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徽州“黄山大狱”真相录

文/编辑：nirvana（涅槃说史）

明朝的天启年间，明熹宗怠政，致阉党魏忠贤擅权，排斥东林党人，整个朝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而且在这个时期，明朝朝廷还耗费巨资，兴建皇极殿等“三大殿”，魏忠贤等人，则四处寻筹措工费之策，又接连兴起大狱。

而今天要说的这个案件，发生在徽州。

我们知道，徽州这地方，自古商贾辈出，“徽商”更是雄踞东南。

其中呢，休宁西溪南村的吴养春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例。

这个吴养春，祖上是以两淮盐业起家的，他们家族经商，北抵京津，南至两浙，盐引、钱庄、木材乃至刻书、制墨都有经营，可以说是家资累万，富可敌国。

那么，这样一户徽商的巨富，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明末，无疑就成了权阉觊觎的一块肥肉。

就这样，他们的命运就和当时的政治暗流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魏忠贤当年为巩固权势，不仅是大肆清洗东林党人，还痛恨民间结社讲学。

在天启五年的时候，魏忠贤就矫旨拆毁了天下书院，扫除东林党的势力。

那么在同一时期，吴养春刚好也在家乡创设了崇文书院，广延士子，以行教化。

其实这件事，要说本来是地方善举，但是你时间点过于敏感，所以无异于就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在禁毁书院之际，你居然公然树立书院碑牌，实在是逆风而行。

吴养春这个人呢，政治觉悟不算高，所以当时根本也没想到，此举在阉党眼中就成了“招朋聚党”的这么一个嫌疑标志，也为自己招来了滔天大祸。

当然，在这一时期之前，徽州这个地方其实就已经接连爆发过数起大案。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歙县汪文言封疆通贿案：魏忠贤当年是借汪案大做文章，用于构陷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等致死。

这个大案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朝野。

相比之下，今天要说的这个“黄山大狱”案则长期湮没不彰，人们知之甚少。

由于史料残缺，后世不少记载把吴养春案与“休宁吴怀贤圈注杨涟疏案”混为一谈，更加让这个案件的真相迷雾重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放在最后说。

但在当时，这起发生于徽州的冤狱，其影响是决不容小觑的，这件案件牵连徽州多达数百家富户，徽商势力也因此元气大伤，最后又引发了万余百姓杀捕快、烧公署的“徽州民变”。

所以说，这个由一户而及全府，由商场牵动官场与政局的大案，一个明末政商关系极端失衡的一个典型案件，确实值得来说一说。

现在进入正题，我们先从这场大狱的导火索开始说起，这件事其实源自吴氏家族内部多年积怨，可谓是祸起萧墙。

吴养春这人呢，为人是属于那种富而不讷，做事张扬，处事又少有退让的那么一种性格，这种人，通常树敌都不在少数，你懂的。

那么，他就和他同族的晚辈吴孔嘉，就有那么一段旧怨，吴孔嘉可以说对这个吴养春是恨之入骨。

吴孔嘉这人呢，要比吴养春小了整整一代人。

在早年，吴孔嘉的父亲曾在村中议事时与吴养春发生了冲突，吴养春就仗着自己财大气粗，当众出言羞辱了吴孔嘉的父亲。

据传这场冲突，最后就演变成了斗殴，吴孔嘉之父受辱后，就抑郁成疾，最后是郁郁而终；

这个血海深仇，就此铭刻在了年少的吴孔嘉心中。

他将父亲染血的衣物珍藏，以警醒总有一天，老子要对吴养春报仇雪恨。

此后，吴孔嘉发愤攻读，隐居在黄山祥符寺中是苦学六年，在墙壁上、蚊帐中到处写着一个“死”字，以明复仇之志。

命运可以说是眷顾他的，天启五年，吴孔嘉是一朝金榜题名，中探花及第，授翰林编修，终于跻身庙堂。

就在科场春风得意后，更加点燃了他胸中的复仇之焰，他决定借助新的权势寻找复仇良机。

但是呢，刚入仕途的吴孔嘉选择的却是一条不光彩的道路，这哥们一头就倒向了当时权倾朝野的魏忠贤魏公公的怀抱，意欲借宦官势力之手，除掉吴养春这个仇敌。

许承尧

晚清徽州名宿许承尧在其《事闲谭》中这么评价：“丙寅之狱（天启六年的黄山案），天石（吴孔嘉号）盖阴主之也”。

当时“权珰柄国，凡欲害人者，多籍其力”，吴孔嘉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投靠魏阉，以图借刀杀人，正是此类典型。

那么，除了和吴孔嘉这位族人之间的仇怨，吴养春家族里面还有着另一条暗线埋伏祸根。

这个吴养春，有一个堂弟叫吴养泽，其家仆吴荣，可谓是吴家的不祥之人。

吴荣这个人本来是个奴仆，但是呢，可以说是狼子野心，吴养泽去世后，他不仅私吞了主家的财产，居然还霸占了主人的妾室，恶行败露后按理本该问斩，却侥幸被他脱逃。

但是这家伙，后来竟然也攀附上了魏忠贤他们一伙，成了阉党的鹰犬。

要知道，吴养春的家财之盛，那是早已引起魏忠贤的垂涎了的，当然，魏公公还是没有到要亲自下场的地步，于是有人就唆使吴荣，将陈年旧案翻出，捏告吴养春“隐占黄山”。

这个所谓的“黄山旧案”，是指一桩吴养春祖传黄山山场地2400亩的产权纷争。

当年，吴养春与胞弟吴养泽为财产分割还打过官司，官府对这事门清；

万历末年，御史骆骎曾上奏，建议将吴氏山场“半入官”为公有，但是万历帝出于“藏富于民”之念，将此题留中不发。

不过嘛，旧案未决，也就埋下了隐患。

眼下魏忠贤正在愁着筹集三殿修缮的巨款，一听说吴家占据大片山林、多年采伐牟利，自然是眼红心动，于是，决定翻出旧案，深挖，以搜括巨财。

至此，吴孔嘉的仇恨与吴荣的告密相结合，内外因勾连，很快就酿成了恶果。

天启六年闰六月，吴养春被逮捕下狱，一场大祸骤然而至。

吴养春被捕，同时也就标志着阉党的黑手，正式伸向了徽州。

而这场由家族私怨引发的陷害，之所以能演变为席卷全徽州的大狱，正是因魏忠贤等权阉从中推波助澜，将私人恩怨上升到了政治案件和搜刮财富的机会。

就在吴荣的告发递上京师后不久，魏忠贤立即以 “抗拒采办皇木” 为名，给吴养春罗织了两条莫须有的重罪。

同年八月，东厂镇抚司矫诏逮捕了吴养春父子及其亲族，钦差缇骑风驰电掣奔赴徽州执行。

奉命办案者正是阉党的羽翼、工部营缮司主事吕下问。

吕下问携妻眷、仆从三十余人，唱着有多少爱可以乱来，浩浩荡荡进驻徽州，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搜捕与抄掠。

魏忠贤嘛，本意就是要借此案敲骨吸髓，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手下留情，而是对吴养春祭出了巨额“赃款”追缴令。

据天启六年八月的上谕，吴养春“家资巨万，为富不仁”，多年“霸占黄山，砍伐树木货卖”，获利数十万两；

更有“大工肇兴”之时，吴养春竟胆大包天，“遣家丁到京打点”，意图阻挠朝廷在黄山采办木材。

这些言辞将吴养春描绘成了一个抗旨不法之徒。

同时，上谕继续指称吴养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创崇文书院，招朋聚党”，暗示其结党营私，意图不轨。

基于这两项罪名，朝廷对吴养春家以及徽州展开了雷霆打击：

首先居然是将吴养春“赃银”六十余万两摊派全徽州，由巡抚巡按责令各县富户于限期内追解。

另外呢，以吴氏“霸占”的黄山山场木植估值三十余万两，责令工部派员会同地方赶赴徽州，督造木材变卖充作三大殿修缮经费。

这笔钱合计是近九十万两的天文数字，又须在极短时间内上交。要知道根据沈榜的《宛署杂记》等资料显示，晚明时期，普通雇工的年收入大概也就8–12两左右。

随后，吕下问又将吴氏祖产黄山地2400余亩及所有隐匿未登册山地，一律收归朝廷，“不得仍前隐瞒”。

吴养春父子宗族名下的田产房屋、商号铺典，也在籍没之列。

那从这里大家肯定也看得出，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欲加之罪和疯狂搜刮。

一个商人之家，你就是再有钱，哪里承担得起九十万两的“亏空”？

《安徽省志.附录》里面现在还保存有时任歙县知县倪元珙，后来上疏所言，当时歙县一年的正额赋税也就是才四万余两，而且年年还有拖欠；

骤然间让贫瘠山城在朝廷限定期限内腾出近百万人命银，两相比较，实在是天方夜谭。

更何况吴家祖上吴守礼纵然是“雄资两淮”，但是到吴养春的父辈时，就已分为五房，各支财产早有耗散。

吴养春本人在闻讯将被逮捕时，也是曾想变卖产业筹集万金，试图自救，奈何“资尽而命亦尽”，倾家荡产仍逃不过满门抄斩的劫数。

但是，人都有求生本能，在抄家灭门的巨大压力下，吴养春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四处送钱疏通，试图破财消灾。

他急派亲信程梦庚赴京活动，意图打消“采木黄山”之议。

不过这个举动可以说是适得其反，因为当时朝廷的追赃命令，并没有松动，这个行为反而更加激怒了奉命到徽州督办的吕下问。

吕下问抓住这个不放，一面加紧对吴氏宗族的搜捕拷打，一面胁迫歙县府衙下达“通缉富户科派”的命令，继续按户头派摊银两，逼令各大富商巨族“承买”吴家山木和土地，并限期缴款。

于是，在吕下问的残酷株连下，吴氏亲族八人被列为了“朝廷钦犯”，由锦衣卫缉拿进京，下镇抚司大狱，戴上琵琶刑，惨遭拷掠；

一时间，徽州境内是鸡犬不宁，所有和吴家有姻亲、业务往来的富户乡绅，无不被科以重额罚银，稍不从命就是性命难保。

而这期间，吴氏一门在狱中遭遇的各种酷刑虐祸，更是令人发指。

吴养春父子及宗族在锦衣卫狱中备受严刑拷打，除吴荣誉、吴邦宰、吴希元三人侥幸挣扎活命外，余者基本上含冤死于非命。

数月内，吴家男丁凋零殆尽。

噩耗传回徽州，吴家上下更是接连崩溃，吴养春妻汪氏奔走京师鸣冤无门，悲愤之下悬梁自尽，两名幼女亦投缳殉父，年迈老母闻讯气绝而亡。

曾经钟鸣鼎食的徽商巨室，转瞬之间就落得个家破人亡。

这场冤狱，至此已经酿成一出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然而，令魏忠贤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他和他的爪牙的贪暴催逼下，徽州民间终于爆发了激烈的抗争。

天启六年末，吕下问驻扎徽州大肆搜括期间，一件看似偶然的流血事件终于成为民变的导火线。

当时，徽州商人吴献吉因不堪重罚被迫潜逃，吕下问竟派手下穷追不舍，威逼其家属供出藏匿下落。

吴献吉的至亲潘漠是个监生，家住歙县近郊的岩寺镇。

吕下问当时差遣了爪牙，黄姓、文姓两名捕快，星夜前往岩寺捉拿潘漠。

谁知潘家听到风声已经避走了，结果呢，他家的邻居潘家彦却因为家境小康殷实而惹祸上身了。

当夜，两个心怀不轨的捕快扑了个空，居然临时起意，半夜踢开了潘家彦家的大门，企图抢劫敲诈。

屋内妇孺顿时惊恐万状，一片呼喊。

潘家看门的老太太情急之下操起棍子就开始了反击，将两个捕快赶出了家门。

这两个捕快做贼心虚，仓皇而逃，慌乱中，一个家伙被门槛绊倒，狼狈摔倒。

此时邻里已经闻声聚拢，不明就里的乡党，还以为是潘家碰到了强人入室行凶，一时间群起而攻之，估计当时有人也认出了这两人是捕快，但是仇恨之火被点燃，根本就停不下来，怒气未息的乡党们，将二人当场打死，并将二人的尸首就地毁弃。

事后，有人还在岩寺镇街头张贴出了一纸布告，上书“杀奸安民”四字，意即杀死奸徒，以安黎民。

而也就是这张怒不可遏的布告，迅速点燃了徽州百姓们长期压抑的仇恨怒火。

消息一经传开，各地百姓是群情沸腾。

长期以来阉党鹰犬在徽州横征暴敛、鱼肉乡里，早已激起民怨。

当“杀奸安民”的消息传到歙县城时，终于形成了摧枯拉朽的民变之潮。

据载，当晚岩寺镇及附近乡村上万的百姓自发聚集，人人腰系白布带、手持火把，浩浩荡荡向歙县县城涌来。

愤怒的百姓们包围了歙县署衙以及吕下问暂驻的公署，都察院驿馆，声讨搜刮奸臣。

面对铺天盖地、火光冲天的万众示威，平日穷凶极恶的吕下问彻底怂了，心胆俱裂，居然舍下妻妾，翻墙狼狈逃遁。

一时间，“黄山大狱”引发的徽州民变到达最高潮。

不过民变爆发后，歙县知县倪元珙还是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胆识和担当。

倪元珙这人是徽州本地祁门人，又曾任职歙县多年，深知民情疾苦。

当他听闻岩寺事变后，知道大事不好，他先换下官服，化装成布衣混入了民变队伍。

当他亲眼目睹群情激奋，火光照天，知道这件事情事态非常严重，于是悄然撕下一张“杀奸安民”的告示藏于袖中，火速前往都察院驿馆向吕下问报告请示。

结果，那时的吕下问正在忙于逃命，对此是置若罔闻。

倪元珙见上官竟然弃职潜逃，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失控，他毅然挺身而出，只身走入汹汹人潮，挥手高声疾呼，请求众人静听他一言。

据传，倪知县大义凛然地向乡亲们深深一揖，坦言此事乃他治下失察所致，若朝廷要问罪，他愿一力承当，“上司追究，罪在本官”。

又劝谕大家切莫酿成更大祸乱，以免将来遭到株连屠戮。

倪知县的一番话，句句为百姓着想，令群情为之动容。

许多暴怒的乡民不禁潸然泪下，纷纷停步聆听。

骚乱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继而爆发出一片赞叹钦服的掌声。

在倪元珙的劝导下，徽州百姓最终还是冷静的散去，一场可能震动江南的浩劫，奇迹般地消弭于无形。

不过，徽州民变是暂告平息了，但是黄山大狱本身并未就此得以平反。

魏忠贤虽迫于民变压力，将酿祸之人吕下问革职查办以息民愤，但对吴养春一案仍不肯罢手。他旋即改派大理寺评事许志吉继任钦差，继续留在徽州追缴赃银。

许志吉虽然也是徽州人，但和倪元珙相比，却毫无乡情可言。

他飞扬跋扈，办案时“派买木价，增减不均”，任意加码索贿。

其子许鸣皋、家仆林子章等更是趁机纳贿作弊，中饱私囊。

许志吉到任后，虽然说徽州未再爆发大规模民变，但民间仍旧还是怨声载道。

天启七年的七月，徽州知府石万程不堪其扰，愤而弃官归隐。

时人称许志吉之流为“阉党帮凶”，其搜刮残酷不下吕下问。

直到不久之后，时局风云突变，黄山案的转机才终于到来了。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也就是崇祯皇帝。

新帝登基后，雷厉风行，迅速铲除了阉党势力：先是下罪己诏历数魏忠贤十罪，削其党羽官职，遣魏忠贤赴凤阳看守祖陵，魏氏在押解途中畏罪自缢而死。

阉党一朝覆灭后，先前被排挤的东林党人才又重新掌握了言路。

倪元璐

崇祯元年，新任御史、昔日东林名士倪元璐上疏，为先朝种种冤案鸣不平，指斥“东林党为邪党”纯属诬蔑。

与此同时，前歙县知县倪元珙也因平乱有功被起复，擢升为广西道监察御史，所以我们看到的《黄山大案奏疏》第一句写的是“广西道御史倪元珙一本.....”

所以，也即是他终于有机会为黄山大狱一案伸张正义了。

倪元珙

崇祯二年，身为御史的倪元珙奏请朝廷彻查黄山案始末。

他在《黄山大案奏疏》中详述徽州民变起因，将阉党在徽州的种种倒行逆施公之于众。

针对这些情况，倪御史在疏中请求朝廷发还已追解的山场变卖银三十二万两、赃银五万七千余两，与民休养生息；

将卖主求荣、诬告主家的逆仆吴荣缉拿处斩，以儆效尤；

彻查许志吉父子贪赃，追缴赃款，并起复在阉党横行时期被迫引退的杨春茂、石万程等清官。

崇祯帝览奏后也是大为震怒，随即下旨“依议”，基本照倪元珙所请办理。

至此，这起震惊徽州的大冤案终于迎来昭雪平反的一天。

虽然昭雪来临，黄山大狱案在当时的舆论和史册上却经历了一番不同寻常的沉浮与遮蔽。

首先，在阉党当道时期，吴养春被构陷为“巨憝”，徽州民变也讳莫如深。

当朝官方不可能还吴养春以清白，只在崇祯朝低调平反，未大肆宣扬。

由于魏忠贤一党倒台后声名狼藉，相关档案或有所缺失，加之黄山案平反时天下局势又是风云变幻，所以此案并未像东林冤狱那样广为流传，而是被遗忘在了更大的历史舞台背后。

而更离奇的是，在地方层面上，黄山大狱却也几乎被有意无意地“遗失”于正史。

号称“文献之邦”的徽州，地方志本应详载乡邦大事，然而乾隆年间修纂的《徽州府志》竟对这场民变居然也是只字未提。

《歙县志》仅在倪元珙传下关于“纪民变”寥寥几语，既未指明事主，亦无案情始末。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重大的一桩民变冤案，地方志缘何又集体失语了呢？

民国学者程演生在《天启黄山大狱记》的书后对此作出分析：“盖此案所牵涉者，大都徽敏之巨族，若稍著迹象，则各族各支相仇相隙不可解矣。此吾徽先辈所以为乡里讳欤”。

原来，此案牵连的吴、程、许等皆为徽州地方名门望族。

为了维护乡里颜面、维持各大族之间表面的和睦，徽州先辈选择了对这一惨痛事件集体缄默，以“为乡里讳”。

那么，从人情世故而言，这种避讳其实不难理解；

正如程演生所批评的，这也导致了徽州历史上重要的家族悲剧与民变真相湮没无闻，成为地方史料的一大缺憾。

长期以来，正史和方志对黄山大狱讳莫如深，导致后世不少史籍误记讹传、张冠李戴。

清修《明史·魏忠贤传》仅概括提及“编修吴孔嘉与宗人吴养春有仇，诱其仆告隐占黄山，养春父子瘐死”，语焉不详。

《两朝剥复录》、《癸巳存稿》等书更沿袭其说，以为吴养春案纯为族人仇杀所致。

还有一些野史笔记则混淆了吴养春案与吴怀贤案的人物事件。

如文秉《先拨志始》、陈鹤《明纪》等将吴怀贤之死也归咎于吴孔嘉告发“隐占黄山”，将两个本不相干的案件牵混成一谈。

这一系列舆论与记载的迷雾，直到民国年间才被拨开。

程演生博览群籍，细心钩沉，将有关吴养春黄山冤案和吴怀贤东林案的史料加以剥离辨析，才著成了《天启黄山大狱记》一书。

这是首部专门记述黄山大狱及晚明徽州史事的著作，广征博引正史、野史、方志等18种资料，考订详实，廓清了两个案件“时、事、人三者皆异”的真相。

所以直到《天启黄山大狱记》的面世，黄山大狱案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黄山大狱，一桩明末的冤案，但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一段家族悲剧。

作为我们观察晚明的政治生态以及社会乱象、宗族结构的一块切片，它折射出的是明朝末世矛盾丛生的图景。

在此案中，我们看到的是恩怨如何裹挟法律，将一桩宗族财产的纠葛演变为了朝野震动的重大事件；

案件中，地方宗族的恩怨纠葛充当了导火索，从“祸起萧墙”的私人仇怨到阉党的借机兴风作浪，终至引发了徽州的民变。

我们重提此案，不光是要看戏剧性的表面，而是将其置于历史大局中予以审视，以期增进我们对明末世局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