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知识分子眼中的鲁迅：不止于文学

洪昔杓

1946年鲁迅的《阿Q正传》在首尔被搬上了话剧舞台，次年，首尔大学文理学院举办了鲁迅逝世11周年纪念演讲活动。可以说，鲁迅是韩国近代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鲁迅与现代韩国》一书的目的是通过查证资料，全面分析鲁迅文学在韩国的传播路径、接受过程及其意义。20世纪上半叶鲁迅文学在韩国

本书的研究时间范围为20世纪上半叶，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正式进入中国文坛的1918年到经历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走向韩中两国交流中断的1950年，集中考察这一时期韩国知识分子和文人对鲁迅文学的接受情况，其中包括留学、旅华的韩国文人跟鲁迅的交流情况，活跃在韩中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鲁迅文学的译介和批评，以及韩国文人对鲁迅文学研究成果的借鉴情况等。笔者通过查阅当时海量报纸和杂志，挖掘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梳理了鲁迅文学在韩国的接受情况，并阐释其历史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冷战格局，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南北对峙以及南北分裂常态化，导致韩国社会理念僵化，最终使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全面断绝了关系。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代表社会主义中国文学正统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渐渐远离了韩国人视野，而鲁迅作为备受社会主义中国推崇的思想家和文学权威，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遭遇了韩国学界的冷落(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20世纪30年代，丁来东（韩国全罗南道谷城人，随笔作家、中文学者）听过两次鲁迅的演讲，此时的鲁迅在丁来东眼中是具有志士风采和高洁人品的人。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再次回忆起那段历史时，丁来东却说：“听过两次演讲后，我感到了幻灭，年过五十的人(鲁迅)没了自己的主张，一会儿右倾一会儿左倾，真不应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见，冷战期间左倾右倾思想的极端对立，导致社会氛围僵化，对鲁迅的评价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反观韩国现状的一面明镜

但在日本强占时期的韩国文坛，鲁迅始终是深受读者关注的一位作家。这种关注始于他发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如新星般登上中国文坛的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鲁迅逝世。这一时期的韩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强烈关注着鲁迅文学的价值，并致力于介绍和评论鲁迅文学。

自19世纪末开始，韩国的知识分子就致力于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们丧失了国家主权，导致他们刚认识到“民族主体”，便遭遇“主体”丧失“实体性”的厄运，因而民族主体走向了精神化，甚至抽象化，知识分子将关注点移到了历史、语言和文学等方面。其中，文学因象征着民族精神，成为整合民族精神的重要场域，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成为知识分子进行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以鲁迅文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为完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启蒙而作出的努力，受到了当时韩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众所周知，现代韩国把西方文学(或者是将西方文学内化的日本文学)视为“先进文学”，全盘接受了所谓西方文学的影响。反之，作为东亚传统人文知识核心之一的中国文学，被当作外国文学的分支，排挤到了边缘。鉴于韩国与中国都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相似处境，韩国文人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及代表当代中国文学的鲁迅文学不仅可以成为了解中国现状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成为反观韩国现状的一面明镜，因此开始积极接受以鲁迅文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被划分到了外国文学领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摆脱经由日本传入韩国的西方文化霸权，开启另一种文化想象的文学世界。

鲁迅文学之所以在现代韩国备受重视，乃因为它是体现了反封建启蒙主义精神、实现彻底的自我剖析和透彻的自我认识的文学典型。鲁迅文学拒绝外界的拯救，拒绝提出宣言式的理想。他的“理想”需要主体进行痛苦的自我剖析，完成从内而外的彻底的自我否定，从而推动主体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希望”或“理想”。梁白华（1889年出生在韩国京畿道的杨州市，1944年辞世，是重要的中国文学译介者）认为，鲁迅在《阿Q正传》里，通过描述一位农民无辜牵连进革命，最终丢掉性命的故事，“如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现状”。丁来东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阿Q正传》与其说是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不如说是刻画了中国人的普遍性格。”丁来东强调《阿Q正传》反映的是长期沉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这恰好说明在韩国“鲁迅文学是自我剖析和自我认知的文学典型”的事实。

民族的自我认知呈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揭露民族性中懦弱、消极的劣势一面，引起自我反省；另一种是弘扬民族性中健康、积极的优秀一面，恢复民族自尊感和民族精神。鲁迅文学采用的自我认知属于前者。鲁迅文学通过尖锐、深刻的批判，揭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隶道德”，促使中国人觉醒。但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韩国而言，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如果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同样采用“揭露消极的民族性，促使自我反省”的方式，则极有可能反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沦为宣扬所谓朝鲜民族劣根性的工具，为强化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因而，需要一种迂回的方式，帮助和引导民众进行民族自我反省，而鲁迅文学正是能够引发民众自我反省的最佳文学媒介。

跨越国界的精神共鸣与思想分野

鲁迅文学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当时韩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崇。鲁迅文学反抗一切已有的支配性权力，无论是传统权威还是国家权力，这对急需民族独立的韩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精神资源。加上鲁迅文学反思并推翻了长久以来的所有权力关系，即人与人、民族和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关系。因此，它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既定框架，成为一种谋求相互理解之关系的重要精神资源。鲁迅文学作为开放性文本，能够在支配权力之外，构建民间层面的有效沟通机制，展开超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对话。如果能够挖掘出鲁迅文学的东亚价值，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韩国，鲁迅文学的读者群体非常广泛，包含了各种思想倾向的人，这表明鲁迅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广度和厚度，文本包含各种诠释的可能性。它可以解释为启蒙主义或人道主义，因为它具有否定封建传统、恢复近代人本价值的倾向；可以解释为世界主义，因为它曾站在民众的立场构想自律的人类共同体；也可以解释为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否定现有的一切权力(即强权)，力求组建民众工会，争取民族解放；同时它也可以解释为社会主义，因为它追求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因此，在韩国近代时期，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韩国知识分子都投身到了鲁迅文学的译介活动中，其中有世界主义倾向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现代韩国在接受鲁迅文学时，因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形成了两大思想流派，柳树人、丁来东、金光洲等代表了无政府主义倾向；金台俊、李明善等则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简言之，鲁迅文学对于韩国知识分子来说属于外国文学，是韩国知识分子了解当代中国文坛的最有力途径，也是构筑精神共鸣和思想纽带、深化自我认识、激起批判精神的重要精神资源。比如，20世纪20年代吴相淳和柳树人对鲁迅的译介源自他们之间的精神共鸣和思想纽带；30年代的丁来东和李陆史、40年代的金光洲则通过鲁迅文学深化了自我认知，并以此为切入点译介了鲁迅文学。而40年代李明善的译介，则把重点放在了解读和放大鲁迅文学中的“战斗的批判精神”。民族反抗诗人李陆史通过接受鲁迅文学对自我有了透彻的认识，并将其思想内化到了诗歌创造中。他运用鲁迅文学精神所带来的共鸣和自觉，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文学成就。李陆史所达到的文学精神境界可以说已经十分接近鲁迅的精神境界。（作者为韩国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