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帮打架能力有多强？一帮难民拿着棍子：打残130名黑帮分子

1950年6月，在香港摩星岭难民营，一场巨大的冲突一触即发。

谁也没想到，会在那么闷热的一个夜里，火星子一下子燎原。黑帮口口声声讲“江湖义气”，难民背着一身战败的尘土，谁更狠？谁更怕？这一仗，像是把两群人的命运拧在了一起，谁都不肯先眨眼。

摩星岭那会儿，住着许多从大陆逃来、脱下军装的败兵和他们的家人。木板房一排排，潮气上爬，孩子们在污水沟边打闹，女人们抱着米袋子算着明天。城里的人不爱来，嫌远也嫌乱。可黑帮看中的，是“秩序”——或者说，是能捞油水的秩序。他们收保护费、摆规矩，打着“替你们撑腰”的旗号，事实上是要掌掌这个杂乱角落的生杀大权。

那天夜里，火把晃来晃去，竹竿、铁尺、短刀、砖头，什么都上了。那些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阵仗，忽然全活过来，却没有摄影机，只有真刀真枪的气息和呼喊。黑帮人马成列，口号喊得震天响；难民这边，更多的是牙关咬得死紧，像一群被逼到墙角的人突然掉头。“拼命”这个词，落到地上，砸成了实实在在的声音。

打到最后，街道上留下的，是哼哼出气的人，是避在角落里不敢哭出声的妇女孩子。医院那晚灯火通明，担架进进出出，上百个帮会打手在消毒水味里排着队缝合伤口。有人说，黑帮不是一向“战力拉满”吗？怎么对上一群穷得叮当响的难民，反倒吃了大亏？

我们习惯了银幕上的“兄弟”，一言不合就刀光剑影，像是每个人生来就会舞大砍刀。可江湖不是电影。真正在街头混饭吃的人，靠的多半不是“英雄”，而是算盘。打架要成本，死人要代价，出了名声还要顶风。帮会有规矩、有排面，但打到关头，更讲究“今天先收，明天再算”。这不体面，但很现实。

香港的帮会，并不只在那晚露过面。早在清末民初，香港就是一个“结社”不绝的码头城。1840年代，港英当局就试着用法律压住秘密会社，可禁了这个，又冒出来那个。有些人是拿香拜祖的会党，有些人本是码头苦力抱团自保，慢慢就长出牙齿。到了战后经济起飞，地盘、夜总会、赌场、货柜码头，每个角落都有利益，每块利益背后都能拉出一串名字。

别以为他们就是一群散兵游勇。许多帮会的组织，比一般小公司还规整：谁谁带谁，谁在谁之下，传话有门路，收钱有账册。团练也有——拳脚、兵器、配合，没准还有师傅领着练阵法。武器呢？多是冷的，刀、棍、铁链，分量足，吓人。这些玩意儿“见血不至命”，表面上留有余地，大家心里反倒更有默契：别把事做绝，风声一紧，谁都不好过。

可他们那晚遇到的，是没得退的对手。摩星岭那批人，很多有部队底子，经历过更坏的夜晚，知道怎么跟恐惧相处。他们没有退路，退—就是把床板、锅具、孩子让给别人。于是黑帮那一套“吓阻”就不管用了。“讲理”无处可讲，“规矩”不再好使，谁敢冲过来，谁就站在那一刻的“理”上。等你发现这点，气势就先丢了一半。

这股不服输的气，后来在另一处又发了芽。50年代初，调景岭成了败兵和家属聚居的大营地，白天有人盖屋，晚上有人巡逻，军人的秩序和流民的生计拧成一根绳子。在这样的土壤里，14K这支帮会发了根。带头的多是出过军校的黄埔系人物，喊得动人，摆得出阵。最初，说是要“照应弟兄”，再后来，烟、赌、色、毒一样不少。不到十年，势力盘得很大，枝蔓伸进城里的夜场，也伸进穷街陋巷。

另一边，还有走家族路子的队伍，像新义安，讲究“自己人带自己人”，父传子、兄带弟，算盘打得更长。不同的门路，最后都要落到同一件事上：赚钱。敲诈、放贷、走私，门门有手段。你说这像不像一门“生意”？只不过账面上看不到发票，利息和违约金，常常是长在皮肉上的。

1956年，火又烧了一次。这次导火索听着不值一提：几张标语的去留。有人贴，有人撕，你来我往，偏就成了天大的事。调景岭的人马不服，喊要补贴、要赔偿、要道歉，越聚越多。警车一来，英军再来，子弹上膛，场面翻篇。后来我们读到的“九龙暴动”，在当事人眼里不过是“我们要个说法”，可城市的机器不管你要什么，只管把噪音压下去。

再往后，风向又变了。60年代中后期，坊间传起一句冷笑话：谁管黑社会？谁管治安？那时的街头人都懂，这不是谜语。金钱、女色，有时比木棍更管用，帮会和警队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帘，互相借力。直到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这道门帘被猛地一把掀开，很多人慌了，一部分人收手，一部分人改道——改去做更“体面”的生意。地产、夜总会、影视投资，江湖换了新壳，手脚却还是旧的。

调景岭那边，14K甚至弄出一套“自理社会”的样子：盖新楼，办中学，修下水，像一个孤立的小王国。你要说这是建设，也没错；你要说这是盘根，也对。香港就是这样一座城，一面是秩序，一面是“自救”，两边彼此看不顺眼，又彼此离不开。

当世界风浪大起来，外头的潮水也会灌进来。70年代末，越南船不断漂到维港，香港成了“先收容”的地方。帐篷、铁丝网、临时居所，城里人把“船民”三个字念得又快又轻。从政策到人心，都在挤。从97以后，收容政策收紧了一些，风浪小了又起。2000年代中期，关于“不遣返”的法律程序有了新走向，“酷刑声请”成了许多新来者自保的绳索。但等—是最耗人的。申请过程漫长，手上没工卡，只有每月那点津贴，撑不住的人，会去找零工，或者落到更阴的角落。

有人统计，自2014到2021年，涉案被捕的南亚裔团伙成员与滞港申请者加起来有六千多宗；2022年头四个月，也有数十人因毒品、伤人、抢劫之类的案子被抓。这些数字一出来，舆论立刻炸锅。可数字之外，还有一群人，默默等着，既不抢也不骗，只是把日子捱过去。他们没有镜头，也没有台词。

黑帮当然盯上了这些夹缝里的人。年轻人不愿混江湖了，念书的念书，找工的找工，谁来给他们“出手”？目光一转，瞄上了边缘人：语言不通、身份未明、口袋见底。影视剧里开始出现南亚或非洲面孔的打手，其实不过是一道现实的影子：哪个角落最脆弱，哪里就容易掐得住。

在立法会和街头，围绕“该不该帮、怎么帮”的争论，从来没停过。有人主张加快审理、严打假申诉；也有人反过来说，保障最脆弱的人，是一座城体面的底线。比如那位在社会福利议题上常露面的议员，张超雄，他的立场、他的用词、他的去留，都在新闻上被放大过。有人支持他，觉得他说出了弱者的声音；也有人骂他，说他“纵容”。坊间还流过各种难以坐实的传闻，指他与某些利益勾连——这类话，在风大时格外响，可到底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出一口铁。他后来远赴海外，发声说“自由”，这座城回过头看他，感情已经复杂，很难一句话盖棺。

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到那晚的摩星岭。黑帮不是天生强，难民也不是天生弱。落在一个城市里，谁对谁错，常常不是一句口号能分明。无论是14K的起落，还是九龙的火，还是廉政风暴扫过后的沉寂，它们都像一串串潮汐，推着这座城往前挪。有人被卷走，有人留下来，房角落里依然晾着衣裳，茶餐厅里依然有人埋头喝汤。

但有些道理，还是要说：逃离战乱和迫害的人，本就带着伤，城市可以为他们留一条光亮的路，哪怕很短；至于把刀伸向别人的，不论是哪国人、拿着哪本护照，总要受约束。这不是矛盾，也不该被谁拎去做旗帜。政策该更敏捷，审理更快，照顾真正需要的，切断利用漏洞的通道。这些话，听起来像废话，可只有把这些“废话”一件件落在地上，夜里的火光才会少一些。

写到这儿，我总会想起一个画面：医院走廊里，白灯刺眼，空气里是碘酒味，担架上的人睁开眼，听见远处孩子的哭声。他忽然轻轻叹一口气，不知是在叹自己的运气，还是叹这个城的命。我们也许永远说不清那一晚谁欠了谁，但愿多年以后，当另一个夏夜来临，吹进来的是海风，不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