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出非洲说”是一种思想殖民，必将被“出东亚说”取而代之！

分子进化理论转型中的智人起源与文明史研究

黄石 中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医学遗传学研究中心

此文为黄石教授提交给首届“新古史辨与华夏复兴”论坛的论文

摘要：智人现代人有5万年左右的历史，智人最早的起源以及后续文明的发展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智人出自东亚的理论（出东亚说）与出自非洲的理论（出非洲说）分别建立在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中性理论这两种对立的分子进化范式之上。中性理论虽在西方主导下盛行近六十年，却已被大量实证研究证伪。近年来，古DNA的快速积累为重建人类演化与文明起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若仍局限于中性理论对DNA分子的分析框架，则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历史的歪曲解读。西方学界及部分受其影响的中国学界，基于中性理论和古DNA所构建的文明史叙事，往往矛盾百出、缺乏科学合理性，并对全球学术界与公众造成误导。出东亚说与上限理论不仅在理论与实证层面上有力驳斥了出非洲说和中性理论的谬误，更为建立科学、真实的中华文明起源史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和机构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学理与方法论差异，警惕再度因盲目追随西方范式而重蹈历史叙事被扭曲的覆辙。

一、中性理论的兴起与流行

中性理论由木村资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核心主张是大部分分子水平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受自然选择影响。这个理论的诱因直接来自遗传序列或蛋白质序列的同源性或相似性比对所发现的遗传等距现象，也即任一简单物种与所有较复杂物种的遗传距离大致相等。这个现象直接催生了“严格分子钟”假说，即不同物种的突变速率大致相同，可以据此推算物种分歧时间。“严格分子钟”假说随后直接激发了分子进化的中性理论的诞生，中性理论被普遍认为是预测或解释了严格分子钟，而严格分子钟也被认为是中性理论的最有力证据。这一理论在当时迎合了西方学界的需要：既简化了进化的复杂性，也为分子数据的统计学解释和研究提供了一个看似简易稳固的框架。

然而，所谓“简洁”的模型往往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中性理论一度被包装为“科学共识”，并广泛应用于人类起源与文明史研究中，直接导致了“出非洲说”的盛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该理论对全球教科书、学术研究乃至公众认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性理论的逻辑与实证缺陷

中性理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格分子钟的失效：在严格分子钟和中性理论框架下，不同物种的突变速率应该大致相同，但后续大量实证研究早已发现不同物种存在显著的速率异质性。所谓“宽松分子钟”的提出和对“严格分子钟“的取代，本质上就是对中性理论的否定。

2.遗传等距现象的错误解读：遗传等距现象直接催生了“严格分子钟”和中性理论的提出，然而“严格分子钟”的被证伪和被取代直接导致了遗传等距现象重新成为有待解决的谜题，这个谜题理论上只可能有两种解释，遗传距离不存在上限或存在上限。前者就是“严格分子钟”和中性理论，后者是笔者2008年提出的更完整的进化理论，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前者的被证伪本身就是后者成立的最有力证据。

对于两个来自共同祖先的姐妹物种，他们之间的遗传距离会随时间逐渐增加，这个距离仅由突变速率和时间决定。如果他们与某组外（表姐）物种距离相等（遗传等距现象），并且突变速率也相等，则这个相等的距离就有可能是与速率有关的、并继续与时间成正比的。但如果他们的突变速率不相等，也即“严格分子钟”和中性理论不成立，则等距就与速率差异无关。与速率无关的距离现象只可是突变饱和后的上限距离。因此，遗传等距的解释是一个严格的二元选择：若“严格分子钟”与中性理论成立，则上限理论被排除；反之，一旦“严格分子钟”和中性理论被证伪，唯一能够解释等距现象的便是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这种逻辑上的互斥性决定了二者在解释遗传等距现象上具有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理论层面的二元选择，也与科学史的事实高度契合——过去60年来，分子进化领域确实只产生过这两种理论。

3被古DNA古蛋白验证研究证伪：古DNA和古蛋白是最有力的检验中性理论和上限的工具，按照中性理论，古物种的古蛋白，相比今天的姐妹物种，应该距离组外（表姐）物种序列更近，但事实不是这样，而是更远。而这一测试结果完全符合上限理论的预测。不出意外的是，中性理论的追随者至今一直回避进行这类检验。

4遗传多样性与群体大小的假设不成立：中性理论认为群体规模越大，遗传多样性越高。但这在现实中并不普遍存在，业内早就意识到这个矛盾，即著名的陆文亭悖论。澳洲土著虽历经严重瓶颈，遗传多样性却高于人口庞大的东亚群体。尽管如此，业内却仍然自相矛盾地将东亚人的最低遗传多样性解读成是瓶颈事件造成的人口减少，是出非洲说的证据之一。

5“垃圾DNA”谬误：中性理论的逻辑推演导致学界长期相信基因组中存在大量无功能的“垃圾DNA”。然而，近年来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已表明，这些序列大多承担着调控与结构功能。事实上，当今分子生物学界已普遍否定了“垃圾DNA”的概念，但在分子进化与分子人类学的狭小圈子中，基于中性理论的方法论仍因学术惯性而被沿用。

6智人的起源以及古DNA文明史解释上的荒谬：

·以中性理论为基础的智人起源研究，把遗传多样性最高的非洲群体误解为是“最先进的祖源群体”，是当年比欧亚地区的人更有智慧的人也即智人，从而推导出智人现代人起源于撒哈拉南部非洲的理论，出非洲说。这说法显然与非洲南部地区从未有过领先文明或智力领先族群的事实相悖，也与非洲人较普遍存在的一些体质人类学的原始特征相矛盾（嘴部前突）。但这些矛盾被西方话语权完全忽视。更加违背事实和常理的是，非洲人还被宣称会产生全球最聪明的人，并能成为最先进和引领世界的族群，理由就是来自中性理论对该族群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含义的解读。

·以中性理论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的古DNA研究，令人惊讶地得出一个明显荒谬的结论，即非洲古代沙漠曾短暂出现的绿洲生存着一群与周边人没有关系的人。这里的问题是把自然选择导致的等位基因的替换误判成是中性基因和人群的替换。

·以中性理论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的古DNA研究，把中华腹地生存的汉人看成是混血，周边南方或北方的边界蛮夷地区却生存着汉人的较纯种祖先，尽管边界边缘人更容易与近邻外族人混血（高加索人种，包括南方的印度人和北方的西伯利亚人）并有较高于内地的遗传多样性。

·以中性理论为基础的新石器和铜器时代的古DNA研究，得出族群屠杀取代是常态的结论，但真相其实是功能等位基因随环境和时代变迁而被自然选择替换。

三、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出东亚说的优势

与中性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Maximum Genetic Diversity, MGD）。该理论是在整合自然选择理论与中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为完整的进化理论。自2008年发表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为其提供支持，并在学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被纳入中美两部进化生物学教材之中。该理论强调：

·遗传多样性存在上限：多样性并非无限累积，而是受到物种复杂度与功能约束的调控。

·宏观进化存在复杂度的增加：宏观进化伴随着遗传多样性的约束收紧，越复杂的物种，其遗传多样性上限越低。智人首次出现时，就是当年各个同期不同人群中遗传多样性最低的人群，这个智人人群的直系后裔始终一直至今保持了遗传多样性最低的状态，并理应发展出长期连续的优秀领先的文明。

·对复杂疾病和性状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遗传多样性偏离上限是许多复杂疾病的潜在病因之一，而上限值的适度压缩则是高级智力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之一。

·解释力更强：上限理论能够合理解释遗传多样性分布、人群关系、古今序列差异等现象，是进化领域最重大的惊人现象（遗传等距）的唯一可能解释。中国境内数万年前至今的人群遗传连续性现象，只有是在基于上限理论的方法论下才有可能被发现。

·基于上限理论的“出东亚说”，在理论与实证上均展现出优势：能更好地解释古DNA与考古证据的综合结果；为智人起源和后续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分子或古DNA叙事框架；在方法论上避免了中性理论的根本性逻辑错误；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华文明作为唯一长期连续不断、并始终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分子人类学依据。文明的长久连续性本身正是卓越文明的核心标志，然而这一基本逻辑却长期被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所忽视。

四、中性理论对智人起源史和文明史叙事的危害

中性理论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文明史书写的问题。文明史的分子研究或古DNA研究的流行理论前提就是中性理论，中性理论的广泛应用，不仅仅导致了对智人起源研究的误导，也必然会导致对文明史叙事的以下偏差：

·强化西方中心论：通过把非洲设定为“人类唯一的起源地”，进而将欧洲定位为早于东亚的文明传递链，出非洲说事实上是助长了“文明西来说”的传播，为其提供了某种科学外衣。另外，通过“大家都是一样的非洲人”的叙事，实际上隐性地否定了任何民族有能力创造较为先进的传统文化，从而削弱了坚持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并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对西方自身的危害相对较轻，毕竟西方本就缺乏经得起严格实证的、辉煌而古老的传统文明。

·弱化中华文明主体性：基于中性理论的古DNA研究，往往将中华腹地文明或汉族群体的形成解释为“混血”或“后起”，从而在叙事上削弱了中华腹地文明及其人群的独立性与原创性。这种解读不仅忽视了中华腹地在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期的连续性与主体性，也与其所具备的更优越、更适宜人类发展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相悖。

·误导公众认知：在教育与传媒中广泛传播“出非洲说”，却回避提及中性理论和其争议性，让公众误以为这是铁律科学，而忽视其理论根基的严重缺陷。

这些影响不仅关乎学术，也关乎文化自信与文明认同。由于对分子研究的盲目迷信，“出非洲说”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基于化石证据的东亚人本土连续进化的科学假说。中性理论的盛行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对中国人祖源的研究，而且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也必然会继续误导分子研究对中华文明史的探索。

人类学作为一门软科学，始终蕴含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意味。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它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鉴于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大国及其制度普遍存在的敌意，有意或无意间构建出对东方不利的人类学或历史学叙事已成为常态，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殖民”。因此，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坚持独立思考，尤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五、学术界的责任与未来方向

今天，我们正处在科学范式转型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西方长期主导的人类起源研究体系正在被不断积累的实证数据逐步击破；另一方面，以“出东亚说”与“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为代表的新体系正在崛起。这不仅意味着一场生物学与分子进化论上的科学革命，也预示着一场关乎文明史书写方式的根本重构。科学史早已表明，即便旧范式的错误已在业内得到普遍承认，而新范式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但由于现实利益格局和学界内部的精致利己主义，旧范式往往仍会顽固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才最终让位于新的体系。因此，旧范式的延续不应被误读为其合理性的证明。

智人的起源与后续的文明发展，虽然属于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但其所依赖的分子进化研究范式却是同一个。学界必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抉择：要么继续沿用已被反复证伪的中性理论，并由此延续一条注定走向歪曲的历史叙事；要么转向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这一唯一能够自洽且与实证相符的理论框架，从而为人类起源与文明史的真实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必须直面以下抉择：

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必须直面这样一个抉择：是继续盲目追随西方主导的、有思想殖民色彩的范式，在精致利己主义的驱动下追逐短暂的论文与名利，而对民族与人类整体的大义置若罔闻，还是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主动构建独立自主的学术体系？

是被动接受歪曲的文明史，还是以科学与证据为依托，重建真实的中华文明叙事？

历史最终将铭记那些拒绝思想殖民、敢于质疑虚伪体系，并勇于构建真实体系的人。

结论

中性理论作为一个在西方盛行近六十年的分子进化范式，已在逻辑与实证上被反复证伪。然而，它仍被包装成“共识”，并在智人起源和文明史叙事中造成了严重误导。面对古DNA和分子文明史研究的迅速进展，我们必须警惕继续在中性理论的框架下解读历史。只有坚守科学理性，抛弃已经被反复证伪的中性理论旧体系，发展以遗传多样性上限理论与出东亚说为核心的新体系，才能重建真实的智人起源史和文明史，也才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并最终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学与人类文明的学术研究不仅关乎真理，更关乎民族乃至人类整体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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