后来变成了两侧几乎是垂直的峡谷。

村庄变成了山谷壁上的一串串泥屋。

开始出现了矮小粗壮的松树，伸出粗壮的枝干，似乎在挑战。

峡谷突然换成了一堵石壁时，我们已走了八英里，石壁上面有一股水流入一个结冰的洞穴。

石壁的一侧，粗略砌成的石阶向上伸展。

我们费力地爬上山脊，感到好象到了世界之巅。

从吃完早饭到下午，我们已走了十五英里，在一个山村外遇到了游击队的哨兵。

在村子里我们又回到了部队的怀抱。

在这儿有充足的休息，有温暖和食物。

2

跨过正太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揭示了许多有关八路军有意思的事情。

三十二小时内走了五十八英里，而最初的四十三英里只用了二十小时，对一个六百人的单位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功。

这次行军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没有人掉队，原因在于对每个人的道德教育。

每个人都有做正确的事情的愿望，完成自己的使命是正确的，随部队到达终点是每个人的责任。

穿越敌人活动区的方法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位于公路和铁路交叉点上的城镇都被包围起来，防止走漏消息，也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在铁路线上守卫的中国人都以不流血的方法俘获。

他们被送回总部，调查清楚他们与日本人合作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如果是被迫的，就不伤害他们。

这种开明的政策对游击队获得在日本人统治下大多数受压迫的人民的合作很有帮助。

这次行军揭示出的最重要之点是，日本人虽占领了某些交通线，但对中国武装力量通过其防线并不构成障碍。

在我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结论，只要人民保持抵抗的愿望，日本就不可能控制这个国家。

一夜安睡之后，完全依复了疲劳，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前进。

我们同引导我们穿过封锁线的人们告别，有一组游击队员保护我们向位于滹沱河上游的游击队总部洪子店进发。

这些游击队员的制服和武器同正规军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缺少老红军战士的个人自我约束。

他们是几周前才拿起武器的老百姓，但精神振奋，愿意学习。

这个单位的指挥员和政委是八路军老战士。

铁路北面这一地区的最显著的差别是居民的态度。

人民普遍地更加友好和合作。

似乎正是他们的被封锁熔化了家族的矜持，产生了互相帮助的决心。

面对着共同的危险，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偏见和社会界限的余地。

八路军的领导人提出了计划和更平等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他们的反应是自发的，全体一致的。

我们一边前进，这支队伍的指挥员一边给我们解释面临的形势。

洪子店似乎是从东南五十英里的平山基地溯滹沱河而上的日军的目标。

指挥员不确知游击队总部转移到哪儿去了，但在傍晚时分，我们在洪子店以南五英里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总部。

第五游击队的指挥员是一个勇敢的八路军年轻的老兵，名叫申国华(译音)。

他叙述了新近的事件。

在滹沱河下游二十英里的地方，他的游击队和徐海东旅的一个团，伏击了一支有千把人的日军。

为了阻止日军前进战斗了三天，给洪子店的人民赢得了撤出妇女、儿童和粮食的时间。

现在，日本人已到了那里，但他们不会久留的，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和平山的交通也被切断了。

当天夜里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撤回他们的基地，早晨我们就进了镇子。

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

镇的一部分已被烧毁，六个自愿留在镇上看管的老人被杀了。

我察看了冒着烟的废墟，询问了日军占领期间在这儿的几个人。

他们说，侵略者因为找不到粮食和妇女而发火，他们放火，杀人发洩愤怒。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徐海东的旅部，在正北十英里的地方。

流速很大的滹沱河横在中间，桥已被破坏了。

队伍的领导人本不愿涉水过河，但另外的选择是向西绕二十英里的路。

我们认为为了节省路程，值得冒险过河。

尽管气温是零度，大部分人还是脱光了衣服，把衣服和装备举过头顶，涉过齐腰深的水。

我原以为我的高筒毛皮靴会管用的，不料当我到达对岸时，衣服已冻得邦邦硬了。

立波和队伍领导人急忙把我送进一个农民家里，化掉了冰，穿上徐向前在辽县送给我的毛里袜子和鞋。

这次行军安全地结束了。

徐海东是又一个有巨大的领导才能的农民。

他高个子，大块头，脸上有一种我在朱德脸上见到的慈祥。

他是内森· 贝德福德·福雷斯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的骑兵将领）型的领导人，相信“要用优势兵力快速到达”。

当晚，我们一边喝茶吃花生，一边聊天，他讲述了一点他的战争经验。

我听说他湖南家乡的那个县里，每个姓徐的人在内战时都被杀死了。

徐海东回答说，“是的，但那些已经过去了。现在，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兄弟，蒋介石是我们的领导者。”

我发现，这种情绪在八路军里是普遍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全体中国人是兄弟。

在这里我们怀着惜别的心情同田守尧分手。

他得回去指挥他过去的那个团，因为他负伤后代替他的人在洪子店战斗中牺牲了。

我们又向北走，三天内每天平均走三十英里。

我们的目的地是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北方游击部队的总部所在地。

第三天傍晚我们进入阜平。

真是欢乐的时刻。

聂荣臻司令员在城外迎接，他陪我们走过由部队和群众组成的约一英里长的队列。

打仗以来，还没有外国人进入过这一地区，人民很愿意展示他们的成就。

一批穿黑长袍的商人在我们经过时向我们行礼，脸上漾溢着善意。

紧挨着他们的是穿着棉裤和胸前开口的黑色短棉衣的农民。

他们怀着不加掩饰的好奇心观看这个有一副红面孔、穿一双粗陋的鞋子的洋鬼子。

妇女协会的人举着写有“欢迎美国朋友”的三角小纸旗。

她们都留着短发——解放的一个象征。

最吸引人的是儿童协会。

他们的年龄在五到十五岁，他们对能在长者的队列里有一席地位感到光荣。

当晚在晚餐时，我会见了边区政府的官员，有机会审度这些远在日本人背后维护中国主权的人们。

聂虽然不承认，但他是这一切的首脑和推动力。

他矮而瘦，长像不那么引人，但眼睛充满了智慧，嘴上的线条显现坚强的决心。

他曾在法国学习过三年，象许多法国官员那样把军帽戴得稍歪一点。

这一地区的行政长官宋劭文是曾当过五台县县长的前山西省官员。

他胖乎乎的，乐观，戴副眼镜。

这块完全被日本人包围的地区约有一千万人，属晋察冀临时政府领导，面积约四万平方英里，相当于俄亥俄州。

晚饭后，聂带我到他的办公室。

墙上挂着大比例尺地图，带彩色纸的小针清楚地标着对阵双方的位置。

聂说他有三重任务:

防止敌人占领这一地区；骚扰敌人的交通线，逐步把他的控制扩大到邻近的还没有重建起中国人的权力机构的那些地区。

从军事观点看，他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他的基地在一个由群山围护的中心，他的军队可四面出击，而日本人必须在环形防线上作战。

如果日本人企图包围他，他先打击一支散军，然后打击另一支，从而各个击破敌人。

人民组织已在各县发展起来，人们已经在选举自己的村长。

十天前，这个地区所属的四十个县的代表在阜平开会，选出了一个九人委员会管理该地区，聂是其中唯一的共产党人，宋劭文被任命为主席。

这次会议做出的各项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包括建立一个银行和实行有助于经济自足的经济纲领。

除武器弹药得通过封锁线运来外，当地是自给自足的。

税收已经减收，但足以支持政府和军队。

有一所四百名学生的军事学院，大部分学生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大学。

已经在平汉路以东的少数县建立了管辖权，其它县也正在接管中。

这个政府计划在一切实际上未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建立权威，教育人民自愿抗战，教给他们抗战的方法。

到处都要建立代议制政府。

这些计划如果实现，势必使侵略者头疼。

我怀疑这些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行。

六个月之后我再次访问聂时，亲眼看到这些计划并非纸上谈兵。

我不想走原路返回，就计划向西越过五台山地区，穿过沿同蒲路的封锁线，在沿太原西边向南去时，访问贺龙的师部。

休息一天之后，立波，三个小鬼和我随一个骑兵巡逻队出发西去。

我们爬上长城岭之后，沿着五台高原的各个谷行进，走得很快。

雄伟的群山高踞峡谷之上。

在各个有战略意义的地点，村民自卫队的哨兵检查我们的通行证后才放行。

有时，人民组织成群地从高高的山村下来夹道欢送我们。

夜晚，这些组织的领导人聚在我们的卧室，讲述他们的工作。

到处人民都在组织起来，都在行军，唱新的爱国歌曲。

我对各类人参加救国协会的百分比特别感兴趣。

一般来说，儿童的比例最高，达75%到80%;妇女组织的比例最低，平均30%,她们对家庭之外的事不大感兴趣，有时，她们的丈夫也不愿意看到她们改变习惯。

然而环境的压力已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进步虽然缓慢，却是持续的。

一天，我访问了设在佛教寺庙里的军医院。

在这里我看到了洪子店战斗中的六十个伤员。

他们是由村民自卫队的队员转运过山路来的。

离开阜平的第四天，我们来到了五台县，已经走了一百英里。

我们走近时，见到这座有城墙的城市风景秀丽，一百二十英尺高的城墙是有台阶的。

大地铺上了一层柔软的雪毯。

开有枪眼的城墙的台阶上站满了欢迎我们的黑压压的人群。

我们在这里只与县长和其它官员互致问候，就匆匆地向东冶赶路，那里有一支巡逻队正等着送我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日本人对同蒲路不如对正太路把守得那么紧。

我们在崞县附近越过了同蒲路，夜晚进入滹沱河谷，在四分之一英里宽的结了冰的蛇形河面上前进。

在河面上我们会是很好的靶子，但敌人没有发现我们。

远处是同蒲铁路，铁路远处的山隘上我们看到了敌人的哨位。

由此向北连绵三十英里的铁路的铁轨已被拆掉了。

现在我进入了贺龙的活动区域。

贺龙因内战时期在湖南敢作敢为的征伐和现在在山西西北部抗日活跃而闻名。

他的总部在西南一百英里的地方，道路在酷冷多风的山谷之中，需走五天才能到。

贺龙结实，矮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

他比我所遇到的其它高级指挥员在某些方面粗一些。

但在外向的鲁莽中，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

我可以把他描绘成劫富济贫的中国鲁滨逊。

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这里也有我在五台看到的同样制度的人民组织。

贺龙的师四个月前进入这个地区时只有一万五千人。

现在，通过征收游击队员已增加了三倍。

我急于返回南边去，和贺龙呆在一起只一天，就开始了去离石的四天行军，那儿将有一辆卡车等我们。

我们到达离石是二月十五日。

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日本人正加强对山西的进犯，正向这个方向推进。

卡车司机怀疑我们能否通过汾阳，因为一支敌军正向该城进发。

我特别想在汾阳多停留些时候，以便能和一个外国传教士谈谈，弄清他们的情况。

沃尔特·贾德住在这里，或者当我开始这次旅行时是住在这里的，我很想见到他，卡车司机答应了。

一路上，公路挖了不少制服坦克用的坑洼。

我们接近汾阳时，它的灰墙外见不到人。

西北门旁一个山西军队的哨兵在无精打彩地徘徊。

他说，日本人离城东三英里。

听到这一告急的消息，司机加大了油门，迅速地穿过了城门。

我瞥见了一面美国国旗，喊他停车，他不理。

卡车急速地穿过了空荡荡的街道，出了城，上了南去的道路。

一小时以后，我们在山西军队的一个临时供应站前面停了车，离城已有二十英里。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得到了日本人离此地也已不远的消息。

许多卡车在装货，一长列无灯带篷的车辆在夜色中向南开去。

凌晨三点，我们停在午城镇寻找住处。

城里挤满了士兵。

经过讨价还价，我们在一个商人家里找到一个炕，在这儿睡了两小时。

我们尽快地向临汾赶路，这是我在十二月遇上军队的地方。

前进很缓慢，因为道路上挤满了向北去迎击敌人的军队。

他们是阎锡山军队的各师部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的精神和纪律。

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彩。

除了奉命之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

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和谐的精神。

在临汾，杨立三告诉我们说，朱德次日就要带领他的司令部去到战场。

我们换上我三个月前北上时乘的那辆破旧公共汽车，向洪洞开去，在不同于我们离开时的另一个村子找到了司令部。

朱德看上去很疲劳，但依然热诚地欢迎我。

他说，山西的形势是严峻的。

日本人已派遣了五个师，一个师来自河北南部边界，一定是要夺取临汾。

他明天要向东转移去指挥作战。

除了他自己的军队，还有七个山西和国民党的师也归他指挥。

我看，这似乎标志着承认他的能力。

我们一直谈到半夜时分，他的妻子康克清坐在一边做记录。

她是一位经过长征的农民妇女，已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政治织组者。

宽润的面孔和略胖的身材，她是她杰出丈夫的能干的配偶。

她脸上浮着总不失光彩的有感染力的微笑，她从不干预军队的事务，把精力都献给了组织农村妇女的工作，还为她的丈夫缝补袜子。

天亮时，朱德一副上路的打扮来到我的房间。

我和他到外面去送部队出发，五十头驮畜载着补给品，还有几十个部队的挑夫肩上挑着金属的箱子。

箱子里装着军队的记录，作战计划、缴获来的文件和对形势的估计。

士兵和牲畜都用树枝伪装着，使他们不易从空中被发现。

朱德拥抱了我，走进了行进中的队伍。

足有一小时，立波和我望着长长的蜿蜒前进的队伍，直到它消失在初升太阳下的山雾之中。

2

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

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

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

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对手的军队。

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象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

重要的是供应问题。

供应问题尚待解决。

在山里偏僻的地方已建立了一些小的兵工厂，但是不足以维持一支军队的需要。

如果对农业加以精心的指导，而且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保持下去，军队和人民的粮食就没有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满足对工业制品的需求。

这类产品仍在继续流入农村，有时还能深入内地。

一旦遭到严密封锁，流入量将减少。

一个紧迫的问题是要在农村重建某些工业。

工业应分散，建成小单位，以减少受空袭的可能。

这些工业应建在接近出产原材料的地方，以简化运输。

还应使之吸引群众，促使人民合作。

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更加广阔的方面。

山西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这显然是困难的，因为许多国民党官员同共产党人尖锐地对立，他们不肯采纳后者设计的任何计划。

所以，第二个大问题是要消除对立。

大概只有一个人能办到。

当我把脸转向汉口时，我在考虑，蒋介石是否愿意用八路军领导者们实际的自我栖牲精神去教育他的下属？

他会愿意动员人民起来抵抗吗？

他会愿意给予人民以公民权和社会平等以调动他们无限的忠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