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卖掉我状元通知书，20年后她跪求我救她儿子，我笑了：“去

“林总，外面有位姓张的女士，没有预约，非要见您。”

秘书的声音透过内线电话传来，带着一丝为难。

我放下手中的钢笔，靠在宽大的皮质座椅上，看着窗外栉比鳞次的高楼。

姓张？

二十年了，这个姓氏对我来说，像一根深埋在肉里的刺，平时感觉不到，一碰就疼。

“让她进来。”我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她是谁，我也知道，她终于来了。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个头发花白、衣着陈旧的女人被秘书领了进来。

她局促地站在昂贵的地毯上，浑浊的眼睛贪婪又畏惧地打量着这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

是张兰，我的继母。

岁月并没有善待她，曾经那个在家中说一不二，刻薄又精明的女人，如今满脸风霜，腰背佝偻，像一棵被榨干了汁液的枯树。

“林……林薇？”她试探着开口，声音干涩。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她似乎被我的目光刺痛，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毫无征兆地，“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薇薇，你救救你弟弟吧！你一定要救救小浩啊！”

她膝行几步，想来抱我的腿，被我侧身躲开。

她就那么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手捶打着地面。

“他被人骗了，挪用了公司的公款，现在要坐牢啊！那可是几百万啊，我们砸锅卖铁也还不上了！薇薇，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这么有钱，几百万对你来说就是九牛一毛，你救救他，妈给你磕头了！”

“妈？”我玩味地重复着这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张女士，我妈在我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我可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又多了个妈。”

张兰的哭声一滞，脸上闪过难堪和怨毒，但很快又被更深的祈求所覆盖。

“薇薇，我知道，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是我猪油蒙了心！可小浩是你唯一的弟弟啊，血浓于水，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唯一的弟弟？”我轻笑出声，笑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姓林，他姓李，我们哪来的血缘关系？”

我的思绪，被她吵闹的哭声拉回了二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个夏天，蝉鸣聒噪，空气里满是尘土和青草混合的味道。

那也是我人生中，本该最灿烂的一个夏天。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整个老旧的家属院都沸腾了。

“老李家那个林薇，考了全市状元！”

“天哪，这孩子太争气了！”

“清华北大不是随便挑？”

父亲李建军激动得满脸通红，不停地给来道贺的邻居散着烟，嘴都合不拢。

继母张兰也一反常态，拉着我的手，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在了一起。

“我们家薇薇就是聪明，从小我就看出来了，这孩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她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仿佛比我亲妈还在世都要激动。

我那时才十八岁，虽然对她平日的偏心和刻薄心知肚明，但在那样巨大的喜悦面前，我还是愿意相信，她也是为我高兴的。

我以为，我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赢来了一点家庭地位和认可。

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飘飘然的日子。

我憧憬着北京的大学校园，憧憬着崭新的生活，憧憬着光明的未来。

我一遍遍地翻看大学的招生简章，想象着自己走在未名湖畔，坐在博雅塔下。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要像一本精彩的小说，翻开了最华丽的篇章。

邮递员骑着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现在巷子口的时候，我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

“林薇的录取通知书！首都大学的！”

那一声呐喊，比任何喜报都要响亮。

我几乎是飞奔出去的，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个烫金封面的信封时，我的手都在抖。

红色的封面，鎏金的校名，沉甸甸的，像是我十二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像是捧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

回到家，我把通知书放在桌上，父亲和张兰，还有比我小两岁的弟弟李浩都围了过来。

李浩成绩一塌糊涂，整天就知道逃课打游戏，他看着我的通知书，眼神里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不屑。

“切，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个书呆子。”他小声嘀咕着。

张兰立刻瞪了他一眼：“胡说什么！以后你姐出息了，还能不拉你一把？”

然后她又满脸堆笑地对我说：“薇薇，这通知书太重要了，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别弄丢了，妈先替你保管。”

我当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便毫不犹豫地把通知书交给了她。

我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把亲手递过来的信任，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再碾得粉碎。

那个暑假，我开始打零工，想为自己挣一点大学的生活费。

张兰破天荒地没有阻止，反而鼓励我多去外面“锻炼锻炼”。

我每天顶着烈日，在餐馆里端盘子洗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一想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直到开学前一个星期，我去找张兰要我的通知书和户口本去办手续。

她正在厨房里哼着小曲炖排骨汤，那是她儿子李浩的最爱。

“妈，我的通知书呢？”

她的动作顿了一下，头也没回地说：“哎呀，我给收起来了，放得太好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了，你等我找找。”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一天，两天，三天……她每天都用“在找了”、“快找到了”来搪塞我。

我开始自己翻箱倒柜地找，把整个家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那个红色的信封。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父亲也只是皱着眉，劝我别急，说那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不会丢。

直到开学前两天，我实在等不了了，堵在张兰面前，哭着求她把通知书给我。

她被我逼得急了，终于不耐烦地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扔，露出了她本来的面目。

“找什么找！没了！”她冲我吼道。

我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什么叫……没了？”

“就是字面意思！”她抱着胳膊，冷冷地看着我，“我已经帮你决定好了，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点出去打工挣钱，还能帮衬家里。我已经托人给你在南边的电子厂找了个活，过两天就走。”

那一瞬间，我感觉天都塌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冲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声嘶力竭地问：“你把我的通知书弄到哪里去了？你还给我！你把它还给我！”

“什么你的通知书？”李浩叼着冰棍从房间里晃出来，一脸得意，“姐，你就别想了，你的通知书，妈卖了。”

“卖了？”我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

“对啊，”李浩幸灾乐祸地说，“卖了二十万呢！妈说，这钱给我攒着，过两年就在市里给我买套房娶媳妇。姐，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啊！”

二十万。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城工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的未来，我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我所有的梦想和希望，就只值二十万。

我疯了一样地扑向张兰，又抓又打，她尖叫着躲闪，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你疯了！我这都是为你好！为一个丫头片子花那么多学费，读出来还不是嫁人，便宜了外人！还不如换成实实在在的钱，给你弟弟铺路！”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小浩才是我们家的根！你一个拖油瓶，能为家里做点贡献，是你的福气！”

我把最后的希望投向我的父亲，那个我一直以为可以依靠的男人。

“爸！”我哭着喊他，“你管管她！你让她把通知书还给我！我要去上大学！”

李建军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满屋子乌烟瘴气。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躲闪，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

“薇薇，事已至此……你就听你妈的吧。”

“你……你说什么？”我如坠冰窟。

“你妈也是为了这个家好，”他艰难地为妻子辩解，“你弟弟……确实也到了该考虑未来的年纪了。你……你就当是……为了弟弟，牺牲一下。”

牺牲一下。

多么轻描淡写的四个字。

牺牲掉的，是我整个人生啊！

那一刻，我彻底心死了。

这个所谓的家，没有一个人是站在我这边的。

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掉，用来给他们儿子铺路的工具。

我没有再哭，也没有再闹。

我只是用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冰冷到极点的眼神，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我看着张兰理直气壮的脸，看着李浩得意的笑，看着我父亲懦弱又愧疚的表情。

我一字一句地对他们说：“你们会后悔的。”

说完，我转过身，走进了我的房间，锁上了门。

那天深夜，我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我所有的课本，还有我打工挣来的几百块钱，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家。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从我踏出那个家门的一刻起，我和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

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我知道，我不能认输。

他们毁了我的大学梦，但他们毁不掉我的人生。

到了南方那座繁华又陌生的城市，我开始了真正的挣扎求生。

我没有去张兰给我“安排”的电子厂，我知道，一旦进去，我的人生就真的被钉死了。

我租了最便宜的城中村隔断间，阴暗潮湿，蟑螂老鼠是常客。

我开始疯狂地打工。

白天在餐厅端盘子，晚上去夜市摆地摊，周末还去做家教。

我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累到站着都能睡着，啃着最硬的馒头，喝着免费的自来水。

那段日子很苦，身体上的疲惫和精神上的孤独，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无数个深夜，我躲在被子里，想着我的大学，想着我的未来，哭得浑身发抖。

但哭过之后，第二天太阳升起，我依然要爬起来，去和这个世界死磕。

因为我知道，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

我没有放弃学习。

我用打工攒下的钱，报了成人高考，后来又读了自考本科。

白天我是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女工，是街边发传单的小妹，是餐厅里被呼来喝去的服务员。

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是那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学生林薇。

高中的知识底子还在，我学得很快，几乎所有科目都是一次性高分通过。

拿到自考本科文凭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加了两个鸡蛋。

我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那张文凭的含金量，或许比不上首都大学，但它是我从命运的泥沼里，亲手为自己捞起来的一块浮木。

凭借着这张文凭和几年打工积累的经验，我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

我肯吃苦，脑子又活，业绩很快就做到了部门第一。

我开始存钱，开始学习理财，开始接触互联网这个新兴的行业。

二十年的时间，很长，长到可以改变很多事。

我从一个销售员，做到销售主管，再到大区经理。

后来，我抓住了一个风口，辞职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熬过无数个通宵，喝过数不清的酒，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处理过各种棘手的问题。

商场如战场，我把自己磨炼成了一个战士。

渐渐地，我的公司越做越大，从几人的小作坊，发展成行业内小有名气的企业。

我买了房，买了车，在这座我曾经以为无法立足的城市里，扎下了根。

我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林总”，成功女性的典范。

这二十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也没有和他们有过任何联系。

我刻意地将那段过去尘封起来，以为只要我不去想，那些伤害就不存在。

但我偶尔还是会听说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

听说张兰用那二十万，真的给李浩在市里买了房，给他娶了媳妇。

听说李浩仗着家里有钱，更加不学无术，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最后索性在家啃老。

听说他染上了赌博，把家底都快败光了。

听说父亲提前病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常年住在医院里。

对于这些传闻，我内心毫无波澜。

那是他们的人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与我无关。

我以为，我们会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走向各自的终点。

直到今天，张兰跪在了我的面前。

思绪回到现实，办公室里依然回荡着张兰凄厉的哭喊声。

“薇薇，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婆，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小浩要是坐了牢，我也不活了！”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做牛做马？我可不敢用你。”

我慢慢地走到她面前，蹲下身，与她平视。

“张兰，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月，有一家供应商想要和我们公司合作，他们的报价很有问题，所以我让法务部去查了一下。”

张兰的哭声停了，茫然地看着我。

“查到最后，发现这家公司的账目一塌糊涂，内部有个叫李浩的销售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做假合同，侵吞了公司几百万的款项，拆了东墙补西墙，窟窿越来越大，眼看就要瞒不住了。”

我每说一个字，张兰的脸就白一分。

“你……你怎么会知道？”她颤抖着问。

“我怎么会知道？”我笑了，“如果我当时签了那份合同，现在被套牢几百万的人，就是我。”

“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二十年前，你为了给他买房，卖了我的未来。二十年后，他为了填自己的窟窿，又把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

“这大概就是你们口中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张兰彻底瘫软在地上，面如死灰。

“不……不是的……小浩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被猪油蒙了心，他只是一时糊涂！”她还在徒劳地辩解。

“一时糊涂？”我站起身，重新走回我的办公桌后。

“当他从小被你惯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就注定了会有今天。”

“当你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毫不犹豫地毁掉另一个孩子的人生时，就该想到，被你无底线纵容出来的贪婪，总有一天会反噬你们自己。”

“你以为你卖掉的是我的通知书吗？”

我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地敲在她的心上。

“不，你卖掉的，是你儿子的未来，是你自己的晚年，是你们一家人本可以安稳的人生。”

“你用那二十万，给他买了一间房子，却在他心里盖了一座永远填不满的欲望的黑洞。”

“他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拜你所赐。”

张兰呆呆地看着我，嘴唇嗫嚅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绝望，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那张苍老的脸。

“薇薇……我求求你……看在你爸的面子上……”她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爸？”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现在在哪里？是不是还躺在医院里，靠着你那点微薄的退休金吊着命？”

“如果二十年前，他能像个父亲一样站出来保护我，而不是默许你的恶行，或许今天，他能在我最好的私立医院里，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可惜，他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

“是他，亲手斩断了我们的父女情分。”

张兰终于彻底崩溃了，她趴在地上，不再是干嚎，而是发自内心的，绝望的哀鸣。

我按下了内线电话。

“小陈，叫保安。”

张兰猛地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不！林薇！你不能这么狠心！你不能！”

她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因为跪了太久，双腿发软，又狼狈地摔了回去。

我看着她这副丑态，心中没有一丝怜悯，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我笑了，发自内心地笑了，笑得眼角都沁出了一丝泪花。

“狠心？我这点狠心，跟你当年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你跪在这里求我救你的儿子。”

“二十年前，我也曾这样跪着求你，求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人生还给我，你又是怎么做的？”

“你告诉我，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不如早点打工挣钱给你儿子买房。”

“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保安很快就进来了，一左一右地架住了还在撒泼哭闹的张兰。

她还在不停地咒骂我，骂我冷血，骂我白眼狼，骂我不得好死。

在她被拖到门口的时候，我开口说了最后一句话。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李浩公司的案子，是我让人匿名举报的。”

张兰的咒骂声戛然而止，她像一条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死死地瞪着我，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和无尽的恨意。

我迎着她的目光，清晰而缓慢地说道：

“你儿子挪用公款是犯罪，犯罪了，就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与其在这里求我，不如……”

我顿了顿，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却不带任何温度的微笑。

“去求警察吧。”

办公室的门关上了，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声音。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繁华的城市。

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无比温暖。

二十年的噩梦，在今天，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没有报复，我只是把他们当年丢给我的东西，还给了他们而已。

比如，一个由他们自己亲手选择的，应得的未来。

至于我，我的人生，早在二十年前离开那个家的时候，就已经重新开始了。

而且，比他们为我“规划”的，要精彩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