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老公文学，中女的财富密码

影后想要，影后得到。

刚许下Vogue单封愿望的辛芷蕾，转眼捧回威尼斯影后的奖杯，拿下银十单人封。

这一下，大花粉丝们坐不住了。

周迅、章子怡、李冰冰的粉丝操碎了心，姐姐还不出来拍戏吗，姐姐快进组吧。

当然也少不了这次撕奖功不可没的赵涛，连带着贾樟柯也被call起来搞事业。

科长：沉迷短剧，勿cue

女演员生态被激活，本是好事一桩。大家太愿意看女演员搞事业，拿下好角色、好作品了。但无奈还是有人暗戳戳搞拉踩，好在辛芷蕾迅速回应，我们女演员之间好着呢。

辛芷蕾这次拿奖，不仅让自己成了国际巨星，更是内娱中女时代一次真正的开花结果。这一代女演员，早不知把同代男演员甩开多少身位。

就说宋佳，凭借《好东西》和《山花烂漫时》，既稳坐了实力派，又有了星光。

观众一边盼她拿奖，一边催她拍戏。多少人想把宋佳焊死在“老公姐”这个位置上，恨不得她与所有女演员搭个遍——

如今，愿望成真。《轻于鸿毛》，宋佳搭档佟丽娅。

这是好东西又来了？

如果说《好东西》的魅力在于一种独属女性叙事的轻盈感，这次的《轻于鸿毛》，显然有着吸收成功经验的决心，从名字上就可见一斑。

但光看设定，是有些匠气的。现任和前妻，在老公死后争遗产，属于一看就知道要讲什么的类型。

前任现任火星撞地球，很容易落入“老公你说句话啊”的狗血情节，但这种只适合玩梗，现在还拍这种围着男人转的雌竞情节，只会挨骂。

毕竟连电视剧都开始原配小三一起斗渣男了。

《轻于鸿毛》显然不是两个女人为男人撕得难分难解的陈词滥调，而是要反其道而行，将男人从叙事里拿掉。

电影的大概内容，其实是《好东西》+异性恋版《谁先爱上他的》。

这次的双女主，李鱼（宋佳 饰）类铁梅，沈飞鸿（佟丽娅 饰）类小叶。

可以理解为前夫哥离婚后没吊死在铁梅一棵树上，而是和小叶在一起了。铁梅是前任，美美搞事业勿cue中；而小叶是现任，被文艺男下了蛊，觉得自己遇到了人生soulmate。

结果前夫哥自杀死了，留下一屁股债和一处院子的遗产。但院子之前给了前妻（口头承诺），于是现任要依照法律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看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刚好拿掉了两部电影的精髓。

《好东西》里两位女主角是邻居，一起养小孩，完全是基于现代都市生活产生的社区互助连接。但《轻于鸿毛》直接给你整上家庭伦理风味。

连接李鱼和沈飞鸿的是共同的老公和婆婆。

《谁先爱上他的》里，老公死后明确将保险金给了男小三，所以妻子和男小三，表面争的是钱，其实争的是爱。

虽然也是死老公文学，但《轻于鸿毛》里死去的老公并不重要。

李鱼这个前妻因为离婚早，没有旧情难忘，来祭奠老公纯属人善，对沈飞鸿也没有芥蒂，反而大骂前夫哥不当人，自己两脚一蹬给老婆留这么一烂摊子。

沈飞鸿作为现任，之前完全不知道李鱼这个前妻的存在，想要争遗产，只是因为依据法律这就是属于她的。

总之，意思就是男的不重要，死去的男人轻如鸿毛，仅仅为李鱼和沈飞鸿产生交集提供背景。

接下来大家懂的都懂，自然是要讲两个女人的故事。

问题也随之而来，理性上大家都知道“男人不值得”，断不会让两个人真的成为敌人，但让两个人迅速成为朋友或战友，又容易显得悬浮。

电影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叙事出口：公路片。

于是我们看到，它没有停留在“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式的和解，也没有落入“突然成为姐妹”的女性互助套路，而是让两位女主人公共同踏上一段公路之旅，离开熟悉的城市、繁琐的世俗框架，甚至在旅程中暂时抛下她们之间僵持不下的争端。

这也让《轻于鸿毛》真正的野心逐渐浮出水面。它并不甘于只做一部家庭伦理片，而是要借助公路类型的外壳，跳出这些俗套的设定，完成一次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掘与释放。

在这段旅程中，李鱼和沈飞鸿之间逐渐萌生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友谊，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女性对女性的理解。

她们开始看清对方身上被爱情、婚姻、家庭、社会期待所遮蔽的挣扎与孤独，也开始辨认出彼此在妻子身份之外，那个更丰富、更复杂的自己。

按这个方向，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跳出了标签，是真正关切女性的电影？

其实不然，它更像一部男性气质衰弱，但女性气质又没完全生长出来的半成品。

它有很多足够先锋、足够女性主义的设计。

那位引发一切纠纷的死去的丈夫从始至终都没有露脸，只有一个跳海的背影。电影坚决贯彻了叙事重心不倒向丈夫的理念。

甚至他唯一“露脸”的画像，上面的五官也是恶搞的，还是由李鱼和沈飞鸿共同完成。

此外，作为公路片，对边缘地带的描绘也没有缺席，也触及了父权式微的主题。

李鱼和沈飞鸿在路上遇上了一对非常态的父与子。

儿子没有选择继承父亲搞雕塑的衣钵，学了艺术却在老家开了间成人用品店，沉浸在钻研人类欲望的艺术里。

父亲虽不满意不理解儿子的选择，但也不是那种强力反对的超雄父亲。

最后父与子的和解，并不是李鱼和沈飞鸿促成的，没有那些苦口婆心的劝导，更没有强行包饺子的环节，这对父子之间更像是一种沉默却克制的接纳，且是自然发生，而非戏剧性的扭转。

但电影的重中之重，对两位女主的刻画却微妙地近似以往双男主电影中经典欢喜冤家模式的性转。

两人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李鱼是个每天奔波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在养老院和老人打成一片的“泼妇”；沈飞鸿却是优雅文艺的画家，是天天在画室和艺术馆里泡着的人。

电影非常强调她们拉扯遗产的过程中两种性格的交锋，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碰撞。

李鱼觉得沈飞鸿太软弱，扛不住事，沈飞鸿又觉得李鱼这样行事没有边界感，不尊重他人。

一遇上冲突和问题，两人就得你来我往地推拉一回。

这边“你这一套不行，你得像我”，那边“我才瞧不起你这套”，最后两边各打五十大板，你也能硬起来，我也可以软下去。

这是传统双男主片子很爱用的套路，搞对照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的人在旅途中冲突、磨合、成长，最终成为朋友。

但问题在于，当它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两个女性角色身上时，却显得有些隔靴搔痒。

对比经典女性公路片《末路狂花》。

塞尔玛和路易斯也是性格迥异，但她们的差异并非刻意设置的对照组，而是源自真实的个性和生活轨迹。

她们的公路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逃亡。也正因如此，那场往前走不回头的纵身一跃，才成为影史上极具震撼力的女性主义时刻。

《轻于鸿毛》显然没有如此决绝的意图。女主们上路的动机仍然依附于一个传统设定，为了证明婆婆是真婆婆。

而且电影对于二人在路上的转变与成长，以及人物的刻画都局限在对照的模版里，只见骨架不见血肉，更多意在描写两种生活方式的殊途同归。

它想表达的，其实是生活本身悲喜交织的混沌状态。

和《想飞的女孩》里生硬的悲喜剧嫁接手法不同，《轻于鸿毛》在这方面做得倒是颇为自然。

它里面藏了很多沉重的、甚至有些边缘的故事，但是电影举重若轻，覆以一层喜剧感，反而打磨出生活的粗粝质感。

比如，李鱼背负着孩子早逝的打击，这段若单独拍出，完全是《海边的曼彻斯特》式的悲剧，但电影选择轻拿轻放，只是作为李鱼的前史，一笔带过。

（这里要提的是，电影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种边缘但不锋利的气质那还好，但中间又插入了一段关于婚姻生活的钱与性，女人无法容忍男人的几件事这类无聊辩论，还是张维伊倾情演绎，不伦不类，让人难受。）

最后，这些沉重的东西都在两个女性的相互理解里变得轻如鸿毛。

一场公路旅行，让她们不再纠结男人留下的烂摊子，不再因为男人留下的烂摊子而消耗自己，也不再困于世俗预设的女性争斗。

李鱼帮助沈飞鸿克服心中的软弱，鼓励她不要退缩，要做自己，保护自己。

沈飞鸿看懂了李鱼这么多年强硬外壳下的辛苦、不易，她替死去的丈夫写了份遗书，试图抚平李鱼心里因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创伤。

而李鱼自然知道这不是丈夫写的，而是沈飞鸿写的，她知道能理解自己的是谁。

两个女人的惺惺相惜改变了世界的模样。

很显然，《轻于鸿毛》是对《好东西》的一次复刻。

《好东西》能被广泛认可，因为它确实为当下的女性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双女主叙事——

不再是《七月与安生》那种老套的好女孩坏女孩模式，男人总要横亘在中间；而是提供了一种更落地、更体现反思的新时代女性想象。

《好东西》里无论是铁梅、小叶，还是小孩前夫哥，都呈现出一种在新与旧的处境下摸索和学习的真实状态。整部作品始终带有一种善意的书写，一种温暖的共情。

而当下创作者似乎更执着于探索“双女主”这个容器还能装下什么。

比如《想飞的女孩》。

本意是去关照独生子女的孤独和动荡，以及代际传递的创伤等议题。

可惜的是，这些原本具有时代厚度的线索，最终被处理成片面的女性苦难叙事，观众难以从中梳理出清晰的批判或反思。两个女孩的“苦”，压过了真正有力的表达。

而《轻于鸿毛》选择了公路片这一强类型框架，却忽略了对两位女主本身的深度雕琢。

这两部作品共同反映出当前双女主创作中的一个核心困境：

一边是人物的苦淹没真正的表达，另一边是类型的壳压扁真实的人物，而它们恰恰都没处理好最关键的环节——人本身。

当下观众对“双女主”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期待？

绝不是无脑地将所有好的东西堆砌到两个女性的关系上，更不是简单把双男主的模式进行性转。

观众期待的是看到女性之间复杂、真实的关系，是她们如何在叙事中真正成为主体；是她们既承载社会表达，又具备鲜活且充分的个人意志和表达。

既有个体命运的具体差异，又落到共通困境的理解与同盟互助。

如今，不少优秀的女演员前赴后继地投身女性题材，无论是大女主还是双女主，辛芷蕾之前搭档赵丽颖的双女主电影《乔妍的心事》也饱受争议。

现实却是，我们往往能由衷欣赏女演员们渴望驾驭复杂女性角色的决心，但最终端上来的作品，却总是差一口气。

不是流于人为制造的困境噱头，就是放大女性胜利陷入自嗨，两种做法都是傲慢地无视了真正的女性之难，只奔着情绪刺激去制造假象。

其中固然有某些男导演蹭女性主义热度、吃相难看的原因。但不止于此。

宋佳最近的采访让飘觉得豁然开朗。

她说自己终于不拧巴了。曾经的她太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要端着、要文艺、要符合某种期待。而现在，她坦然了许多。

其实很多女性主义作品的困境，正源于一种内在的拧巴。

创作者们往往陷入某种焦虑，总觉得女性题材不够成立、不够深刻、不够有力、不够文艺，于是拼命较劲，反而失掉了真实与从容。

但世界从来不以较劲的方式运转。深刻的表达，未必源于对深刻本身的执念。

它应当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与信任。

这让我想起《绿皮书》里那位黑人钢琴家说的那句“如果我不够黑又不够白，那么我是谁”经典台词，道出的心路历程也完全适用于女性以及女性叙事里的混沌状态：

如果我不够旧（现有社会的传统准则参考模板）又不够新（新时代语境下的觉醒要求），那么我是谁？

本质都是弱势群体缺乏专属的语言和秩序，找不到身份认同感。

某种程度上，《好东西》能脱颖而出就是揭示了这个根本问题，并尝试给出鼓励式的答案：

“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

女性的故事自有千钧之力，当务之急不是纠结以何种姿态示人，而是放下对姿态的执着，回归到一个个具体的女性生命中去，坦然地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