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26岁留学生在美国将母亲杀害，尸体塞进冰箱，令人发指

说起赵逸明这件事，我头一次是从朋友的微信群里听来的。当时大家还在讨论，留学生杀母，怎么可能？人都说出国了天就大了，结果这一家一出事，才发现问题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你说，母子之间的结，真能到“只有死亡能解决”的地步吗？这一句听起来像电视剧台词，却偏偏真实发生在一个普通贵州家庭里。那天晚上，赵逸明说完这话，拿起刀子，砍向了亲生母亲，血一点点渗进他生命的缝隙。三小时之后，他分尸了母亲，整个屋子再没有一点亲情的温度。后来案子真相大白，现场的警察都忍不住骂他不是人，可这背后的故事，比一个“畜生不如”的简单定性要复杂得多。

赵逸明其实出身很平常，他爸妈就是贵州那种辛苦过日子的老百姓。这一家三口，仿佛也是中国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平淡日子里最多的就是那点儿挂在嘴边的操心和疼爱。父母把唯一的希望押在了这个男孩身上，哪怕条件一般，也尽量满足他。特别是他妈王瑛，不管赵逸明想买啥用啥，衣食住行全给安排得妥妥帖帖。你在老家见过那种母子——妈妈把娃看成一辈子的使命，甚至是命根子。可这份宠溺，没有大事之前谁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赵逸明高三结束那年。那天，他爸在马路上骑着小电驴，突然被一辆超速的兰博基尼撞了个正着。贵州的小路，平日里稀稀拉拉的豪车，这事儿在县城里炸了锅。肇事的是当地一个做工程的大老板，刚喝了酒，满身酒气，嘴里还嚷着愿意掏五百万把这事“一笔勾销”。说句心里话，五百万对他们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赵逸明的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或许正是这种巨额补偿，把两个人的命运引到了完全不同的路口。

那天晚上，赵逸明在客厅听着老板说出那一堆条件——不仅五百万赔偿，还要出钱送他出国。王瑛眼泪没干，心里却掀起了另一股冲动：孩子能去美国读书，是不是给亡夫留点念想，也是为儿子的未来开路？亲戚有人劝她别答应，这钱花了良心不安，但王瑛最后还是收下了那笔巨款。为人母，这钱是命换来的，可现实逼得她不得不妥协，哪怕心里头疙瘩扎成一团。

美国不是梦想，而是另一种孤独。赵逸明到了华盛顿的大学，最开始以为翻开新生活就是靠自己，殊不知“新生活”不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英文还没听懂呢，就先被同学挑刺。你说，在国内还能靠脸面和情分混日子，出国以后什么东西最让人自卑？不是吃不上饭，而是根本插不进去别人的圈子。穿着国内带来的衣服，去打招呼，结果被一群鼻孔朝天的“老留”奚落，“哪来的穷小子？是不是卖了家里地才凑了留学的钱？”刚到头两个月，他连“咖啡怎么点”都听不明白。那种无处不在的冷漠，比纸面上的语言障碍更难解。

其实当地华人圈子并没有完全拒绝新面孔，但赵逸明恰好遇上几个嘴上没把门的家伙。有一回，他心情还不错，穿着条新牛仔裤去自习室准备比赛，结果背上被人用记号笔写了一串骂词——脏话夹杂着讽刺，还配了几个小丑的涂鸦。他回家脱衣服才发现，难怪一整天路过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那种被众人嘲笑的羞耻感，很难靠一顿饭或者一场电话就缓过来。后来他体会到，有时候机会不是你争来的，是别人本就不打算给的。

刚开始王瑛还撑着，变着花样做饭盼儿子高兴些。可日子长了，她也有些力不从心：自己语言憋着、出门生活处处不顺，又要照顾精神抑郁的孩子。内心有时候会悄悄冒出一句：“我是不是拖累了他？”但嘴上还是安慰儿子，买家教课，花钱也要把他送到正轨上去。你说，有什么母亲能眼看儿子在家瘦了一圈，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王瑛只能一边掉眼泪一边咬牙忍着。她把为丈夫换回来的血汗钱拿出来，硬着头皮给赵逸明掏了5万美元请了专业家教。其实类似的故事，在很多留学生家庭里都上演着，但是哪一份退让，最后都变成了下一个困局。

五万美金砸下去后，赵逸明英文确实是突飞猛进。小测验能过，交流也不再卡壳。他心里那点自尊又冒出来，“我是不是终于能配得上这份新生活？”可事实上，环境没有改，别人还是用异样眼神看他，下课时有人故意把他的本子踢到地上。“你也就是个临时的过客。”有的同学背后私语。这样的被孤立，慢慢让他心理的那股压力超过了学习的痛苦。这种事，只看成绩的人理解不了，可日积月累下来，真是能把人压垮。

于是，他开始拒绝去学校，上网查各种“如何对抗校园霸凌”的帖子，越查越觉得绝望。饭也不吃，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母亲劝也劝不动。王瑛一边骂自己不会教孩子，一边挂念着他的病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她买了点炸鸡回来，想逗儿子出来吃两口，对着门喊了半天，里面就是不开。王瑛叹了口气，独自坐在厨房里呆了一个晚上。后来邻居都说，王瑛那阵子人一下子老了十几岁，整天在窗口坐着望天发愣。这份母子间的隔阂，有外人看得到，但谁都插不进去。

某天，赵逸明拿着手机给母亲发消息——一条、两条，甚至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屋里空荡荡的，他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出错了，让母亲也丢下自己不管了。那个夜里，他在家里大喊大叫：“你是不是也要像别人一样，嫌弃我，不理我？”可回应的只是一屋子的回音。那种不被看见的孤独，就像深夜里没人听的哭泣。我有时候在想，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最渴望的其实不是金钱和学历，而是有个人能好好跟自己说说话。

母亲不见了，赵逸明慌了，这才跑去报警。“我妈妈失踪了，她根本适应不了这边的生活。”本地警察起初自然是配合调查，但真相越来越透出不对劲的味道。警察进屋第一时间就闻到冰箱那股恶臭，拉开门，里面竟冷藏着一袋袋分割整齐的尸块。一场彻底的崩盘，从头到尾没有一线希望。

警察搜查了赵逸明的房间，发现了治疗精神分裂用的药。显然，不只是亲子冲突那么简单。赵逸明在审讯室一脸懵：“怎么可能是我？你们把我当什么了？”直到警察把那瓶药递到他面前，他才开始头疼欲裂，一幕幕片段浮现出来：掐住母亲脖子，拖进厨房，拿水果刀……这一刻他回忆起了自己怎么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

有心理医生说，类似的案子，并不完全是恶，也不完全是病。王瑛曾经带儿子去医院，医生明确开了药，但赵逸明偷偷把药全倒掉。家里的那点亲情其实一直在博弈：母亲有爱，但也有认知上的盲区。她总以为，说再多温情的话就能填补孩子和世界的隔阂；却忘了，有些伤，是治不好的。案件最后，赵逸明因故意杀人，被判处二十年监禁。监狱门口，围观的华人社区里不少人抽泣，也有人在议论：“苦是苦，恶也是恶，到底错在哪里？”

我常在想，有多少留学生家庭，被这样的“爱”和“压力”推着走向绝路？王瑛或许死的并不是那一刻，而是她发现自己无法救孩子的时候。“独生家庭”、“精神疾病”、“身份孤岛”，这些词都是新闻里的标点，但真实故事的疼痛，只有当事人手里的那把小刀才能体会。

这事儿没法做总结，谁都不想看到类似的悲剧重演。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远方的亲人不用死撑着孤独，也能平平安安过每一天？我想，这才是我们每个人，时不时就该琢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