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金丹教起义始末

民间宗教的兴起

民国时期建平县东北部，有个叫杨悦春的人，以行医、吃斋念佛为生，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因为他平时行善，官府也没太管他。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又出现了一些叫“在理教”的组织，主张戒除烟酒，还有“武圣门”这样的团体，设神坛、练拳术，和后来的义和团类似。

后来，有个山东人李某暗中联络这些组织，统一称为“金丹教”，也叫“学好”。信众越来越多，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受骗的人有两三万。由于地方偏远，官府管不过来，虽然闹得厉害，但还没真正造反，只是有见识的人已经感到担忧。

蒙汉矛盾激化

当时，敖汉旗的贝子达克沁（昭乌达盟盟长）按照惯例召集各旗会盟打猎，结果有人造谣说“这不是打猎，是来报仇的”。

金丹教的人本来就恨蒙古贵族，这下更坚定了造反的决心，开始煽动百姓，搞得人心惶惶。

建昌知县章奏凯没当回事，但达克沁听信传言，在贝子府加强戒备，架设抬枪、炮台，搞得像打仗一样。结果反而让一些坏人混进去，局势越来越失控。

直隶

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十（1891年11月11日）夜里，数千教众突然围攻贝子府。他们来自虎白权沟、曲连沟、莱毛子沟、上长皋、下长皋、金厂沟梁、红山嘴等村，人数越聚越多，达到两三千人，武器大多是火枪，甚至有人把菜刀绑在木棍上当武器。起初，贝子府的蒙古兵还能坚守，双方互有死伤。但到了半夜，蒙古兵突然看到火药车被击中爆炸，火光冲天，吓得以为是什么神怪显灵，纷纷逃跑。教众趁机攻入贝子府，达克沁被杀，他的妻子爱新觉罗氏带着儿子逃进山里，但因受伤服毒自杀，儿子色恩亭守着母亲的尸体不肯走，也被杀。达克沁的孙子德色赖托布（字松坪）被仆人扎拉西理朝洛德勒根与那邈巴图及其弟铁柱儿救出，昼伏夜行，逃到三百里外的扎鲁特旗才保住性命。贝子府上下三百多人全部被杀，连达克沁的近亲家族也有不少全家自焚而死。

赤峰人文地图

四处劫掠

教众分兵两路，一路进攻喀喇沁洼的蒙古营子，另一路攻打下洼镇（当地乡绅王臣成诰组织乡勇抵抗）。

同时，匪首李彬、王福、王增等人攻入朝阳县，联合当地的会匪丁义和、李广等人，烧毁喇嘛庙，并在十月十三日攻陷朝阳县城。

杨悦春称王

十月十九日，教众用马车队把杨悦春迎接到下长皋村的“玉泉盛”烧锅（酿酒作坊），跪拜迎接的人排了两里多长，高喊“接大老师”。

杨悦春进门后，见到店主张殿忠，哭着说：“我吃斋念佛三十年，没想到今天要做灭族之事了！”

教众头裹红巾，分成青、黄、赤、白、黑五队，眉心涂色作为标记。

起初，他们只抢枪马衣服，严禁奸淫，甚至有人因为抢银子被处死。但遇到蒙古人或反抗的人，就大开杀戒。

他们打出“开国府杨”的旗号，旗帜上写着“替天行道”，还宣称要“剿除洋匪、扫灭胡人”，十分荒唐。

幸好当地没有外国人，只是烧了三十家子的教堂，没引起国际纠纷。

清末民初的蒙古人

奉天、直隶两路出兵

奉天将军派左宝贵、聂桂林从锦州进军，很快收复朝阳，并发布告示说：“匪徒仇杀蒙古，已被大军剿灭。蒙古人若趁机滥杀汉人，也一定严惩！”

直隶总督李鸿章派聂士成从热河进攻建昌，直隶提督叶志超还亲自到贝子府视察。

玉泉盛围剿

残余的几千教众退守“玉泉盛”烧锅，那里有三百多间房子和八千多石粮食。

聂士成围了十天，店主张文璨劝他：“这些人大多是受骗的百姓，不如放他们一条生路。”聂士成也同意，说：“都是百姓，我也不忍心全杀。”

于是清军故意撤开西北面的包围，教众果然突围逃跑，清军追击五十里，在二十家子村全歼最后几百人。

结局

杨悦春、李广等头目被押到天津处死，胁从者大多被张文璨保释。

这场动乱导致汉蒙百姓死亡四五千人，上万人流离失所，尸体堆积数月无人收殓，惨不忍睹。

事后，清廷表彰达克沁“忠孝节义”，并嘉奖王臣成诰、张文璨等维护地方有功的人。

晚晴时期的清军形象

这场“金丹教起义”本质上是清末社会矛盾（民族、阶级、宗教）的爆发，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官府和蒙古贵族的不满。清廷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既严厉镇压首领，又安抚普通百姓，试图平息汉蒙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