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俘的战后命运：谎言与真相

笔者(尤里·舒季林)文章《瓦西里·古巴列夫与伊万·西多罗夫对抗希姆莱帝国元帅》引发了大量评论。

其中有一些评论让我非常惊讶。

评论者们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些甚至曾给英国人提供过一点帮助的苏联战俘士兵，回国后却被放回家，而非送往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

他们称，常规操作本应是：只要曾在德国集中营被俘，就会自动被送往苏联集中营，服刑10到15年。

比如一位名叫WhitePower的评论者写道：“难道他们连古拉格都没进？

太奇怪了。

苏联政权通常就是这样‘感谢’自己的忠实子民的…...

说白了，那些鸡毛蒜皮小事犯错的人会被关在那儿，而 犯了‘大事’的人，直接拉去枪毙。

被俘后逃回自己人这边的——先送集中营，再送惩戒营。

苏联红军战俘

要是没逃出来，在集中营里待到红军解放，而且要是党员的话——那肯定直接枪毙没跑”。

其他读者也发表过类似评论。

要在网上给出有意义的答复并不容易，因为那里充斥着垃圾信息、无稽之谈、主观臆断和谎言。

现代的电影和书籍也是如此。

如今这一代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

那些经历过德国战俘营恐怖的可怜士兵，会被邪恶的盖世太保分子和（苏联）处决者自动归为叛徒，要么送进监狱，要么投入惩戒营。

最糟糕的情况则是被拉去枪毙。

他们还会引用斯大林那句虚构的话：“我们这里没有战俘，只有叛徒。”

斯大林根本没说过这话，这完全是未经证实的谎言，是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编造的。

也并非所有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和锄奸部（СМЕРШ，苏联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军官都是冷酷顽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官僚主义者和贪生怕死的后方蛀虫，但大多数人都经历过1941至1942年那段艰苦残酷的岁月，也明白不能将被俘与投敌叛国混为一谈。

生活中尚且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更何况是在战争时期。

没有人会把获释的战俘和平民成群结队地赶往古拉格。

在现实情况中，一套有效的审查与过滤体系已经形成。

为方便叙述，我将本文分为两部分：一是战时如何处置被围人员与获释战俘，二是战后如何处置。

战争初期，从包围圈中突围的军人以及从平民中征召、越过前线的应征者，经过审查后，主要被派往后方部队补充人员，尤其是派往劳动军。

部分军人则被直接编入行军连派往前线。

当然，会对突围人员进行审查，尤其是那些未编入军事建制、而是独自突围的人。

这也无可厚非，万一有敌方间谍伪装成突围的士兵或军官试图渗透呢？

审查工作由特别部门的军官负责，这些人本就事务繁多、分身乏术。

因此，当时的审查效果并不理想。

仅逮捕那些明显的恐慌制造者、逃兵，以及被一同经历困境的同伴“揭发”的反苏分子。

因此，1941年12月27日，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建立了审查过滤营网络。

1942年，在沃洛格达州、坦波夫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沃罗涅日州及其他州，共设有23个此类营地。

这些特殊营地本质上是严格管制的军事监狱。

在过滤营的滞留时间没有限制，“被审查者”可能会在营中待上一年以上。

当然，营中也存在夜间审讯和殴打囚犯的情况，但这是契卡（秘密警察）系统的固有特点。

1941至1944年间，共有超过37.5万人经过审查过滤营。

其中包括：

被俘或陷入包围圈的苏联红军军人——328365人；

警察、村长及其他占领当局帮凶——25571人；

身处敌方占领区、符合征兵年龄的平民——21432人。

同一时期内：

经审查后移交区兵役委员会——233887人（62.3%）；

被派去组建15个突击营——12808人（3.4%）；

被编入国防工业固定编制——20284人（5.4%）；

被逮捕并定罪——11658人（3.1%）；

数据不明——96731人（25.7%）。

在现实情况中，一套有效的审查与过滤体系已经形成。

为方便叙述，我将本文分为两部分：一是战时如何处置被围人员与获释战俘，二是战后如何处置。

战争初期，从包围圈中突围的军人以及从平民中征召、越过前线的应征者，经过审查后，主要被派往后方部队补充人员，尤其是派往劳动军。

部分军人则被直接编入行军连派往前线。

当然，对突围人员会进行审查，尤其是那些未随军事建制、独自突围的人。

这也无可厚非——万一有敌方间谍伪装成突围的士兵或军官试图渗透呢？

审查工作由特别部门的军官负责，这些人本就事务繁多、分身乏术。

因此，当时的审查效果并不理想。

仅逮捕那些明显的恐慌制造者、逃兵，以及被一同经历困境的同伴“揭发”的反苏分子。

因此，1941年12月27日，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议，建立了审查过滤营网络。

1942年，在沃洛格达州、坦波夫州、梁赞州、库尔斯克州、沃罗涅日州及其他州，共设有23个此类营地。

这些特殊营地本质上是严格管制的军事监狱。

在过滤营的滞留时间没有限制，“被审查者”可能会在营中待上一年以上。

当然，营中也存在夜间审讯和殴打囚犯的情况，但这是秘密警察系统的固有特点。

1941至1944年间，共有超过37.5万人经过审查过滤营。

其中包括：

被俘或陷入包围圈的苏联红军军人——328365人；

警察、村长及其他占领当局帮凶——25571人；

身处敌方占领区、符合征兵年龄的平民——21432人。

同一时期内：

经审查后移交区兵役委员会——233887人（62.3%）；

被派去组建15个突击营——12808人（3.4%）；

被编入国防工业固定编制——20284人（5.4%）；

被逮捕并定罪——11658人（3.1%）；

数据不明——96731人（25.7%）。

根据较新的数据，通过审查的人员中有78%至79%被重新编入现役部队。

仅有3%，最多4%的人被处决或送往集中营。

想必大家会认同，这个比例并不算高。

我明白，这些数据驳斥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所有关于“邪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刽子手”以及战俘士兵悲惨命运的臆想。

但没办法——统计学是一门不容置疑的科学。

对于普通士兵和士官，仅因被俘这一点，并未受到任何惩罚。

经过短期审查后，他们的军衔得以恢复，并被派往常规军事单位。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潘菲洛夫战士伊万·多布罗巴宾曾被俘，后成功逃脱，在故乡的村庄里当过警察；

家乡解放并经过审查（不过他隐瞒了在警察局的任职经历）后，他再次被征召加入苏联红军，一直打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再比如二战中最勇敢的士兵之一——上士巴维尔·杜宾达。

他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时被俘，之后逃了出来。

1944年3月，在过滤营经过短期审查后，他被派往近卫步兵团。

他一直打到柯尼斯堡，荣获三枚光荣勋章和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

也曾有过战俘甚至不经过审查的情况。

例如，1943年1月，第6近卫集团军的部队在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地区解放了一座苏联战俘营。

该集团军司令奇斯佳科夫将军将所有战俘集中起来，未经核查便编入了自己的部队。

而且他并未后悔——这些士兵作战勇猛、顽强。

至于军官，他们在过滤后通常会被剥夺军官军衔，并被派往突击（惩戒）营。

但在惩戒营服役、用鲜血洗刷罪名后，他们的军衔和勋章会被恢复。

此后，再无人能以他们曾被俘为由指责他们。

1944年，返回苏联的战俘和被遣返者人数急剧增加。

因此，同年夏天，国家安全机关制定并随后推行了一套针对所有返回人员的新型过滤与核查制度。

如今，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苏联军人及符合征兵年龄的平民，会绕过过滤营，直接被派往预备部队。

在方面军和集团军的预备团中，这些新增人员经过战斗训练和部分核查后，会被派往现役步兵部队。

例如，在德国境内作战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各部队和兵团，就是通过吸纳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符合征兵年龄的苏联公民，补充了人员战斗减员。

截至1945年3月20日，已有4万人被派往作战部队。

新增人员中也包括苏联战俘，其中不乏军衔最高至大尉的下级军官。

整个战争期间，从前失踪人员和前战俘中，共有超过100万人被再次征召入伍。

这些战士亲身经历了法西斯战俘营的种种恐怖，却在战场上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他们中许多人因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气与英雄气概，被授予勋章和奖章。

整个战争期间，有570万名苏联红军军人经历过德国战俘营，其中超过200万人在1941年被俘。

尽管苏联统计数据给出了另一个数字——少100万，即470万人。

苏德统计数据的差异原因很简单。

德国人将所有苏联方面不承认具有军人身份的人都计入了军人总数，包括铁路工人、民兵、军事记者和医护人员。

其中在德国战俘营中死亡的人数为330万至390万。

也就是说，存活下来的苏联军人有220万至240万。

其中180万至190万人返回了祖国，其余的则留在了西方。

留下的人中，绝大多数是通敌者、各类叛徒、弗拉索夫分子（注：指二战期间投靠德国的苏联将领弗拉索夫麾下人员）、军团士兵以及其他害怕回国的人。

军事历史学家格·费·克里沃舍耶夫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的数据指出了以下数字：

在1836562名从战俘营回国的士兵中，有233400人因被指控与敌人合作而被定罪，并在古拉格（ГУЛАГ，苏联劳改营系统）中服刑。

即12.8%。

这个比例相当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像如今媒体报道和呈现的那样，所有苏联战俘都是刚离开德国集中营就直接被送进了苏联集中营。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前苏联战俘进行过滤时，锄奸部（СМЕРШ，苏联军事反间谍机构）人员对士兵和军官区别对待，差异显著。

后者（指军官）要接受更严格的审查，他们被送进古拉格的概率也高得多。

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被遣返者（即所有前战俘和东方劳工（注：二战期间德国对东欧强制劳工的称呼））中，有6%至8%的普通士兵被送往苏联集中营，而对于在德国战俘营中的苏联红军军官，这一数字要高得多。

因为他们是否与德国人存在可能的合作，会受到格外严格的审查。

从战俘营释放的、未在德军或叛军部队服役的普通士兵和士官，按年龄分为两大组——可复员年龄组和不可复员年龄组。

第一组（可复员年龄组）有近30万人，在1945至1946年间与其他可复员的普通红军士兵一同被遣送回家。

根据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的专项决议，不可复员年龄组的前战俘被派往工人营，从事工业生产和战后被毁设施的修复工作。

他们能否回家，取决于适龄应征入伍军人未来的复员情况。

部分前战俘比较幸运——他们得以参加对日作战。

也就是说，后来他们获得了作为战争参与者享有的福利。

而那些战俘释放后未能参战的人，则不再被视为战争参与者。

特殊定居者——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前战俘。1949年

之后的情况更糟了。

1946年夏天，工人营被解散，而对曾被编入工人营的人，开始使用“转为工业固定编制人员”这一说法。

他们无权更换工作，即便在同龄人参军复员后，也无法返回故乡。

这当然不是集中营，而是特殊定居点。

有一部分人成功证明自己参与过抵抗运动、未与德国人合作，他们被释放并获准返乡。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与德国人合作”的定义，并非仅指在各类通敌分子武装中服役。

哪怕是被迫在德国工厂做工、在集中营里求生，或是为了一块面包在轰炸后清理废墟——都被视为与纳粹分子合作。

而这样的人有很多。

他们在诸多权利上都受到了侵害。

他们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报考高等院校时会被投以怀疑的目光，且不被视为战争参与者。

直到1956年，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成立一个以苏联元帅格·康·朱可夫为首的委员会，任务是解决苏联红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处境问题。

根据该委员会的倡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对前战俘及其家属严重违法的后果的决议》，其中谴责了对前苏联战俘及其家属普遍存在的政治不信任、实施镇压措施以及剥夺其福利和补助的做法。

最终决定，对那些在战场形势导致下（即非自愿）被俘的军人予以平反。

从1957年起，前苏联战俘的案件基本都得到了重新审查。

许多人获得了平反。

他们的军衔和养老金得以恢复，所获勋章也被归还。

那些受伤或从战俘营逃脱的人，被授予了勋章和奖章。

由前战俘组成的特殊定居点被撤销。

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根据大赦令获得了释放。

他们的权利得到了恢复，但大多数人仍未被授予战争参与者的身份。

老兵组织中掀起了不满的声音：“我们攻占了柏林，而他们却在给德国人造弹药、送弹药。”

直到伟大卫国战争结束50年后，1995年1月，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恢复俄罗斯公民——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时期遣返的前苏联战俘和公民——合法权利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前战俘获得了伟大卫国战争参与者的身份。

1994年12月16日国家杜马通过的《关于老兵的联邦法律》，对他们完全适用。

最后我想说，返回祖国的苏联战俘有着艰难而坎坷的命运。

但终究不像如今电影、书籍和媒体所描绘的那样黑暗与残酷。

出现了索尔仁尼琴之流的人……

图文：俄 proza.ру 网站

作者：尤里·舒季林

译者：黄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