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背后:被数字绑架的现代人

人类对健康的认知，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一百年里，这份认知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偏离了初衷，悄悄走向危险的方向。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医生们笃信一个理念：所有疾病背后，都藏着一个能被找到、被根除的实体病灶。

英国医生观察到，成年后总犯上呼吸道感染、发烧甚至更严重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小时候往往有扁桃体发炎的经历。

为了预防成年后的麻烦，他们提出——儿童时期就切掉扁桃体。这个说法从行业传到政府，最后成了常态化操作，每年至少有8万名懵懂孩童，就因为偶尔喉咙发炎，被推进手术室切除扁桃体，可他们自己压根没觉得自己“病了”。

直到1927年，英国《每日快报》站出来质疑这场持续近20年的“手术运动”，民众才知道真相。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近代医学换了副更有“技术含量”的面孔，可类似的偏差却再次出现。1960年代，冠状动脉搭桥术横空出世——打开心脏，移植自身血管接通梗阻部位，病人胸前那道长长的伤疤，曾是胸外科医生与死神搏斗的“勋章”。

但光环之下，医学的“狩猎”渐渐失控。到了198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做了次大数据调查，结果让人震惊：只有56%的心脏搭桥手术，被专家一致认为是明确且必要的。

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病人本可以靠药物维持或改善生活方式控制病情，却被推上手术台，劈开胸骨、暴露心脏，承担着5%的围手术期死亡风险和巨大创伤。技术上“能做”，轻易压倒了伦理上“该做”。

从扁桃体到心脏，医学的目光总在追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跑，可历史一次次证明，当这份目光过于自信，看到的可能只是自己渴望看到的幻影。

进入21世纪，医学的“敌人”变得更狡猾了——它不再是有形的器官，而是无形的数字，或是潜在的未来风险。医生们不再满足于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开始想在疾病发生前就把它“扼杀”。

1990年代以前，骨质疏松只是中老年人易骨折的风险之一，可骨密度检查仪问世后，一切变了。

一个精准的数字标准被界定：老年人骨密度低于年轻人峰值2.5个标准差，就算是骨质疏松症。一夜之间，全球两亿多健康老年女性，就因为一个数字，被贴上“准病人”标签，被建议服药预防一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骨折。

很快，血糖、血脂也加入了这份“风险清单”：“糖尿病前期”让超三分之一成年人划入高危人群；胆固醇指南达标线一降再降，数千万原本健康的人被建议终身吃他汀类药物。

后来，更强大的筛查技术被发明出来，却让人们发现体内藏着无数无关紧要的“异常”。高分辨率CT、磁共振在查已知病变时，常会扫出偶然的小病灶——肺部小结节、肾上腺微小囊肿，这些绝大多数无害的阴影，却让病人陷入巨大焦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还得跟着做一连串不必要的穿刺、活检，甚至手术。韩国就是个例子，21世纪初兴起甲状腺超声筛查后，韩国甲状腺癌发病率十年间猛增15倍，

可死亡率纹丝不动。数万人被迫全切甲状腺，无论男女老少，术后都得终身吃优甲乐，不少人吃了五年以上，还陆续出现内分泌紊乱。

近些年，过度医疗的触角还伸向了人类情感的最后领地——心理学领域。

过去大家都觉得，人在失去亲人后两个月内出现抑郁症状，是正常的“丧亲之痛”。可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删掉了这一“悲伤豁免期”。也就是说，要是一个女人在丈夫去世两周后还极度悲伤，就可能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接受药物治疗。

人之常情，被贴上了病理标签。还有些孩子顽皮好动，就被诊断为“多动症”；青春期少年叛逆，就成了“对立违抗性障碍”。

医生们好像把人生的不如意，都简化成了一张张能开药的诊断单，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发现越多、治疗越多、伤害可能越多”的怪圈。

回头看这一百年，医疗认知的偏差从来没真正远去。医学最宝贵的本质，本是治病救人的初心、对抗痛苦的善意，还有追求确定性的渴望，可它终究没法摆脱认知偏见、经济利益和行业体制机制的纠缠。

其实，医疗该是人体健康在极危重状态下的“兜底保障”，而不是生活的常态。未来随着科技发展，肯定还会有更多未知被发现，只希望医者能遵从本心，回归医学本质，用最低的代价、最小的伤害，换来最好的结果。

而我们普通人，也能通过提升认知远离伤害，激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有时候，远离不必要的医疗，就是远离过度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