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中国与近代化失之交臂？

1633年，台湾海峡金门料罗湾，两支全副武装的舰队严阵以待，对垒双方分别为大明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

这一战关乎中国的国运，如果大明战败，那么她就会像两百年后的大清一样割地赔款，门户大开，明朝灭亡的丧钟也将提前敲响。

值得庆幸的是，大明水师最终大获全胜，过程之精彩堪比爽剧，根据敌方一位目击者回忆，大明水师作战非常勇猛，“其中一条船上的士兵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只点燃，向荷兰战舰撞去······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荷兰战舰被中国的船只团团包围，最后拼死力战才杀出重围。

此役大明凭借优势兵力，总共击毁了三艘荷兰战舰，斩杀敌军十几人，尽管战果不算重大，却意义非凡，此役过后，荷兰人再也不敢染指大陆。西方人下一次开着坚船利炮来袭，得等到1840年。

这场海战史称料罗湾海战，尽管有着“海上马车夫”称号的荷兰海军在全球所向披靡，但在大明朝面前却占不到半点便宜。明军的英勇作战固然可歌可泣，但背后的技术因素仍旧不可忽略。

此时东西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并不大，从敌方的记载可以看出，明军根本不惧怕荷兰人的武器，17世纪荷兰人使用的是火绳枪，射程和威力远不如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的燧发枪，更重要的是，这种枪明军也有装备，还可以批量生产，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剩下就看谁更占天时地利，以及哪一方更能打了。

既然说到作战，就不得不提明军的指挥官——大明“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他的儿子你肯定知道，就是日后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对父子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先后两次打败荷兰人，都是战神级别的存在。

别看“五虎游击将军”这个头衔听起来很拉风，但郑芝龙根本算不上朝廷的人，他在当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海盗。这场海战之所以爆发，也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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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乡土意识浓厚，世世代代待在老家不愿出远门。这是根深蒂固的偏见，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便开启了出海经商之旅，到了明朝，下南洋早已蔚然成风，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尤其是福建一带，这里都是山区不适合耕地，靠农业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于是做生意就成了不少人的首选，郑芝龙便是其中之一。

1604年，郑芝龙出生于福建南安，早年跟随叔父四处闯荡，认识了在澳门一带活动的葡萄牙人。当时中国的茶叶和瓷器等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很畅销，郑芝龙整天和葡萄牙人谈生意，久而久之便学会了葡萄牙语。

后来郑芝龙的生意越做越远，足迹遍及东南亚和日本，他会三国语言，娶了日本妻子，信奉天主教，还取了个教名：尼古拉。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国人。

做生意发家后，郑芝龙决定把台湾岛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时的台湾人口稀少，除了汉人和少量原住民，还住着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后者主要占据着台湾的几个沿海港口。

1625年，郑芝龙被推举为首领，此时他已经垄断了福建到台湾的海上贸易，麾下拥有一千多艘商船，几万名水手，以及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配备大量战船、枪支和火炮。凡过往船只都得向他交保护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枭雄。

郑芝龙身兼商人与海盗双重身份，这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海上是不得已的选择。海洋自古以来就是法外之地，没有武装力量与强硬手腕，一个商人根本无法在大海立足。郑芝龙的崛起引起了朝廷的警惕，但此时的大明内忧外患，财政吃紧，根本无力征讨，既然打不过只能收买。崇祯刚继位便招抚了郑芝龙，顺便封了他那个开头提到的称号——五虎游击将军。

说到这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会问，大明不是实行海禁政策吗？老百姓不得出去做生意，那郑芝龙又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实际上不是大明朝不想管，而是根本管不过来，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总不可能沿着海岸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吧，当时又没有无人机，等你发现港口的船舶不见了，人家早走远了，所以尽管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仍旧无法阻挡沿海居民出海做生意的热情。

后来明朝也认清了现实，既然拦不住，那就干脆放开，于是在1567年放弃了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贸易迅速繁荣了起来，类似郑芝龙这样的大商人兼海盗头目更是混得风生水起。

归顺大明朝之后，郑芝龙频频打着朝廷的旗号招兵买马，打击对手，在此过程中，荷兰人也帮了不少忙，出人出钱又出力，原因很简单，他们想从郑芝龙的生意里分一杯羹。

但郑芝龙并没有把荷兰人放眼里，从他手里进货的商人太多了，荷兰人又算老几？但荷兰人可不买账，在他们看来，自己帮郑芝龙做了那么多事，到头来只能赚点零头，岂不是亏大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直接和大明朝做生意。

郑芝龙肯定不希望荷兰人这么干，但他不好意思直接把话挑明，于是以自己官职太低，做不了主为由，拒绝了荷兰人的要求，你看看，这是不是很有中国特色，把责任推给上级就完事。

但荷兰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岂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决定给郑芝龙一点颜色瞧瞧，用枪炮强行打开中国市场，最终双方爆发了冲突。

从表面上看，这场海战是荷兰人与郑芝龙之间的贸易摩擦，但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这其实是东西方海上霸权的较量，在贸易全球化来临之际，东西方文明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中国本可以趁这波战胜之势，开创属于自己的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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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料罗湾海战的另一方——荷兰东印度公司。

关于东印度公司，我们早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就学过，这是一家跨国贸易公司。早些时候，欧洲人向往东方的胡椒和香料，因为这些东西只能从阿拉伯人手里购买，因此价格不菲，于是欧洲人决定绕过中间商开辟新航路，坐船直达亚洲的原产地。

随着香料贸易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高利润驱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远赴印度等地采购香料，兼具航海技术与商业头脑的荷兰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7世纪初，荷兰在亚洲先后建立了14家贸易公司，竞争异常激烈，有点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旦买方增多，卖方就能趁机抬价，导致采购成本上升。可对于买方的下家而言，卖家多就意味着有了砍价的余地，结果就是：所有公司的利润减少，直至大家没钱可赚。

这种情况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内卷。那么荷兰人是如何“反内卷”的呢？他们拉来了荷兰政府，让政府做中间人，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把十几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并且规定，以后只允许这家公司做贸易。

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由来，它的建立只有一个目的：垄断本国的远洋贸易。

到了17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公司，拥有150艘商船和40艘战舰，雇佣了2万名水手、1万名士兵以及将近5万名文职人员。

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我们还有几点有必要了解。首先，这是一家私人公司，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国有企业”，包括后来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如此。

政府在东印度公司背后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授权许可，相当于颁发执照。但这张执照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东印度公司阻止了国内的竞争对手，降低了竞争内耗，是非常了不起的商业创新。当然，东印度公司也必须给予政府一定的回报，包括让政府权贵担任企业股东。

很多人看到东印度公司有自己的军队，就觉得这是一伙披着打劫的强盗，到处强占他国的领土。而事实上，作为一家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东印度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做生意，不到迫不得已尽量避免摩擦。至少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东印度公司并不敢轻举妄动。

举个例子，160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屡次抵达广州，希望和大明政府做生意。但明朝的反应是什么呢？拒之门外！原因是荷兰与大明朝不是朝贡关系。

啥叫朝贡关系？就是我是天朝上国，你作为周边国家必须每年上贡，叫我一声“大哥”，万一你出了事，我也会帮你罩着。比如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明朝就出兵讨伐，最后帮朝鲜国王赶跑了日本人。

荷兰人被大明拒绝之后也想息事宁人，他们悄悄地跟走私商人做起了生意，为了不和大明起冲突，他们只能通过打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来获得中国商品，最后在当时还人烟稀少的台湾岛建立根据地。

但这还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最了不起的地方，这家公司对现代文明最大的贡献，是实行了有限责任制。

今天我们对有限责任制再熟悉不过，什么是有限责任？简而言之，就是当你参与建设一家企业的时候，你只需以出资的形式贡献力量，不需要牺牲其他，包括你的生命、人格或者私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有限责任就是把你对企业的贡献货币化，当企业发达时，你可以获得经济回报，当企业亏损时，你只需承担金钱的损失。

为什么有限责任制是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最大限度降低了人们经营企业的成本，而成本降低也是一种变相的激励，让更多人参与创业这场冒险游戏。

那为什么是东印度公司最早实行有限责任制呢？原因很简单，东印度公司从事的是远洋贸易，在那个时代，跨海运输的风险非常高，风暴与海盗随时会让你人财两空。如果出了事就让股东赔个倾家荡产，或者判刑坐牢，那就没人敢投资了。

所以有限责任制的目的，就是鼓励有钱人多投资，出了事由公司兜底，股东顶多是血本无归，不至于赔到姥姥家不认识，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现代，是商业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限责任制的贡献还不止这些，因为要谋求投资回报，股东必须对企业进行监督，于是就有了董事会和董事代表，董事会还下设各种委员会，负责决定公司出海的船只数量，员工数量，水手数量，员工薪资，出货与进货的数量，还有对投资者的分红。

这其实已经是现代企业的原型了，由于海外贸易利润高，再加上较为科学透明的管理，荷兰东印度公司让无数投资者趋之若鹜，其股份最高时曾按照400%以上的溢价进行交易，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说到这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同时期的明朝没有类似的制度，晚明商业已经很发达，甚至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大明朝有没有可能诞生类似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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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罗湾战败后，荷兰人彻底认怂，他们重新认郑芝龙为老大，每年向对方纳贡，以后想做生意就必须经过郑氏许可，郑芝龙还要对他们的船只征税。

你没看错，外国船只向中国人交保护费，而且不仅是在中国的海域，即便你的船想驶入日本的港口，或者南下菲律宾做生意，也得经郑芝龙点头才能放行。

百年后的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感到无比自豪？曾几何时，中国人也称霸过海洋，即便是西方老牌殖民强国，也得看我们的脸色行事，假以时日，中国的船只一定能驶向更远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满清入关，大明灭亡，为了抵抗清军，明朝在南方建立了南明政权，郑芝龙成为南明抗击清军的重要倚靠力量。

作为长期活跃在海外的商人，郑芝龙本质上是个投机分子，他对大明缺乏认同感，南明政权自己也不争气，打仗拉胯不说，高层内部争权夺利，领导人也不成气候，眼看复国无望，郑芝龙决定向清军投降。

郑芝龙降清，不过是为了另找一座靠山，他希望满清能像先前的大明那样，封自己一官半职，以便继续以剿匪为名做他的海上生意。但郑芝龙没有想到，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比大明更加保守，他们不仅延续了明朝一度废止的海禁政策，还下令将沿海居民嵌入内地。

尽管郑芝龙投降了满清，但他的儿子郑成功留在了台湾。事实证明，郑芝龙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空了，清廷鉴于他以往的经历，根本不相信他是真心投靠，况且还有个不安分的儿子天天喊着满清复明，谁知道老爹会不会里应外合？为了杜绝后患，清廷于1661年将郑芝龙斩首，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郑芝龙死后，郑成功决定把台湾岛作为抗清基地，他赶走了荷兰人，同时派使者前往菲律宾，与当地华侨取得联系，希望建立以郑氏商贸集团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这意味着郑成功已经开始着手独立建国了。

虽然郑氏父子都和荷兰人交过手，但他们没有把西方人视为洪水猛兽，非但不排斥还与对方合作，只要有钱赚，他们愿意和任何国家做生意，不管你是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还是日本人，体现了难得的务实精神。

当时的英国刚刚崛起后不久，面对这个新兴的海上霸主，郑氏没有像日后的乾隆帝那样严加防范，而是将其视为盟友，郑氏和英国人商定，同意对方以市价购买郑氏控制的三分之一的产品，英国人则帮助郑氏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

回过头来看，三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并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愚昧，他们早就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并懂得向欧洲人求教，还能与对方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假以时日，我们完全可以融入崭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这一切随着郑氏集团的覆灭画上了句号，1683年，台湾被清廷收复，这个曾经千帆竞渡，在东亚傲视群雄的海上霸权，渐渐淹没在万顷碧波中。

随着满清统一全国，中国再度进入闭关锁国的时代，曾几何时，那扇开放的大门曾在明朝中后期微微敞开，甚至以主动的姿态拥抱世界，但旋即又被关上，直到侵略者以更凶猛的姿态强行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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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疑问，为什么大明的海上霸权未能更进一步？为什么大明拥有强大的政府、繁荣的商业、兼具胆识与才干的商人，却没能诞生自己的东印度公司？难道这一切仅仅归咎于满清的入侵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比较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背景下，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曾经历过一段被称作“重商主义”的时代，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政府干预商业，或提供政策保护，或提供资金支持，以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

东印度公司就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产物，企业在亚洲开展贸易，政府向企业颁发许可证，其目的是维持企业垄断地位，政府也能从中获利。

这种合作模式如今被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在经济发展初期，这几乎是每个国家都走过的路，无论曾经的英国，还是如今的美国，商业与权力之间永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有政商合作，最典型的就是食盐买卖。盐在古代是居民的刚需，且没有替代品，政府通过垄断食盐生意获得重要财源。然而，政府通常不亲自经营盐业，而是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给商人特许经营权，这些盐商凭借朝廷的特权赚取暴利，并将卖盐所得回馈给朝廷。

但是请注意，这种皇权与商人的合作模式，与欧洲有着本质区别。通过前面荷兰东印度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国王对商人的授权是通过契约来体现的，而且契约一旦形成，双方就必须遵守，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违约，契约的背后，是双方对各自权利的尊重。

但中国商人与皇帝之间并不存在类似的契约，两者更多是通过政治运作与朝廷搞好关系，但这种基于人情和利益的合作模式是有风险的，尤其容易滋生腐败，届时朝廷问责，会首先拿商人开刀。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商人沈一石就凭借与内廷的特殊关系经营丝绸出口生意，他一度是嘉靖帝的摇钱树和贪腐官员的白手套，最终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沈一石的结局中就能看出来，即便他富可敌国，终究只是皇权的附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红顶商人的结局，在强权面前，商人没有任何独立性，一旦前者举起屠刀，也只能沦为待宰的羔羊。

反观欧洲，从中世纪起，欧洲的国王与领主，领主与臣属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带来的结果，就是任何人对别人都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下级也不是上级的附属，所以就有了那句名言：国王的国王不是我的国王。

在欧洲，统治者的权力总是被教会、贵族等各方势力相互掣肘，领主们组成议会，共同商讨国事，国王远远做不到中国皇帝那样的“一言九鼎”，甚至还会被贵族胁迫签订协议，限制司法与税收权力，比如英国国王在1215年所签订的《大宪章》，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传统中国可谓天方夜谭，皇帝和大臣签协议？不砍你脑袋就不错了，君臣之间只有所谓的“默契”，比如“杯酒释兵权”，皇帝使个眼色，大家乖乖交出权力，谁敢叫嚣要皇帝和大家签个合同啥的，那就等着脑袋搬家吧。

回到明末的局势，郑芝龙与大明朝廷之间，不可能建立类似东印度公司与荷兰政府那样的关系，双方在话语权上绝对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只会加剧彼此的不信任。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契约，没有契约，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也无法产生，这就是大明朝最根本的局限性。

纵使崇祯授予郑芝龙各种官衔，目的也只是为了“招安”。诚然，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能够为朝廷带来不菲的收入，但作为农业大国，大明的财政收入并不依赖贸易，朝廷满足于周边小国给自己称臣纳贡，无意建立区域性的贸易体系。

所以，即便明朝的海上贸易空前兴盛，充其量也只是民间行为，无法得到朝廷的认可，一旦郑芝龙做大做强，朝廷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消灭这个政治隐患，而非授权其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因为在传统帝制思想中，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资本，永远是朝廷极力要遏制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是对皇权的挑战，大明朝之所以没能撼动他，仅仅是因为朝廷暂时没有这个能力。而在皇帝眼里，郑芝龙与传统的割据军阀别无二致，危难时刻可加以利用，待天下太平则必须铲除。

就算满清没有征服中原，缓过气来的大明朝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郑氏集团，因为它是传统政治生态里的异类，纵使郑氏父子有着当时中国人少有的世界眼光与商业头脑，他们的商业帝国也终究是昙花一现。

1633年，中国人本有机会提前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彻底拥抱甚至主导这个世界。只可惜，我们终究还是与之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