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机理实践模式与推进策略

摘要

统筹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以县域为切入点，统筹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系统探讨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机理，总结和分析了互动的实践模式，并提出推进策略。在互动机理方面，以人口为核心，基于生产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文化，从要素､空间分析两者的互动。富民产业发展有利于拓展就业增收空间､提高城镇生活质量､助力生态文化建设和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从而提高新型城镇建设化水平;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产业延链融合､提升产业特色优势､释放县域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进一步从分离发展､交叉互动､融合互动三个阶段对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过程进行了解析。在实践层面，归纳了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互促和城乡一体四种互动建设模式。在推进策略上提出:双向流动､提高吸附效能强化互动生产要素支撑，协同生产与生活､优化空间布局强化设施服务支撑，发展与保护共生､突出价值转化强化生态文化支撑，增进转移福祉､激发消费潜能提升人口支撑，依据互动阶段､类型，实现“产-城”协调发展。

一、引言

统筹推进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把“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单列部署，要求“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2024年国务院发布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要求“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人口集聚相统一”。新型城镇化建设核心在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中重点是让农业转移人口“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就业和农民致富增收，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推进有利于构建“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但两者如何更好地协同推进仍面临一些困境。县域是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既是富民产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载体。一方面，县域发展不平衡､支撑普遍较弱，成为制约互促协调发展的“短板”。不少县域经济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薄弱，人才流失､消费外溢､资本外流等现象突出，对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支撑较弱。另一方面，农民普遍就近城镇化缺乏就业空间，且城镇生活成本高，农民城镇化意愿受到“抑制”。同时，在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互动过程中，就业机会容易被农村的“精英”俘获，中低收入农民容易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因此，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充分发挥其就业拉动作用，这是当前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于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互动的测度。比如从产业支撑､城市功能､人本导向等方面测度互动的水平，以地级市为样本测算现阶段不同区域产城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二是互动的过程及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互动过程中要素禀赋､数据要素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产城融合互动能通过成本节约对企业创新产生作用。产城融合程度越高，资本偏向的补贴支出越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产城融合程度越低，改善城市区位条件更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三是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某一类产业的互动研究。如认为主导产业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带动作用，现代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和稳定均衡关系。四是从城乡融合角度开展产业互动的对策分析。如提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执行评估制度，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一是较多集中在普遍意义的产业､城镇关系层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统筹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如以人为本､产业包容性发展､生态友好等需要深入探讨。二是部分研究虽然涉及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三次产业发展的关系，但未明确分析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对互动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中低收入农民的就业需求关照不够。三是县域尺度的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动态分析较为缺乏，动态的作用关系分析还需强化。基于此，本文以县域为切入点，以促进农民就近城镇化形成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新格局为目标，按照“理论—现实—对策”的思路，系统探讨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的深层机理，总结和分析了互动的实践模式，基于互动机理和实践模式提出推进策略，以期为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启示。

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机理

(一)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特征

1.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特征

县域富民产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从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县域富民产业”以来，国家政策层面与学术研究不断丰富县域富民产业的内涵。从地域性看，县域富民产业是根植于县域，能够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具有高层次产业竞争优势和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持续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从产业发展看，县域富民产业是一种县级产业形态，即依托县域优势资源，延长既有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的参与度广､带动能力强的特色产业。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扎根县域，形成特色和优势竞争力。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通常立足县域，依赖当地生态､文化､劳动力等优势资源及市场空间，因地制宜地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产业形态。县域特色资源禀赋有助于产业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形成发展特色和发展优势，培育承载县域历史文脉的新业态。县域市场则能够支撑富民产业优化空间布局，形成以城带镇､以镇促村､城镇村协同的产业联动格局，促进产业提高融合度､延伸产业链。

二是包容就业，形成本地联农带农能力。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创新性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构建起包容性就业体系。这一过程不仅能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等方式为农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使就业岗位更多元化，还通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此外，与传统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不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劳动需求大的优势，还能建立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吸纳更多低收入人群就业，使就业对象更具包容性。

三是富民增收，兼顾社会与经济效益目标。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以富民增收为最终目标，其收益分配以“富民”为价值导向，让广大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与传统产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同，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打造“农业+”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产业体系，为农民创造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空间，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机制，确保产业利益更多地留在乡村､留给农民，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2.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特征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要素，坚持遵循规律､分类施策､集约高效三项原则，通过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联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传统城镇化模式相比，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注重将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融合作为核心目标，更加重视“人”的重要性，其特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人”作为核心要素，突破了传统城镇化以“物”或“资本”为核心的城镇化模式。它不再单纯追求城镇空间和要素的扩张，而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身份认同､安全保障和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引导人口集聚，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户籍身份转变，还涵盖生活方式､公共服务享受､就业形态以及文化观念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进而实现农民居民在城市中的全面深度融入。

二是集约高效。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化，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与传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城镇化不同，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但往往忽视了生态和可持续性，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产业发展缺乏特色､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出现。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有效集聚各类要素､强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三是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推动城乡融合为目标，通过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紧密联动，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它不再以牺牲农业农村发展为代价，而是将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作为三大动力，带来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资源共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机理分析

1.总体机理分析

本研究的相关理论早期可追溯至1926年詹姆斯·麦肯锡(JamesO.McKinsey)提出的“产城人”融合发展理论。早期理论较多讨论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结构变革理论等。现有相关理论中，“中心-边缘”理论最具代表性①。该理论认为，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或集中，带来产出不断增加､生产成本下降，并进一步使资源､人口和产业逐渐向核心区集中，由此形成城市与产业的互动。总体看，传统经典理论较多将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作为互动的关键一环，同时涉及生产资源､生活服务配套等方面，归纳起来互动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生产､生活､人口三个维度。

然而，传统经典理论并不完全适用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分析。经典理论往往将互动置于区域发展不平等或非连续的空间状态中进行探讨，比如将城市与工业置于中心､将农村与农业置于边缘，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发展，更加注重生态､文化与社会的多维协调。此外，相关理论分析产业发展往往基于市场逻辑，强调市场效率，而富民产业的发展将市场效率与社会效益统筹，并侧重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增值获益。

参考经典理论生产､生活､人口维度的分析，结合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的实践要求，本文基于生产资源､生活设施､生态文化和农村人口四个维度，从要素､空间方面分析两者的互动，其核心在人。富民产业发展分别基于对生产资源､设施服务､生态文化和农村人口的影响，拓展就业增收空间､提高城镇生活质量､厚植生态文化底蕴和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从而有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对生产资源､设施服务､生态文化和农村人口的影响，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产业延链融合､提升产业特色优势､释放县域消费需求。总体作用机理见图1。

(1)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支撑作用

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充分利用县域生产资源拓展城镇就业增收空间，提高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预期收益，直接激发转移动力，从而发挥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能依托县域资源禀赋促进产业链整合，进而拓展就业空间。富民产业发展与本地资源禀赋相匹配能够实现产业链整合，促进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紧密关联､有效衔接。产业链整合过程中既能增加已有就业岗位的劳动需求，又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拓展就业空间､增强就业包容性。另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利用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提高产业链价值，进而提高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由于本地特色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能够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将特色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增加市场溢价。同时，利用本地现成资源可省去或降低跨区域资源引入等成本。在市场溢价､成本降低的双重作用下，产业链价值得到提高，嵌入产业链的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得到增加。县域本地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增大､就业收入的增加，能够形成城镇就近就业的优势，降低流动半径和流动成本，从而有利于在经济层面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转移。

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能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城镇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城镇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提高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一方面，市场驱动下富民产业发展需求“倒逼”城镇基建迭代､服务提升。一种是富民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倒逼”基建和公共服务改善。比如在产业发展需求下打通城乡交通障碍､带来电网改造升级､改善营商环境等。另一种是富民产业发展带来创新竞争“倒逼”基建或服务改善。如产品品质保障要求下“倒逼”开展数字基建､产业绿色转型“倒逼”开展新能源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收益反哺本地基建再投入循环。由于富民产业主体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其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定向分配与再投资，更容易弥补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足，补充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本，形成“产业增效—收益反哺—基建升级—产业再升级”的可持续闭环。富民产业集中的区域往往是县城或中心乡镇，通过产业集聚､需求牵引和政策协同，将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从空间上的“均匀撒网”转向在产业成熟的城镇“精准滴灌”，从而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居住的生活质量，增强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富民产业升级､集聚和特色化驱动下有利于借助市场力量促进城乡生态和文化建设。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升级和集聚过程有利于促进城乡生态协调。其转型升级的过程，更注重产业发展本身的“绿色”价值，推动产业从“资源掠夺型”向“生态增值型”转变，促进产业空间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相协调，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如以产业园区和功能区为节点的专业化集群式布局有利于污染源的集中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特色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承本土文化。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打造特色优势产品的需要，往往有较强的市场驱动力去挖掘本土传统文化､技艺，开发具有本土文化烙印的特色产品，从而实现产品增值。由此，在富民产业集聚的城镇空间实现城镇产业经济价值和文化传承保护的双向奔赴，进而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本土特色，避免“千城一面”，符合人民群众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期盼。

总体看，以上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功能有利于在生产､生活､生态等多方面促进就地就近转移。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城镇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的功能，有助于提高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吸引力和预期收益。另一方面，富民产业能够惠及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和弱势群体，进而激发其向城镇迁移的动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点在于“人”的持续聚集，其中产业发展能否吸引广大农民及弱势群体是关键一环。通常而言，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其产业效益､就业机会主要是惠及能力较优､生计资本更强的群体。与一般意义的产业发展逻辑不同，富民产业由于内在的联农带农机制，其形成的就业机会能较好惠及农村弱势群体，从而化解农民就近城镇化有意愿､无能力的困境。

(2)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形成拉动作用

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人口聚集激活县域消费需求，形成县域产､销良性互动，促进富民产业提高发展韧性和产品供给能力。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能扩大消费基数､减少消费外流，促进形成产销循环互动。随着县域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能够减少消费外流，提升本地消费留存率。同时，随着城市消费习惯辐射农村，能够激发本地消费需求､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扩大消费基数。由此，助推富民产业在本地就近获得消费市场，提高发展韧性､降低外部风险。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催生新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提升县域产销循环水平。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人口聚集能够吸引商业综合体､连锁品牌等下沉。同时，建设过程中新生代市民化､银发经济崛起推动县域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转型，催生康养服务等新需求，有利于消费观念迭代､优化消费偏好，从而倒逼富民产业优化经营理念､生产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吸引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技术､人才等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富民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强化要素集聚共享､提升要素吸附能力，进而促进富民产业结构高级化。资本聚集有利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投资，促使企业采用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推动富民产业技术升级。高素质专业人才的聚集，能够形成人才优势，为富民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畅通要素流动，进而促进富民产业结构合理化。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加速城乡土地流动，能优化土地配置和使用方式的产生，土地要素配置精准性和利用效率提升则有助于富民产业空间分布更合理､产业结构更协调。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通过生产､生活空间的基础设施完善升级，促进富民产业延链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能够促进交通､电力､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完备，更能加快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建设。在基础设施完善升级的支撑下，一方面，能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信息搜寻成本，拓展企业间合作空间，促进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图谱。同时，基础设施的集中共享，有利于形成垂直的供需链和横向的协作链，强化产业链主体间的联动。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升级，特别是“新基建”的布局，有利于高新技术的渗透融合､产业内部重组融合､产业间融合，有助于催生富民产业融合创新的新业态､新模式。此外，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能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优化营商环境，能够直接促进企业间的跨行业经营，也有利于产业融合。

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念，通过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为富民产业提升特色价值注入强大“基因”。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注重生态优先，有利于富民产业提升价值。新型城镇化建设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加注重集约､绿色和低碳，从而助推富民产业依托县域优质生态禀赋，将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双向赋能，构建绿色可持续的富民产业链条，实现生态品牌溢价。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依托本土文化提升富民产业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历史记忆､人文魅力､文化脉络和地域风貌的挖掘有利于激活本土文化资源，从而为富民产业提高产品特色赋能。

2.分阶段拓展分析

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本部分从三个阶段进行动态解析。

一是分离发展阶段。此阶段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水平较低。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通常还处于发展初期，此时产业规模较小､组织化程度低､利润薄，难以与标准化､集约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产业增值空间有限。产业“富民”效果较弱，其对农村人口就业吸纳有限､增收带动作用较小，产业发展过程中对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较微弱，对城乡生态和本地特色文化的保护､挖掘较少，难以对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形成经济支撑。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处于建设初期，资源开发方式仍较粗放，生态治理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在此阶段，城镇人口聚集水平较低，本地消费拉动力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难以支持富民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延伸和融合。在此阶段，如果富民产业发展没有突破发展瓶颈或者城镇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不足，则很难进入下一个互动阶段，两者的互动可能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突破该阶段转向下一个阶段是关键。

二是交叉互动阶段。此阶段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水平明显提高。一方面，产业“富民”效果开始增强，其吸纳农村人口就近就业､增收效果明显，其溢出效应开始显现，由此，对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的生产､生活形成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在此阶段，生活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电网､医疗､教育等明显提升到较高水平，城镇生活吸引力较强，人口聚集､消费效果明显，支撑富民产业发展的县域“产—消”循环形成。

三是融合互动阶段。此阶段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达到较高水平。一方面，富民产业发展空间在智能化､数字化和新运营模式的支撑下逐渐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在县域内广泛形成产业集群､产业融合优势。此时，形成普惠型就业机会，能够促进农村人口的城镇聚集，对生态环境的友好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城镇绿色城镇化､智能化明显，城镇循环､低碳生产生活形态形成，特色文化城镇建设较好，人的发展和福祉水平较高､城镇化意愿能力较好。城乡人口的高度聚集催生县域“产—消”良性循环，形成对富民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支撑。此外，在此阶段，如果没有新要素､新技术､新理念的引入和突破，两者互动的水平也可能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状态。

总体看，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存在一定“门槛”，其中主要是突破分离发展阶段，进入交叉互动阶段。两者互动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源､生活设施和服务与生态文化方面，核心是人口福祉的变化。

三、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各地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批统筹推进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典型模式。其中，有些是在富民产业发展先达到较成熟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后达到成熟阶段的格局下开展的实践，即产业发展驱动城镇化建设;有些则是城镇化建设先达到较成熟阶段､富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开展的实践，即城镇化建设驱动富民产业发展;有些是在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渐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产业和城镇化互促､交替发展;有些则是通过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连接城市和乡村，实现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并举。归纳起来，有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互促和城乡一体四种互动实践模式。

(一)以产兴城:富民产业发展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这种模式特点是县域富民产业立足当地特有资源，以产业价值共享､包容就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提高城镇生活福祉，提升城镇吸引力，带动城镇化建设进入成熟阶段。比如，山东寿光是改革开放前典型的贫困县，彼时蔬菜种植面积不足8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74元。经过多年发展，截至2024年，寿光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年产值110亿元，年交易额200亿元，成为亚洲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极大推动了其城镇化建设。一方面，蔬菜产业发展需求“倒逼”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交通路网建设和现代物流服务完善。2024年寿光物流运输量达1.22亿件，快递业务营收4.8亿元。另一方面，蔬菜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就近就业､增收。2013年至2023年，蔬菜产业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408元增长至30303元。在城镇基础设施改善､就业机会增多､城镇宜居环境改善的拉动下，城镇吸引力得到提升，人口聚集增加。2012年至2022年，10年间寿光城镇人口由5.2万人增加到7.7万人，年均增长4.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13%，提高了17.97个百分点。上述以产兴城的实践模式表明，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福祉，也能带来城镇生产､生活配套多维度改善，从而形成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

(二)以城带产:新型城镇化建设驱动下的富民产业发展

这种模式是县域的城镇化建设基础较好，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生产资源流动性强化等方式，探索建设“特色小镇”､高新“园区带动”､发展“智慧城镇”，促进富民产业“无中生有､有中更优､优中做强”。比如，浙江义乌持续深入城镇化建设改革创新，极大推动义乌产业发展，使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县城发展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支撑。改革开放初期，义乌还只是一个农业县，改革开放后，该县采取了把各个集镇建设成为工农业产品集散地的策略，以城镇为依托抓流通。过去20年，义乌常住人口从68万人增长至190万人⑤，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达115万户，居全国县域第一位。另一方面，义乌不断促进城市功能完善和提升，强化跨境交通网络建设，全域建成快速路网和轨道交通，“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10年累计开行“义新欧”中欧班列11380列，运送9.22万标箱货物，为小商品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流运输保障。此外，义乌持续开展国际贸易和商贸数字化改革，建设电商直播基地､直播带货村､跨境电商园，吸引大量国内外企业入驻，形成以小商品为核心的专业产业集群，成为小商品商贸交易的“世界窗口”。义乌2024年进出口总额6689亿元，同比增长18.2%，带动小商品市场年交易额达到2798亿元，增长20.02%。上述以城带产的实践模式表明，利用城镇特色和优势，充分挖掘本地资源，能够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富民产业与城镇功能的深度融合。

(三)产城互促: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渐进交互式发展

这种模式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呈现双向互补､协同演进态势，产业和城镇功能处于动态适配的状态，通过完善产城“双向赋能”､建设“人产城”深度融合示范区､探索“功能耦合型”等方式，在设施服务､生产资源､生态文化等方面实现空间和要素的互动。比如，重庆垫江以“融入主城都市区､建好区群联结点､打造产业新高地”为发展定位，推动建立重庆重要的区域性商贸物流基地，同时着力将“高品质生活”理念融入城镇化建设，促进产业发展与城镇功能完善相协调。一方面，特色产业发展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2024年，国务院批复重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明确垫江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核心区”，推动发展食药产品加工､文旅康养等主导特色产业，拉动电商产业快速发展。2024年垫江新增经营主体7143户，全县快递业务量增长90.3%，电商交易额､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5.8%､20.7%①，带动农民就近就业17.17万人②，入选全国首批农村电商“领跑县”典型案例。在就业机会增加､城镇生活质量提升的背景下，城镇吸引力得到提升，近10年城镇常住人口由23.28万人增长至33.08万人。另一方面，垫江城镇化建设助推产业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人才､技术､资本被吸引进来，仅2024年就实现签约项目47个，协议引资额147.8亿元，促建产业类项目68个。同时，县域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拓展了食品产业､大健康产业的本地市场空间。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为主导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上述产城互促的实践模式表明，在发挥产业带动就业､增收优势时，同步还需加快城镇化系列配套设施建设，注重两者动态互动和功能互补。

(四)城乡一体:富民产业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并举

这种模式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注重城乡产业融合和城乡建设一体化，通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和设施差距､通畅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城乡生态文化共生､促进城乡人口平衡等，实现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比如，河南浚县围绕“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大三产”，充分挖掘各地特色，以“农业､加工､金融､商业”融合发展为抓手，以农业产业化､集群化为方向，形成农村融合发展示范样板和平台载体，全县第一､第二批共11个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涉农产业总产值55.4亿元，带动园区内农业全产业链就业87万人，农民人均月收入3000元左右，园区人均收入高于周边乡镇30%以上。一方面，浚县以推动产业发展为牵引，推动示范园区所在地土地流转，试行土地委托管理，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另一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展特色小镇､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如中鹤新城，集中布局科研､电商等生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等生活服务业，开展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大力发展休闲､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截至2022年，中鹤新城建成面积3750亩，搬迁入住当地农民2.5万人，配套建设学校､医院､服务中心､高效农业生态园等设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上述实践模式表明，富民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互动，应注重城乡一体协调推动，实现城乡发展方式与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人口流动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社会治理模式与城乡公共服务提升相适应。

四、统筹推进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策略

统筹推进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互动路径层面，要着力促进农村转移人口福祉全面提升，基于生产要素､设施服务､生态文化维度，搭建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支撑。在互动结果层面，要遵循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富民产业演变规律，依据互动阶段､类型，促进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处于融合发展的良性状态。

(一)促进双向流动､提高吸附效能，强化互动生产要素支撑

一是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对接机制，建立要素流动的监管机制。重点构建城乡要素交易平台，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等要素的线上竞价交易。二是打造生产要素高效吸附载体。充分发挥产业园区､龙头企业等主体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跨区域合作园区､培育“链主”型龙头企业等方式，借助其本土优势形成要素资源集聚高地。三是打造生产要素高能吸附“软环境”。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推动政务服务全覆盖､常态化，打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产业发展“软环境”。同时，以县域要素市场化改革契机，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机制，重点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引导人才､信息､数据等创新要素向富民产业集聚。

(二)协同生产与生活､优化空间布局，强化互动设施服务支撑

一是围绕功能互补､空间共生､资源循环，协同生产与生活需求实施县域基础设施布局优化工程。将产业园区､商务区与城镇居住区有机融合，降低生产､生活设施“分割”，减少职住分离。构建快速公交与慢行系统衔接的立体网络，连接产业聚集区与居住区，降低通勤成本。在此基础上，前瞻预留发展空间，适应未来产业､消费升级需求，注重基础设施韧性设计，弹性预留空间。比如在产业园区周边预留物流､仓储等生产服务用地，同时配套教育､医疗等生活设施，避免后期功能冲突。二是围绕建设高质量公共服务“群”和“点”，以“机会”均等为目标，协同生产与生活需求实施县域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在县域层面统筹建设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辐射“群”，在中心镇､中心社区统筹建设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辐射“点”。重点打造一批高质量公共服务示范乡镇､示范社区，以集中资源､层层带动提高服务辐射能力。

(三)发展与保护共生､突出价值转化，强化互动生态文化支撑

一是构建生态优先的管控体系。在县域国土空间明确城镇开发边界，依据开发边界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探索多主体参与､网络化管控的县域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二是打造绿色富农产业链。构建绿色富农产业孵化体系，支持企业通过区块链溯源认证等方式建立生态产品“身份证”，打造一批绿色名优品牌。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将绿色技术嵌入产业技术升级､产品升级､业态升级过程中，形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三是注重文化基因赋能､价值转化。基于“保护为本､创新为用､产业为体､共享为魂”的策略，系统梳理县域历史建筑､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本土文化，通过文化保护､产业赋能和社区共建，将地域文化基因融入城镇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共荣，为产业特色化植入新动能。

(四)增进转移福祉､激发消费潜能，提升产城互动的人口支撑

一是尊重意愿､有序推进“转移人”。要降低转移成本。试点农村土地权益与户籍迁移“解绑”，允许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降低迁移顾虑。建立梯度分段转移机制。培育具有一定区位优势､辐射能力的建制镇和新型社区，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同时，可借鉴浙江开展“村域小城市”培育试点的经验，探索通过建设一批特大镇､特大村。二是构建城镇分层分类帮扶体系“提升人”。按照其高､中､低技能分层，依据群体收入特征分类，围绕县域产业需求，通过建设城镇转移人口就业帮扶车间等方式，实现从“有工可做”到“有技可依”“有业可创”的升级。三是充分激发城镇人口消费潜能。实施县域消费促进示范工程，围绕消费新业态培育､商贸体系优化，发展网红消费､跨境电商､首店经济等新型业态模式，建设消费促进综合示范县､示范镇､示范社区。

(五)基于监测评价分阶段､分类型推进，精准提升产城互动质效

一是构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的评价体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探索构建“产业-生产-生活-生态-人口-城镇”的多维评价指标，利用大数据动态评价，研判互动短板与潜力､阶段与类型。二是分阶段优化互动路径。对于富民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动还处在“分离独立阶段”状态的县，应做好前瞻规划和空间布局，重点围绕有潜力的增收产业，强化配套基础设施和服务。对于互动处于“交叉互动阶段”的县，重点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人口､产业重叠聚集区。对于互动处于“融合互动阶段”的县，重点推进新要素､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和突破，挖掘本土特色优势，提高互动支撑能级。三是分类型促进互动效果。对于“产强-城弱”的类型，采取以产兴城的模式，从“生产导向”转向“人本导向”，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收益流向城镇短板领域，促进产业“硬实力”转化为人口吸附的“软实力”。对于“产弱-城强”的类型，采取以城带产的模式，利用城镇特色发展“人无我有”的轻量化产业，将城市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对于“产弱-城弱”的类型，应避免“撒胡椒面式”发展，找到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最小闭环突破口，如先集中资源打造一个“优势产业集群+配套生活区”，逐步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作者简介：庄天慧，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浩(通信作者)，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县域富民产业促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对策研究”(23AJY015)； 西部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项目“城乡融合背景下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WRR202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