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自述26：想到下乡所遭的那些罪，我躺在炕上起了逃走的念头

1973年的春天，一件使人非常震惊的事发生了。那是个星期六，我们这些"牛儿"们按照规定，晚上收工后需要向大队、向领导汇报思想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个周士，等了一会儿他还没来，大队书记叫我上二队去找周士，我只好奉命从事，二队离三队不到一公里，找到他家后老太太给我开的门，她是周士的母亲，我问："周士在家没？"老太太说："去大队汇报思想去了。"我说："不对啊，我们都去了，就少他一个，大队书记叫我来看看。"她说："早就走了。"我只好回到大队汇报，我们又等了十几分钟，还是不见周士的面，书记问周士他爹老周头："你儿子到底上哪儿去了？"老周头说："我们爷儿俩前后脚一块儿离开的家，他走得快在前面，我走得慢在后面，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谁知道这个畜生上哪儿去了？"结果那天晚上周士一直没露面，安大舌头说："是不是他妈的跑了，那个小子平时就不老实，这得向公社报告啊！"结果那天晚上我们也没汇报也没干活，就都被放回家了。

躺到炕上我一直也睡不着，心里盘算着周士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了，突然想到前两天我们在一起修桥的时候他对我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待，早晚我得走啊！"我吃惊地问他："你往哪儿走啊？你爹妈全在这儿，万一被人家抓回来那还得了？"周士冷笑道："我心里有数。"说到这儿就不往下说了，我以为他是说气话，结果几天之后他真的不见了，莫非他真跑了不成？这个小子胆子真大，说干就干得出来，我从心往外祝愿他能走得了，千万别被干部们抓来。

两天之后，周士逃走的消息大队上下都知道了，安大舌头晃着镰刀对大伙儿说："周士跑不了，现在是天罗地网，他往哪儿跑？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件事，过不了几天他就得被逮回来。"为这件事，还把我们剩下的"牛儿"集中在一起开了个会，安大舌头问我们："你们还有谁想跑，要跑就快跑，看把你们逮回来怎么收拾你们？这叫罪上加罪，你们懂吗？"

在铲地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别的，光想着周士的事，希望一路平安，千万别发生意外，因为我也想跑，希望周士能给我树立一个榜样，他如果能成功，我就有希望。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在周士逃走的第九天，也就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往大道上一看，突然从公社的方向来了一伙儿人，走在前面那个大个子，好像是周士，后边跟着的人是谁看不清楚，我心里一翻个，心说坏了，周士真没跑成，被人家抓回来了。这伙儿人越走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头前那个大个子的确是周士，还戴着手铐子，后边跟着原公安王凤山，还有几个公社干部，他们直奔大队而去。社员们也看见了，一时之间停止了活计，人们议论纷纷，周士被抓回来了，看大队怎么收拾他吧。

我的心顿时堵了个疙瘩，心说难怪大舌头说现在是天罗地网，谁也跑不了，这句话算他说对了，我又埋怨周士真是个笨蛋，这么大个中国，怎么才九天就被抓回来了，内幕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也想及早弄个清楚。当晚收工后我得到通知，全体社员到大队会议室集合，还用问吗？肯定是为周士的事，连我老伴儿也跟着去了，因为她也担心周士的命运，她从来就不参加会，这次破了例了。会议室里贴着一张大横幅，写着"法网难逃、必须低头认罪"，社员们把小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前面的桌子后头，坐着王凤山和大队干部，以及公社的干部，我们另外六个"牛儿"是属于陪绑的，站在两侧低头哈腰。

王凤山讲话，他说："大家大概都知道了，几天前，坏分子周士逃跑了，他要摆脱群众的专政，结果怎么样？到处都是革命群众，到处都是监视敌人的眼睛，我们现在已经把他抓回来了。现在就让周士向大家说一说他逃跑的经过，以及被抓的经过。"这时周士被两个民兵架到会场上，不知何时手铐被摘掉了，周士站在中央，低着头哈着腰，安大舌头说："周士，还不把你犯罪的经过向群众做个交代。"我比谁听得都认真，虽然我低着头，也能看清周士的一举一动，我发现周士和跑之前没什么变化，只是略显得瘦一些，周士说："因为我受不了农村的苦，在这儿吃的不好，喝的不好，连点油星都没有，起早贪黑，累得要命，一年下来，连口粮都挣不下来，所以我才决定逃跑。"有人问他："你往哪儿跑？你是怎么策划的，你爹妈知道不知道？"周士说："我做事向来都是自己做决定，我爹妈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计划，就知道跑得越远越安全，我头天晚上离开杜大，连夜坐车到了沈阳，第二天我又买了张车票，赶奔天津，我在天津有个堂兄，我想上他那儿借俩钱，去大西北。"王凤山问他："你说具体点儿，大西北什么地方？"周士说："没有目标，方才我说了，走得越远越安全，大西北离台安县好几千里地，我想到那儿干点零活，维持生活，我堂兄并不了解我的身份，我没跟他说实话，我就说我父亲病了，上你这儿来借俩钱，我堂兄家也不富裕，凑了几天才给我凑了五十块钱，我要求在天津打几天工，再挣点钱，就住在他家里，结果我堂嫂不同意，两口子为我的事还吵了一架，我被迫无奈，离开了他家，当晚住在天津火车站票房子里，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因为买新疆的票钱不够用，我想到太原再想办法。"安大舌头厉声喝道："你能想什么办法，难道是偷？"周士说："完全有这个可能，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没有钱啥也干不成，我不偷哪儿来的钱？"一句话把全场的干部都激怒了，大声高呼打倒反革命坏分子周士！群众也跟着一块儿喊，我就看着周士眼睛翻了翻，透出不在乎的样子。

说到这儿我要补充几句，我跟周士的关系比较好，一是命运相连，同是"牛儿"；二是这个小伙子很直爽，有啥说啥，我们这些"牛儿"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替我干，有的活我干起来非常吃力，可是到了他手上，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另一个主要原因，他还是我的书迷，他曾偷着对我说："我听过你的《童林传》，你讲的《童林传》棒极了，没想到在杜大咱们又见面了。"因为有这层关系，我对他比那些"牛儿"要亲近得多，我们俩几乎无话不谈。每逢修桥补路的时候，这些艰苦的活都是"牛儿"干，因此我们经常见面，在周围没有人的监视下，我们就坐下来边抽烟边长谈，他曾经问过我："老单，你是个说书的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我说："天知道，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没说错什么，结果我说的那些话都成了反革命话了，简直冤死了。"我又问周士："你是怎么回事？为啥定了个坏分子？"周士也挺难过地对我说："因为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替日本人干活，在鞍钢做保卫工作，后来还做了保卫队的头头，解放后，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还判了二十年徒刑，我们家的生活那时苦透了，我妈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她给别人家当保姆，我也没念书，也没有人管，从小就成了街溜子，结果认识了一帮朋友，不是抓切糕就是抢馅饼，跟你说的那程咬金差不多少。"我说："你真偷过东西？"周士说："偷老了，不过没有啥值钱的东西，不偷我咋活着啊？"我问他："你叫人家抓住怎么办？"周士说："何止抓住过一次？我是一进宫二进宫三进宫，抓进去放出来，放出来抓进去，拘留所监狱我住了个遍，要不咋给我定了个坏分子呢？这次我爸下乡我也跟着来了，你瞅我们爷儿俩多好，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坏分子，这杜达莲泡就是人死王八活的地方，要不是管得严，我早他妈走了。"我曾劝过他："人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你都是快三十岁的人了，千万别捅娄子。"周士有时毫不介意地说："唉！听天由命吧，爱咋地咋地，反正我这辈子也好不了了。"我知道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真担心他闯出大祸来，果不其然，因为这次逃走，惹上了大麻烦。

这时王凤山对周士说："你不是说想去太原吗？怎么没去成啊？"周士接着说："我买了张去太原的车票，在票房里等车，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困劲，我就睡着了，正好车站的工作人员和铁路警察查票把我叫醒了，看见我手中没有行李又贼眉鼠眼的对我产生了怀疑，把我带到办公室进行盘问，我一开始编瞎话，没敢报真名，也没敢说我是从杜达莲泡跑的，结果他们不停地打电话，问一个不对，问一个还不对，最后逼得我没有办法了，只好供出实情，就这样他们跟新开河公社取得联系，公社派人把我带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周士讲完了，我也听清楚了，心说这个蠢货你跑到票房子睡哪门子觉，本来那个地方查得紧，你又挺高的个子，孤身一人本就引人注意，你这不是自找倒霉吗？批斗周士的大会进行了一个小时，最后公社决定，不给周士加刑，依然是坏分子，留在大队强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我真替周士松了口气，我认为他可能被送进监狱，结果我猜错了，现在周士的处境比我们这些"牛儿"还"牛"，一是不准回家，就住在大队旁边的小房里，每天挂着坏分子的牌子，在大队里干活。这下好了，我们每周六去大队汇报思想的事暂停了，也不给我们安排活儿了，全由周士一个人担下来了。

二十多天之后，周士终于被解放归队了，还是从前那个样子，有一次我们几个"牛儿"奉命修桥，我抽空问了周士详细的经过，周士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笑着对我说："真他妈倒霉，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他们抓回来了。"我说："你是够倒霉的，跑到票房子睡什么觉？难道你忘了那是个敏感地区吗？"周士说："谁说不是呢，要不怎么说倒霉呢，我早不睡晚不睡偏等要上车了，打了个盹儿，要不我这会儿早到新疆了。"我问他："你到新疆有投奔的地方吗？"他说："有好几个朋友呢，那块儿地大人稀，想抓我也难，到现在说什么黄花菜也凉了。"我警告他："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踏踏实实干活吧，要再犯一次，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周士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就先这么忍着吧。"他是说者无心我是听者有意，其实我心里头逃走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但周士被逮回来给我敲响了警钟，即使我逃走的话也不能犯他那样的错误，应当更周密，更周详，但这些话都深埋在我的心底，不到成熟的时候，连我老伴儿我都没说。

转眼秋天到了，那年的雨水更大，台安县几乎变成了水乡泽国，全体社员奋力抗洪，抢收庄稼，那活儿那个累就甭提了，可能因为凉水浸泡时间长了，我多年没犯的痔疮又犯了，天天拉血，腰疼得要命。每天咬着牙坚持着，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向老包子请假，去县医院看一看，老包子虎着脸说："像你这套号的，死了才应该，你没看见现在多忙吗？还有时间去看病？死你也给我死在地里。"我撞了南墙，依然带病坚持劳动。

有一次老包子给我一份艰巨的任务，让我跟着几个社员去另外一个公社借抽水机。我们几个人上路之后，遇上了暴雨，而且雨越下越大，结果我跟那几个社员走丢了，后来就剩下我光身一个人，天眼看要黑了，四外一片汪洋，是沟是河是坑什么都分辨不清，我又不敢回家，只好按着老包子指引的方向奔那个公社走去。公路全被淹了，根本无路可走，我是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蹚着水往前挪动，天黑了，雨还在下，周围一团漆黑，我第一次感到一个人的孤单和惧怕，这真要死到半道儿上，连个人看见都没有，我心里想着还是接茬往前走。大约晚上九点钟，我忽然发现在不远处有灯光闪烁，不用问那不是办公的地方就是住户，可见着人家了，我精神一振，就奔灯光走去。由于过于兴奋，放松了警惕，一脚蹬空掉进沟里，说是沟，其实跟小河一样，很深很宽，我一下子没了顶，还喝了几口水，幸亏我身上穿着一件雨衣，对我起到保护作用，因为有浮力，我拼命地手刨脚蹬，终于从水里爬上来，我找个水少的地方，趴在地上喘粗气，还呕吐了几口，我这才想到一天没吃饭了，于是攒足气力奔灯光走去。好不容易到地方了，闹了半天这是一处抽水站，屋里点着很大的灯泡，没有门窗，所以光亮照出去很远很远，只有一个值班员在这儿看着机器。

我对他说："我是杜达莲泡的，要到兴隆去拉抽水机，结果迷路了。"他说："你走错了方向，兴隆在你的身后边。"哎呀，我一看实在没法走了，就向他要口吃的，他苦笑了一下说："我这还饿着呢，哪有吃的？"我说："外边下着雨，我又不认识路，想借用你这睡一晚，明天再走，可以吗？"他说："这屋大了，你爱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不过这屋蚊子太多了，小心蚊子把你吃了。"我找了一处墙角，把雨衣紧紧裹在身上，把手脚裹好，刹那间我被数千只蚊子包围，就像飞机轰炸似的，我清楚地听到它们碰撞雨衣的嘭嘭声，要不是我防范得严密，真有被它们吃掉的危险。

我掉进坑里，衣服早就湿透了，湿衣服裹在我的身上那是个啥滋味？但我不敢脱，也没有衣服可换，只好强忍着闭目养神，人哪，没有受不了的罪，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还真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不知什么时候雨也停了，蚊子也少多了，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湿衣服脱掉，尽力把衣服拧干，抖搂抖搂把衣服又穿到身上，按着那个人指引的方向，找到兴隆公社，到大队一打听，有人告诉我："水泵根本不够用了，你们大队昨天来过人，我们把情况都告诉他们了，你赶紧回去吧。"

因为这是个陌生的地方，我谁也不认识，尽管饿得要命，我也没抹得开要吃的。我离开兴隆往回走，路不远才二十四里，可是肚内无食，四肢无力，腰也疼，屁股也疼，实在是走不动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道旁就是一片瓜地，我向看瓜的人说了几句小话，看瓜的说："你随便吃吧，一分钱我也不要。"我捡了个大香瓜，坐在地边上，几口就吃下去了，香瓜这东西也能解饿，一只瓜入肚，把肚皮胀起来多高，我顿时又有了精神，一口气回到家里。我老伴儿看我像个落汤鸡似的，赶紧拿出干衣服让我换上了，又给我做了一顿干饭。我吃饱了之后，赶忙跑到大队汇报，结果大队干部谁也不在，没人理我这个碴儿，我只好回到第三生产队，黑老包子也不在，就是刘凤久大哥在那儿值班，我说："水泵没借来。"刘大哥说："算了，现在闹洪水，谁家不等水泵用？也没什么活，你就回去休息吧。"我如同大赦，回家好好地睡了一觉。我以为老包子肯定得找我的邪碴，可能因为太忙的缘故，他把这个事也忘了，几天过去了，他也没提借水泵这件事。

洪水退了之后，我的病情日益加重，只要一大便就拉血，实在有点儿支持不住了，我把两位赤脚医生请到家里，他们看过之后，对我说："你的病可够严重的，不看可不行。"我说："老包子肯定不给我假，这可怎么办？"他们说："官不打病人，对一个人的改造，不是要把人整死，他冲啥不给假？你去请假吧，我们可以做证明。"后来经两位赤脚医生做证明，老包子没办法了，才给了我几天假。我到县城去过两次，县城没有专门的痔疮医院，外科医生检查之后，给我拿了点止疼片上了点消炎粉，用药水给我消了消毒就算完事了。回到家之后，我足足躺了两天，每天都是全桂给我换药，那会儿的人全禁造，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娇气，就这点消炎药用上，还真大见功效，没过两天，病情大有好转。想到我下乡的日日夜夜，所遭的那些罪，实在叫人难以承受，我躺在炕上嘴里不说心里又想起了逃走的念头，我把前因后果梳理了一遍又一遍，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就这样反反复复想了百遍之多，初步形成了一个方案。

想归想，做归做，要想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周士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我等待时机，迟迟未敢行动，我警告我自己，谨慎谨慎，但能不走这一步就不走，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开路。但接下来的事情迫使我不得不下定决心，因为无论我怎么干也不对，秋收减少了挨批斗，牲畜死了也挨批斗，社员不和打仗斗殴我也挨批斗，鸡没圈好猪没圈好还是挨批斗。

真是一人遭难鸡犬不宁，因为我儿子老铁性情暴烈，有时候跟同学们发生口角我也得挨斗，说我支持孩子这么做的，这是阶级敌人想翻天。这么说吧三天一挨批五天一挨斗，始终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1973年年底，因为我的工分不够买口粮的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忍痛割爱把我家里最后的一点儿积蓄也是我最喜爱的一块大英鸽五十六钻的手表卖掉了。当初我曾下过决心，再穷，这块表也不能卖，它不仅是我家唯一的财产，而且伴随了我十几个春秋，这块表是我托朋友从广州买的，造型美观，走时相当准确。可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不得不忍痛割爱，以125元的价格卖给了副业队的闵龙山，也就是主动给我喝稀豆腐的那个人，闵龙山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分五次给我，第一次给了我二十五块，我一狠心把表摘下给他了，可是口粮钱还凑不齐，怎么办呢？经我和老伴儿商量之后，尽可能地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一把椅子卖三元钱，一台进口的挂钟卖五元钱，一件皮坎肩卖十元钱，一套毛衣毛裤卖二十元钱，许多社员都到我家来买便宜。每到收工的时候，人来人往不断，不知是谁口角不严，让安大舌头知道了，为此我又挨了一次批斗，还写了几份检查。

我们一家人艰难地度过了1973年，到了1974年开春，更大的灾难临头了。有一天我刚要出工，大队通信员王成文把我找去，我进屋一看，阵势不小，不仅大队干部都在，还多了两张熟悉的面孔，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一个叫石富，一个是老于，后来我才知道，石富是曲艺团的副团长，老于是办公室主任。只见在场的人一个个面沉似水，冷若冰霜，都瞪着眼睛盯着我，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冲着他们点了点头，然后等待他们问话。大队书记杜 xx 说："单田芳，自从你到杜大以后，就不断地喊冤叫屈，总惦记着翻案，叫你老婆到省里市里去上访，前些日子，你的上访材料转到了文化系统，这不这二位同志你全认识，都是你们曲艺团的人，你有什么冤屈对他们说说吧，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接下来石富说："老单你太不老实了，按你的所作所为，理应进监狱判徒刑，上级领导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仅给你戴了一顶帽子，你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监督，争取重新做人，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叫你老婆王全桂拿着你写的申诉材料到处去申诉，给党和政府找了很多的麻烦，现在党中央大反右倾翻案风，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说说你哪儿冤？"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有话不能不说了，我说："老石、老于你们听好了，我就是冤枉，你们根据什么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我是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我认为那都是内部矛盾，也够不上现行反革命啊！再说了，你们一没有叫我签字画押，二没有当众公布，就稀里糊涂地把我赶下了乡，我认为这都不符合政策，所以才叫我老婆去找。"石富说："就凭你犯下的那些罪行，还用签字画押？还用开会？没判你的刑你就算捡便宜了，这次我们是受领导的指示来的，就是跟你所在的大队领导进行沟通，对你要严格管制，再不允许你兴风作浪。"我说："我有冤就要说，这怎么算兴风作浪？要不你们成立信访办公室干什么？那不就是让群众说话的地方吗？"最后老石把手一摆："出去出去，你就是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大队书记也说："你先回去听信吧，看这回怎么收拾你。"

我气得不行，也不下地干活了，径直回到家里，对我老伴儿说："石富和老于来了。"我老伴儿惊问："他俩来干啥了？"我说："还用问吗？就因为咱们上访把他们给惹急了，他们和大队联合起来要整整我。"我老伴儿忙问："要咋整你？"我说："不知道，爱他妈咋地咋地，胆大也挨整，胆小也挨整，说也挨整，不说还是挨整，反正也没个好，他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也豁出去了。"说罢我躺在炕上，心里又升起了逃跑的念头，心说到时候了，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下决心也不行了，看老石和老于来的那个气势就不同寻常，他们两家要联起手来哪还有我的好？当天晚上，大队又把我叫了去，支部书记杜 xx 说："单田芳，经大队和你们文化系统的干部研究决定，你是典型的右倾翻案风分子，从明天开始，要从大队斗到乡里，把台安县十四个乡全都走遍了，到一处批一处，非把你批倒批臭不可，批完了你再听候下一步的处理。"我在那儿弯着腰听着，其实我的心早走了，后面他说了些什么根本我就没听，那个安大舌头呜拉呜拉说了一顿，我更不听了，眼看就到了十二点了，他们才放我回家，临走的时候，杜 xx 还说："明天吃完早饭还上这儿来报到。"我也没言语转身离开了大队部。

那是4月的天气，不冷不热，半夜的月亮格外的亮，我已经下定决心冒险出走，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对我下了狠手，这十四个乡游斗下来，我不死也得扒层皮，这还不是结束，还得听候处理，我岂能忍受？我是肯定要走了，但凡人下了决心之后，就没有那些负担，我伸伸懒腰，长长出了几口气，反而觉得十分轻松。

月光伴随着我回到家里，俩孩子都睡了，我老伴儿可没睡，她一直为我提心吊胆，见我一进门就问我："他们打你没有？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从来没有这样理直气壮过，我大大方方往炕上一坐，一边吸烟，一边对她说："还用问吗？他们要对我痛下毒手了，要在全县十四乡里游斗我，还要给我严厉处分，说我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我老伴儿一听这话也有点傻，这时我十分警惕地来到院里，看了看四处无人，把柴门关好，回到屋后，又把窗帘挡上，压低声音跟我老伴儿商量，我说："全桂啊，我想了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决定逃走了。"我老伴儿听罢，顿时两眼发直，好像呆子一样死死地盯住我，半天才说："你想学周士？我看太冒险了，千万别这么做。"我冷笑了一声对她说："我心里早就策划好了，周士是个傻蛋，我绝不会做那种糊涂事。"我老伴儿接下来问我："你想上哪儿去？"我说："我第一步先到沈阳，但我要远离亲人和熟人，去投奔宗仁大叔。"我为什么要投奔他呢？宗仁家住沈阳北站前，他本人是六级瓦工，一直没加入单位，属于单干户，他老伴儿也是说大鼓书的，跟我妈很熟，我妈走后，她又跟我爸很熟，曾口头上管我爸叫师傅，我爸亲口教给她一部《薛家将》，为此，宗仁夫妻对我父亲十分感激，他们之间走动得很亲密。我是1970年2月2日被遣送到农村的，在1971年2月的时候，宗仁还亲自到农村来看望过我们，给我们送来二十斤粮票，还有半袋子小米，宗仁大叔还对我们说过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在我老伴儿上省里上访的时候，曾经在他家住过两次，受到老两口子的热情款待，这是我投奔他的原因之一。另外他们很少跟文艺界的人打交道，他的住处也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比较保险，这是我第一步落脚的地方。我老伴儿听罢点了点头，她说："宗叔是大好人，值得信赖，可是你去了之后，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啊？"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老伴儿又问我："你走了之后，咱俩怎么联系啊？"我胸有成竹地说："这个我也想好了，孙正平就是咱的联络点。"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孙正平又是什么人呢？原来孙正平的父亲叫孙殿英，是第三生产队的队员，过去还曾经担任过两任生产队长，孙正平小伙子为人正直，平时少言寡语，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后来因为他跟老包子不和，就托人在县里皮革厂找了一份工作，当了职工，每逢放假就回到队上来。孙正平搞了个对象，相中了我家的住址孟家岗子，我老伴儿曾经许诺说将来我们有回城那天，这块房基地首先就让给你，为此孙家上下皆大欢喜，孙正平也希望我迅速地落实政策回到鞍山他好跟媳妇搬到孟家岗来，出于这个原因我才想到孙正平是个最好的联络站。

我对老伴儿说："不管我走到哪里，都要及时给你写信，信就邮到县皮革厂孙正平那儿，由他转交给你，为了防范万一，我信皮上写的地点都是假的，真实的落脚点我再想办法告诉你，第一步咱就先这么办。"我老伴儿听罢点点头说："这是个好主意，我相信孙正平为了孟家岗的房子也不会出卖咱们。"但我提醒老伴儿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真正的落脚点要绝对保密，连孙正平也不能告诉。"我老伴儿想了想说："我看你还是别冒这个风险了，他们爱怎么斗就怎么斗吧，这些年咱们都熬过来了，万一你再出了事，我们娘儿仨可咋办？"我说："这个我也想了，说个不幸的话，假如他们真把我逮住了，处罚力度肯定比周士重，也有可能把我送进监狱，进监狱更好，无论判几年还有个盼头，监狱里都是犯人，谈不到尊严和谁小瞧谁的问题，再加上我还会说书，还能参加监狱里边的说唱队，就凭这一点我也能提前释放，总比这么戴着个帽子没完没了强得多。"我又说，"未料胜先料败，倘若他们真的把我抓住，我被判了刑，对你们娘儿仨是件好事，你应该马上提出跟我离婚，咱俩彻底地解除关系，你带着俩孩子马上回城，就是在城里捡饭底也比在这儿强得多。"我老伴儿既吃惊又木讷地看着我，呼吸都要停止了，我推了她一下问她："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她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为了给她减轻压力，我又说："方才我说的那是最坏的想法，我相信他们不会抓住我的，我没有周士那么傻。"最后我终于把老伴儿说服了。

她点点头，横下心说："就这么定吧，我也豁出去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就相信命吧。"我又问她："咱手里还有多少钱？"她说："除了交口粮钱之外，手里仅有三十块钱，你全带去吧，闵龙山还有表钱没还清，我们娘儿仨还可以卖鸡蛋维持生活。"我说："那不过是临时的，用不了许久我就会把你们都接走。"我们俩一直说到深夜，该说的话都说完了，而且不断地重复以便加深记忆。那时正是4月天气，早晚还比较凉，我有一件苏式蓝棉袄，我老伴儿找出来给了我，我把三十块钱一分为二，给他们娘儿仨留下来十五块钱接短，她不要，说穷家富路，本来三十就不多，万一投奔宗仁不成你咋办？最后我带了二十块钱，留下十块钱做生活费。天已经很晚了，我头也疼也十分乏累，没脱衣服就躺下了，想把我说过的话重新梳理一遍，看看有什么漏洞没有，结果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因为心里有事，睡不踏实，一觉醒来，窗户纸已经变成灰色。我起来一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了雨，对这种天气，我挺高兴，根据惯例，每逢早晨下雨，社员下地的时间都要推迟，谁都想多睡一会儿，这种天气正好利于我出走，不会被人发现。我顿时穿上棉袄，用冷水擦了一把脸，我老伴儿也醒了，拉住我的衣服说："老单，你再想想，到底走好不走好？"我赌气地把她的手一推说道："男的没主意要饭，女的没主意养汉，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既然决定了的事就不能改了。"说罢我看了一眼熟睡的儿女，也顾不上想别的了，冲我老伴儿点点头，就离开了孟家岗子我那个破家。

我冒雨急行，不一会儿就走到三队和二队交界处的一座石桥的上面，那块儿地势比较高，离我家又不远，我站在桥顶上，遥望我住了两年的孟家岗子，透过雨丝又看了看那两间土坯房，心里说我真的要走了，这两间房子，我有两种可能还能见着，一是我被抓回来，二是我的问题真相大白了，如果我恢复了自由，一定要回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说着我转身直奔县城走去。雨越下越大，我浑身上下都被淋湿了，所幸一个人都没碰到，使我倍感欣慰，我一口气走到县城汽车站，汽车站里空荡荡的，只坐着几个等车的客人，卖票的窗口都关着，院里停着几辆客车，我急忙找到一个工作人员问他："怎么还不卖票？"他说："因为现在下大雨，很多路都不通了，现在正等通知，哪条路通了，就卖哪儿的票。"

我听罢暗自着急，看了看时钟，已经六点了，估计社员们已经陆续起床了，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在，肯定得上家去找，倘若发现我不在家起了疑心那就麻烦了。正在这时候，一个卖票的窗口打开了，一个女售票员探出脑袋对外面的人说："卖大虎山的票啊。"本来我想买去鞍山的票，因为公路被水冲坏了，停止了售票，我一想管他大虎山还是小虎山呢，离开险地就成，于是我花了两块多钱迅速登上了客车。可恨的是车子迟迟不开，因为客人太少。我心如火焚，心说这时候如果有人追上来，正好把我堵上，我岂不是倒了大霉了？好不容易等到开车了，客车从院里开到公路上，直奔大虎山而去，我的心甭提多高兴了，此时此刻的心情真跟小鸟出笼一样，我可一下子走出来了，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