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严禁公开的照片，女子刚被折磨完，日军为炫耀拍下受刑后一幕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有一张照片，据说被日军列为严禁外传的绝密，照片上的女人，刚刚经历完人间炼狱般的折磨，侵略者为了炫耀他们的“战果”，得意洋洋地按下了快门，定格了她受刑后的那一幕，他们以为拍下的是一个屈服的灵魂，却没想到，镜头里那双眼睛，像淬了火的钢刀，直直地刺向每一个看到它的人，这张脸背后的故事，远比照片本身更让人震撼，她的名字，叫赵一曼。

故事得从1935年的冬天说起，那年的东北，天寒地冻，雪下得跟棉絮似的，没完没了，赵一曼所在的抗联部队被日军团团围住，为了给大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她带着人回头就冲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子弹不长眼，一颗打穿了她的左手腕，另一颗更狠，直接嵌进了大腿骨，血瞬间就染红了身下的白雪，她当场就昏死过去，战友们以为她牺牲了，含着泪撤退，等她醒过来，已经被一个好心的老乡藏进了窝棚。可天不遂人愿，没过几天，汉奸带着日本人就搜到了村里，她就这么落到了最凶残的珠河县宪兵队手里，一场惨无人道的折磨，就此拉开序幕。

敌人把她抬进审讯室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是个血人了，腿上的伤口因为没有得到治疗，已经严重感染，高烧不退，整个人都在说胡话，可日本人哪管这些，他们看中的是赵一曼的身份——抗联的团政委，这可是条“大鱼”，撬开她的嘴，整个珠河地区的抗联组织网就可能被连根拔起。审讯官上来就是一套“老规矩”，皮鞭蘸着凉水，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子，很快，她身上就没一块好肉了，鞭子抽在伤口上，那种钻心的疼，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她疼得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就用凉水把她泼醒，接着问，接着打。

敌人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情报，简直是痴人说梦，赵一曼咬紧了牙，除了怒斥侵略者的暴行，一个字都不多说，这帮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日本宪兵都整懵了，他们见过硬气的，但没见过一个受了这么重伤的女人，还能这么硬气，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再打下去就真死了，情报也就彻底没了，这帮鬼子才不情不愿地停了手，他们心里盘算着一个更阴险的招数。

这个阴险的招数，就是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去，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把她的伤养好，不是因为他们发了善心，而是因为一个活着的、恢复了体力的囚犯，才能承受更长时间、更残酷的酷刑，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养肥了再啃。1935年12月，赵一曼被秘密押送到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住进了单人病房，门口有警察24小时轮班看守，其中一个叫董宪勋，另一个叫韩勇义。起初，这俩人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对这个女“犯人”也没啥特别的感觉，可日子一长，他们发现不对劲了，这个女人虽然躺在病床上，动都动不了，但跟她聊天，听她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听她讲日本人是怎么在她的家乡烧杀抢掠的，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正气和学识，让这两个旧警察打心底里佩服。

赵一曼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们麻木的心里，尤其是当她用还能动的右手，在纸上写下一首又一首抗日诗歌时，那种视死如归的豪情，彻底把他们给征服了，再加上一个叫韩勇义的小护士，也天天被赵一曼的人格魅力感染着，三个人一合计，决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帮赵一曼越狱。

1936年6月28号的晚上，哈尔滨下着小雨，董宪勋和韩勇义按照计划，弄来一辆出租车，背着赵一曼就从医院的后门溜了出去，那一刻，对赵一曼来说，可能是在地狱里待了太久后，第一次重新感受到自由的空气，尽管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每动一下都疼得钻心，但心是热的，是有盼头的，他们一路向着阿城县的方向逃，那里有抗联的游击区，只要到了那儿，她就能重新回到队伍里，继续跟鬼子干。可惜，这份短暂的自由，只维持了不到两天，日本人发现赵一曼跑了，简直是奇耻大辱，整个哈尔滨都翻了天，满大街都是抓捕他们的军警特务，就在离游击区只有十几公里的一个村子，他们还是被追上了。

当赵一曼再次落入敌手时，她心里清楚，接下来等着她的，将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百倍的疯狂报复，而日本人也确实没让她“失望”，他们被这个女人的越狱行为彻底激怒了，之前还只是想撬开她的嘴，现在，他们想彻底摧毁她的意志，让她在无尽的痛苦中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她知道反抗“大日本帝国”是多么愚蠢和不自量力的事。

重新被押回哈尔滨的赵一曼，面对的是一群已经失去理智的野兽，他们把之前所有的酷刑都用了一遍，发现还是没用，就开始上新“家伙”，据一些后来发现的日伪档案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当时日本人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残酷且“时髦”的刑罚，他们把电极接在她的手腕和脚踝上，甚至是一些最敏感的身体部位，每一次通电，都让赵一曼的身体像被闪电劈中一样剧烈地抽搐、痉挛，那种痛苦，是从身体内部的每一个细胞里爆发出来的，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参与审讯的日本特务后来自己都承认，他们看到赵一曼在电流的冲击下，发出那种不像人声的凄厉惨叫，连他们这些施暴者都感到不寒而栗，可即便如此，当电流停下，她稍微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从那张被汗水和血水浸透的脸上，挤出来的依然是那句：“你们能打死我，但休想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

这种超越了人类生理极限的顽强，让审讯室里的日本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挫败，他们不明白，一个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

所有的酷刑都用尽了，赵一曼的身体几乎被摧毁，但她的意志，就像一座烧不垮的山，依然矗立在那里，日本人彻底绝望了，他们知道，从这个女人身上，他们什么也得不到了，恼羞成怒之下，他们决定处死她，以“杀一儆百”，维护他们“虚伪而脆弱”的“尊严”。1936年8月2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在把赵一曼押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前，日本人做了一件事，就是给她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那张最著名的肖像，照片里的赵一曼，穿着粗布囚衣，头发凌乱，脸颊因为长期的折磨而消瘦不堪，但她的坐姿很端正，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对侵略者极度蔑视的冷笑，那双眼睛，清澈、明亮，又充满了不屈和坚定，直视着镜头，仿佛在对全世界宣告她的胜利。

日本人本想拍下一张囚犯临死前的狼狈模样来炫耀武力，结果却拍出了一位“女神”的永恒圣像，这张照片，成了他们残暴罪行的铁证，更成了赵一曼不屈精神的最好注脚。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她预感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她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用颤抖却无比坚定的手，写下了给儿子“宁儿”的遗书，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无限眷恋和期望，“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写完信，她平静地走下火车，在小北门外的山坡上，结束了自己年仅31岁，却光芒万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