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规则者先富，改革开放以来，竟是那些不按套路出牌的先富起来

社会转型期里，人们总在机遇与压力间寻找生存路径，尤其是自我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催生出“怕慢一步”的争先心态，一批人抓住新窗口改写命运。

而邻国日本，却在经济发展中陷入加班与过劳死的泥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藏着不同社会转型的阵痛与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食堂排队”是常态，资历、背景决定位置，守规矩是拿到“饭菜”的唯一指望。

可改革开放这颗“石子”砸入后，新机会像食堂突然开的新窗口，没人知好坏，却彻底搅乱了排队心态。

队尾的人本就难等热饭，索性赌一把，结果往往是闯新窗口的人拿到更可口的饭菜，守规矩的人只剩后悔，这种“突破规矩者得利”的现实，让“慢一步就吃亏”的认知刻进人心。

当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股市开启，多数人守着“不碰陌生事物”的规矩把钱存银行，可敢尝鲜的人却凭认购证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房地产浪潮袭来，大家等着“单位分房”，等反应过来时，分房取消、房价飙升，“等规矩”又让不少人吃亏，两次浪潮，让“遇机会必抢”的心态扎了根。

这种心态下，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应运而生，如重庆的牟其中，杭州的宗庆后，中关村的柳传志。

他们或是草根、或是书生，共同点是对政策风向极敏感，1979年允许个体户雇工后，个体经济便开始全面兴起，不少人都借着敢闯、实干，在新机遇里赚到第一桶金。

宗庆后

可如今中国的“争先”早已变了味，过去“抢机会”靠突破规矩，现在规则完善，机会靠拼能力、拼创造。

研发新技术的工程师、写好作品的作家、做优质产品的创业者，他们的“先”是创造价值，而非争夺利益，这才是更稳的“争先。

柳传志

相比之下，日本却是走上了另一条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媒体就揭露过劳死问题，他们对此却装聋作哑。

直到1991年电通女员工自杀案闹上最高法院，才勉强承认过度劳动会致命，随后便出台了《防止过劳死等对策法》。

并规定每月加班上限45小时、每年360小时，虽然看似进步，企业却用兼职合同、任务制压低考勤数据。

全国劳工基准监察署一年抽查覆盖率不到3%，抓到超标企业后，立案处罚的不足一成，大多只是口头指导。

工伤认定更离谱，需连续数月加班超80小时才算，等达标时人往往已倒下，精神疾病自杀后来才被认定为过劳死，还得证明与工作直接相关，给企业留足漏洞。

制度纵容下，文化陋习更让加班成了“病态演技”，二战后日本靠终身雇佣制和论资排辈重振经济。

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就像进牢笼，升职靠熬年份、拼加班——按点下班就没升职机会，加班成了“值钱”的证明。

那时候日本人一年工作上千小时，被西方称为“经济动物”，却没察觉背后是健康的透支。

8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裁员用派遣工替代，这些“穷忙族”没稳定合同、工资低，忙到半死却没安全感，比昭和时代的“拼命三郎”更惨。

现在的日本职场，“毒空气”弥漫：上司没走就不能走，没活也要装忙，敲键盘、改旧PPT到关灯。

下班聚餐、周末亲子运动会不敢缺席，带薪休假成奢侈，申请假期会被说“不合群”。

更荒诞的是，很多加班是无意义消耗，反复刷新Excel、延迟发邮件、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只为刷出勤时间。

日本过劳问题难解，根源是企业逐利、政府不作为，曾经的日本大企业被中国企业追赶，松下、索尼电视份额被新能源车企逼退，企业不敢招人，只能靠员工加班省钱。

政客眼里只有选票，怕企业利润下滑影响经济数据，不愿得罪大企业，出台的法规没足够监管支撑，员工举报常被驳回，孤立无援。

对于中国的“争先”从“抢机会”转向“创价值”来看，日本的“过劳”却陷在制度与文化的恶性循环里。

两种转型路径告诉我们，无论是追逐机遇还是对抗异化，人的价值才是核心。

中国用几十年证明，机遇虽好，终要回归创造，日本的困境则警示，忽视生命的“忙”，只会掏空社会根基。

当中国的创业者在实验室攻坚技术，日本的职员还在办公室熬到凌晨，我们更该明白，好的社会转型，不该让“争先”变成焦虑，也不该让“忙碌”吞噬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