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黄亚洲：行吟大时代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之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航船从此扬帆起航。作家黄亚洲把这段历史，凝结为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船》。在他的笔下，那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不再是教科书里遥远而扁平的形象，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温度与脉搏的鲜活生命。

在《红船》济南站读者签售会后，黄亚洲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今年正值“红船精神”提出20周年，站在时间的这一端回望，黄亚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能想清楚该往何处去。”

执念与信念

为何要写红船？

这是黄亚洲放不下的“执念”。

知青时期，他被分配到浙江北部的嘉兴地区，接着又被调往《南湖》杂志担任文学编辑。1983年，嘉兴地区拆分为嘉兴、湖州两市。当另外两位编辑都选择留在当时城市建设更好的湖州时，最年轻的黄亚洲却只身一人奔赴了嘉兴。在那艘红船旁，他创办了另一本文学刊物《烟雨楼》，从此时时眼望南湖，与这段风云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9年3月，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的编剧代表在嘉兴举行创作年会，黄亚洲带着与会者参观南湖烟雨楼与红船。他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个场景：“下午4点过后，游客尽数散去，只有我们20多人还在湖边徘徊。红船静静停泊在岸边，那时还可以进舱参观，甚至可以坐下来静静感受。”黄亚洲感慨，那种感受萦绕着理想的温度，让人不自觉放轻脚步，心头满是敬畏，因为小船内藏着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种氛围深深触动了他。同行的编剧们都在思考各自新的创作方向，而黄亚洲则萌生了将“红船”历程由电影剧本形式反映出来的强烈念头。

这个想法刚一冒头，“身边就有文友劝我，说这个题材不太好碰，人物形象很难处理……”

实际的创作条件也艰难。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互联网，新华书店的架子上没有几本书，史料搜集异常艰难。“那些早期代表何时参加革命、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参加了什么革命活动？这些信息都无处可寻，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

在嘉兴市文联工作的黄亚洲，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搜集材料：钻书店内部仓库、一次次前往南湖革命纪念馆搜寻资料、请教了解党史的老师。他埋首纸堆，反复比对、核实、推敲，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大体轮廓。

“我抱着即使写出剧本也无法拍成电影的心态，坚持把这段历史呈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取得全国政权，28年弹指一挥间，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都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硬核事件。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认识与理论积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黄亚洲最朴素的信念。

他说：“我是嘉兴市文联的副主席，也是嘉兴市作家协会的首任主席，还兼着省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又天天在红船边上工作、生活，我若不写这部电影，谁写？要说这是执念，那也就是执念。”

建党70周年时，黄亚洲描写建党历史的电影《开天辟地》搬上银幕；建党80周年时，黄亚洲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由央视一套播出；建党90周年时，黄亚洲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出版，后来扩充内容，成为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船》；建党100周年时，黄亚洲又推出电影《红船》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流击水》。

长篇小说《红船》全景式描绘了1919年到1928年间的中国革命史，既写尽劈波斩浪的艰辛，也铭记辉煌闪耀的时刻。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共二大、中共西湖特别会议、中共三大、国共第一次合作……十年间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徐徐道来，细细分析，无一遗漏；不仅生动描绘了南湖红船起航的历史场景，更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独秀、李大钊等百余位个性鲜明、命运迥异的历史人物，展现了风云激荡的年代里这些历史人物的深刻思索、勇于担当、命运沉浮与人生抉择。

“不虚”与“不拘”

“抒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电视剧，都是一件需要深刻思索的事，既牵涉艺术构思，也关联价值判断。”黄亚洲说。

从《开天辟地》到《日出东方》《中流击水》《红船》，再到《邓小平1928》《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系列恢宏作品呈上了一张张细腻的历史切片。它们精准捕捉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汹涌的浪潮——从南湖起航的初心萌动，到改天换地的壮阔征程，再到转折时刻的坚毅探索……

创作这些作品，最大的挑战来自历史本身。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黄亚洲始终遵循的纪实小说创作准则。然而“不虚”二字背后，是浩如烟海的史料、难以比对的回忆录以及几乎无法完全还原的历史现场，因此必须有所取舍，精心填补历史的空白。“毕竟大多历史事件已经过去太多年了，很多事情每个人的回忆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两次讲述同一件事都有出入。”

他举例：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闭幕日，到底是哪一天？

长期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都采纳7月31日闭幕的说法。因为7月30日在上海的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冲击，展览馆都注明“次日”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这个次日，就是7月31日。

但问题在于，亲历者的回忆并不一致。董必武认为是次日；有人则认为间隔了一天，有人说是两日以后，也有人说是五日，总之不是“次日”，据有的当事人回忆，当时遭到冲击后人员分散，联络也不易，找人都得找两天，怎么可能第二天一早就集体乘坐火车往嘉兴开？

黄亚洲通过大量比对、分析各种说法，包括7月31日有代表跑来请假表示再不能参加以后的会议、8月1日嘉兴南湖区域突发大风翻船有人淹亡、8月2日南湖湖面整顿以及嘉兴铁路车站抢修沿线设备、8月3日夜间未参加会议代表在日记中写下得知会议已顺利开妥等细节，最终得出结论：南湖会议实则是在8月3日中午前各位代表分两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当日在红船中召开并顺利闭幕，这与《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中的时间一致。

“至南湖开会的代表人数也一样，有说13人全到，有说12人，有说11人，还有说10人。我经过各种分析比较，最终采用了11人的说法。”黄亚洲说，“考证很麻烦，但细节应该是严肃的，不能细说，不能拍脑袋随便想，会议的出席人数绝对是不虚的大事，而不是不拘的小事。”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黄亚洲认为，必须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是怎样，就该是怎样。”根据他的观察，“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其之后的命运转折往往存在一定的关联，在人物刻画中可以有所体现，这种处理应该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例如张国焘在会上常常拥护洋人指示，有时候甚至表现得过分；周佛海在会议之后显得严重缺乏责任心，有时候在上海“玩失踪”，人都找不到。而如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则恪尽职守、作风刚正、办事热忱，两位年轻的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是勤奋严谨、积极求知，首次来大上海却严格遵守会议纪律，从不随意出行。“我们应当历史地客观地看待他们：早期他们都展现出革命者的气质，确实是大无畏的，但之后便各自走上不同道路，那是以后各自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从总体上说，我们不应该从他们最后的人生结局来漫画化表现他们的早期形象。”

黄亚洲坦言，书中也存在艺术虚构的细节。“比如一些绘声绘色的对话，读者可自行判断真伪。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文学创作。作为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历史的某些空白处是需要加以色彩、声音和细节的，关键是要合乎历史的演进逻辑以及人物的性格逻辑。”

黄亚洲再三强调，所有重大事件、人物命运和历史转折均须符合史实，“应该说，在中国现代史中，1919年到1928年这十年，是呈现得相当混沌的十年，国内各种矛盾、各种势力、各种利益交杂，缠成一团；但这十年，恰恰也清晰地回答了很多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为何要与国民党合作？两党的合作又因何必然分裂？国共双方面对历史各自做了什么？这些都在书中得到了文学呈现。当然这些呈现最终都是要读者来加以鉴别的，他们是否在阅读中得益，或者无所收获。总之，一部小说不能要求甚多，但只要读者有所共鸣，作为创作者就能有所安慰。”

在长篇小说《红船》的结尾，黄亚洲以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历史场景收笔，他写道：“中国革命现在走进了山里。若干年后，待它呼啸出山之时，整个东半球都能听到火山喷发的隆隆之声。”

黄亚洲特别希望青少年读者能通过《红船》了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段早期历史。“中学生记忆佳、接受力强，若他们读后能基本把握这段历史脉络，甚至能娓娓道来，那对他们的历史学习和人文思考都会有所助益。”

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

在新版长篇小说《红船》中，黄亚洲介绍，他特意增加了一个新人物：蒋先云。

“五四运动”爆发时，蒋先云年仅17岁，是个中学生，便已成为湖南衡阳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推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1年，蒋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根据组织安排投身安源煤矿工人的革命斗争，表现得十分英勇；三年后，甚至以“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期间，他所有科目均拔得头筹，文化课与军事科全优，甚至拼杀格斗亦名列第一。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赞其“军校的高材生”“是个将才”。蒋介石也对蒋先云极为赏识，甚至安排他在身边担任秘书。

蒋介石在1926年3月策动“中山舰”事件，驱赶黄埔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时，蒋先云不顾蒋介石的拉拢，毅然退出；北伐开始，中国共产党将蒋先云派到北伐军工作时，蒋介石继续拉拢他；蒋介石的“清共”阴谋日益暴露，蒋先云选择了毅然离开，悄悄奔赴武汉，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坚定地站在了革命的一边。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25岁的蒋先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1军26师77团团长兼党代表。“据目击者说，他每次都身先士卒，被敌军子弹打中后，跌落马下爬起来再冲锋，被击中再爬起来继续冲锋，数次中弹，战死沙场。”

黄亚洲感慨：“越是深入挖掘蒋先云的事迹，越能感受到他是红船精神的杰出代表：敢为人先、理想坚定、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他正是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典型。”

同样让黄亚洲深受触动的还有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不过二十出头，面对十里洋场“繁华”的诱惑，他们严守会议纪律，近一个月时间几乎未曾离开一大代表所住的博文女校，日夜准备会议材料，以便向大家细致报告山东革命的真实情况。黄亚洲感慨：“这两位年轻人把一生的心血都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后来都为革命牺牲，永远值得我们敬佩。”

黄亚洲说，书写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不只是完成一部历史小说，更是在进行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红船》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叙事，成为一部关于选择、信念与牺牲的精神启示录。

看以前的东西，想以后的路

黄亚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年，他常说：“我是共和国同龄人，与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一起沉浮，因此思考得很多，也想着怎么用自己的笔，把历史叙述好。”

这种与时代血脉相连的使命感，推动他笔耕不辍。至今，黄亚洲已经创作了16部电影剧本、20多部电视剧本，以及50部文学专著，包括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散文集与诗集，其中许多作品都属于“宏大叙事”。在同一个家庭，创作方向却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女儿黄澜将目光投向当下，作为热播剧《辣妈正传》《虎妈猫爸》《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如懿传》的制片人，她更专注当代人的多元价值观碰撞与情感变迁。黄澜曾对父亲说：“您总是书写历史，我准备写一个关于当下不同教育价值观碰撞的故事，您可不可以来当编剧？”

听到女儿的建议，正在北京赶写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黄亚洲深思过后，仍然选择“老老实实写自己擅长的和热爱的”。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和历史打交道，年轻人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我已经不太跟得上了。把宏大的历史写出条理，写得清爽，是我的使命。”

擅于书写历史的黄亚洲，对当代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也始终抱有包容心态。“应当让蓬勃的历史自然发展，不要过多地人为限制。”谈及网络文学与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他说：“不要有偏见，更不要急于否定，反之，应该满怀热情地鼓励它们，让它们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生长。从总体上说，该淘汰的自会淘汰，而不该淘汰的，自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完善，甚至从非主流走向主流——这是历史的铁律。”

在人工智能写作兴起的今天，他格外强调文学中的人文价值。“真正优秀的作品，来自陌生化创作，要有创作主体独特的理念、视角、语句和艺术表达。极度个人化和主观性的内容，恰是人工智能的弱项。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独特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而我们，恰恰可以。”

文学创作过程艰难，黄亚洲却将写作视为幸福的时刻。正如他希望《红船》能让读者“看以前的东西，想以后的路”。

“人本质上是思想的动物。”在他看来，世界复杂多元，人应当主动接触多种信息，才能逐渐形成全面、不偏激的判断。我们应当兼听则明，在不断的自我修正中逐步成长。修正的过程就是获得的过程、提高的过程，也是幸福的过程。”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黄亚洲表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说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深刻的借鉴意义。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写作过程中我也始终不断请教、不断学习。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很多地方都需反复求证、到处讨教。”

“人生在世，应当重视立言、立德、立行，这是孔夫子留给我们的教诲。生命不过百年，我总想尽可能多做些事，为世界多留下一点痕迹。”黄亚洲说，“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为后来的人，为这个美丽而值得留恋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