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张謇企业家精神与人文经济

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是人文经济学的充分体现，他以人文追求为价值取向，开创了人文与经济互嵌共生的路径，构建“实业滋养人文，人文反哺经济”的可持续生态。这不仅塑造了近代南通的社会经济结构，更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

一、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在探讨企业家精神乃至经济学原理时，方法多样，观点迥异，但归根结底，核心在于企业家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通过这一视角，可以区分企业家的高低优劣，尤其是在品质层面。以张謇的义利观审视企业家的精神——即如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是深入探讨的关键，张謇的义利观堪称典范。

中国近代企业家代表：荣氏兄弟

基于这一原则，古今中外的企业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一类企业家唯利是图，为赚钱不择手段，坑蒙拐骗、营私舞弊，甚至无法无天。这类企业家把“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顾公德和国法，这就是所谓的“奸商”。

第二类企业家，可称之为在商言商，合理牟利。 这一类型企业家在不违法、不违规、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甚至在互利共赢的情况下获取利润，履行了其基本职责，是其职业行为的体现。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利益考量，但其中必然蕴含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管理能力与经营智慧等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与要素。古今中外的大部分企业家均属此类。

第三类企业家，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这一类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兼顾利益与道义，而且把义放在首位，宁可为义而弃利，绝不见利而害义。从本质上说，他们首先追求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这不仅是企业家最高尚的境界，也促使其获得最大的成功。这类企业家精神，正是以张謇为代表的义利观，也是人文经济的核心内涵。

张謇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典范。具体来看，张謇的“义”主要体现在他自己说的几句话 ：

（一）“言商仍向儒”。

张謇始终强调并践行“言商仍向儒”的理念。他经商办企业，同时追求儒家的人文目标，并非单纯为了赚钱逐利。他常言：我是状元，我要追求儒家的一整套家国情怀、民生理念。这是他“义”的体现。因此，他怀揣炽热的爱国心与执着的强国梦，投身实业报国。在商场中，他始终将人文追求置于首位，超越了普通“在商言商”的企业家的思想境界，堪称“言商仍向儒”的一代宗师。张謇身在商海，心系儒学与理想追求，其人文目标始终占据首位。

（二） “大德曰生”。

张謇将企业命名为“大生”，源自《易经》中孔子的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大意是指天地之最大恩德，是为宇宙和人类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环境，让各类生命各得其所，繁衍生长。张謇借此所要表达的是，他创办大生纱厂的初衷，即他所追求的“大德”，就是要让百姓能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自己赚钱发财。他直言，创办大生纱厂，是为了让中国老百姓拥有正常最低的生活水准，能够有衣穿。张謇办企业，一切为了富民强国，其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由此而来。他认为，“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

张謇还有两副为大生纱厂题写的对联，也反映了他的人文情怀。

一副是“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大意是说，要有江海那样的大胸怀，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起来；要尽最大努力，创造土地上的各种财富，以造福人民。

一副是“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大意是说，巍巍太行之所以能以秋毫积其大，是因为要有大的气魄和胸襟，我们办工商、兴事业，也要从大处着眼，关爱民生，造福社会。张謇对“大生”的几种解释，其含义虽略有不同，但都刻意把“大”和“生”二字嵌入，并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他以造福民生为最大德行、最高追求的思想理念。他之所以能“舍身喂虎”办实业，竭尽全力为民众开源生利，奋不顾身地奔走在爱国、救国、强国的艰辛道路上，就是因为他能始终如一秉持这样的思想理念。

（三）“大利不言”。

张謇勇 于承担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不惜牺牲个人与企业的利益。 他有一句话：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他认为，生财需有道，不能发不义之财。生财之后，更要造福国家与人民。因此，他赚了钱后，致力于办学校、建育婴堂、养老院，开展各种慈善活动，还投身城市建设。他将南通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后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古今中外，唯张謇一人能以一己之力，打造一座城市，并使其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这体现了他的崇高境界与远大抱负。

在此过程中，张謇以义为先的理念与“在商言商”的股东产生了分歧与矛盾。他将大量资金投入慈善与公共事业，这触犯了股东的利益，引发了不满。张謇则阐述了一番经典道理。他表示，自己作为经理人，为企业服务，为股东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既是为众股东服务的“众仆”，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仆”。众仆是为股东谋利益，是其基本职责，无可厚非；公仆是为公众谋福祉，更为高尚。他认为经营企业，在“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的同时，符合公众利益需要，“开投资合群之风气”，让社会和大众得到更大的回报，这就是“公仆”所为。而“众仆”则是仅仅为股东服务，“为有限股东之牛马而悦之，而于世无预”。因此，张謇决心做一个为大众服务的“公仆”，“恒为人言，为公仆可，为众仆不可”。 其实，企业家能够做一个为股东谋福利的“众仆”，也算是基本合格了。但张謇远远不满足这一点，而是要做一个明大义、求大利、明大德的“公仆”。他拒绝了高官厚禄，选择了艰辛的实业报国之路，任劳任怨地实现社会理想与家国情怀。他强调，自己不仅要为股东服务，更要为社会大众服务，若股东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宁愿不当这个经理人。

（四）“将信为本”。

他认为，经商进入市场经济，必须诚实守信，具有契约精神。他特别注重信用，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将信为本”这句话，出自张謇为上海织布交易所的题词：“抱布贸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成贾征偿，将信为本，循之以行。”这里着重表明：就如棉布与丝绸的商品交换，商业贸易的本质是以物易物，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因而要以诚信为本，共同遵循商德准则。张謇在这里既讲明了商业道德的核心——诚信，又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公平。他倡导“将信为本”，一方面是为了兴业强企，一方面也是为完善公平的市场经济。他在经商活动中，特别看重诚信准则、守约观念、法治意识这些市场经济基本的道德规范。

张謇通过总结办厂经验，坚信如果世人以信用使人们乐于跟从，即使毫无资本之人，也可以吸取他人资本，成就事业。自己以一介寒儒之身集股办厂，就是要借助股东资本之力，成其建设新世界雏形之志。

二、张謇代表和孕育的苏商精神

苏商（江苏企业家）被看作是“儒商”，在研究江苏人文经济时，必须探讨张謇所代表并孕育的“苏商精神”。这有利于理解其人文经济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总体来看，张謇所代表和展现的苏商精神，具有六大特质：

其一，爱国爱乡情怀。 具体表现为实业报国，教育兴国，富民强国，政治救国，兴乡助国。

其二，开拓创新意识。 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是苏商的普遍特点，也是张謇的突出品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做敢为人先的拓荒者。张謇出生移民家庭，他身上流淌着移民特有的拓荒基因血液，他后天所形成的学识、胆识和济世报国的崇高情怀，又促使他敢为天下先，勇于在无人问津的荒滩野岭中开拓耕耘。仅从他在民智未开、国运日衰时所开拓的诸多全国“第一”，就可以看出他的非比常人的开拓创新意识及不世之功。另一方面是善于吸纳一切合理有用的新事物、新观念，特别善于在吸纳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创业。张謇是个勤奋学习的读书人，但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腐儒。他意识到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必须创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创新”的几种类型来看，可以说他是吸收消化型创新的大师。他对国内外的新事物新观念特别敏感，特别注意学习、移植、运用、推广。他不仅力倡新学，还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同时，还加紧培养技术力量，进行改良和仿制，从而实现企业本土化创新。他在学习、借鉴、吸收、利用基础上的创新，是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他坚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用胡适的话来说：他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几十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及于全国。

其三，务实低调风格。 苏商刚起步时，偏重于在本乡本土创业经营，被称之为“坐地商”。受江苏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熏陶，源远流长的苏商文化注重务实低调，求实效而不图虚名。张謇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和优秀代表。张謇选择艰巨而又有效的“实业”，作为救国、报国的重要途径，本身就是务实精神的体现。而他在创办实业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踏实奋进、务求实效，更是充分展现了他的务实风格。张謇在以务实的风格不断开创事业上辉煌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为人处事的低调。他不事张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南通人的心目中，他既不是位高权重的“正部”高官，也不是富甲一方的豪门商贾，而是彬彬有礼的“张四先生”。张謇给正在上学的儿子张孝若的家书中特别告诫儿子要“自重自爱”，“养成一种高尚静远沉毅之风，不致堕入浮嚣浅薄诞妄之路”。这既是他对儿子的教诲和期望，也是他自己内在品行的写照。张謇务实低调的风格，影响了一代代苏商。在当今的许多苏商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张謇当年务实低调的身影。

张謇亲自执笔撰写《厂约》

其四，精良细致品质。 苏商在企业管理和产品生产等方面都秉持精细、精致、精进的理念，特别注重以专促精，以他们的专长甚至专注促进企业和产品的精良。这些优良品质在张謇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明确了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并对奖惩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厂约》细到招待客人用几个小菜都有规定。之外，还有23个章程，比如“银钱总账房章程”、“进出货处章程”、“工料总账房章程”、“粗纱厂章程”、“细纱厂章程”等规矩达200多条。这或许是当时中国人自办企业所能达到的最精细程度。张謇的精细管理也同样体现在所办教育事业中。他到日本去考察，亲自测量学校桌椅的长宽高，回通后依样制作，不留宽紧。通州师范学校开学的前一天，他亲手给每一间教室订上门牌号，还嘱咐后勤人员，一定要把厨房、厕所的卫生搞好。

其五，崇文重德禀赋。 江苏自古文风鼎盛，士人文化、儒家传统根深蒂固。清朝状元116人，江苏就有49人，占比近40%。受此影响，苏商的儒商本色十分突出。一是企业家文化素养较高，书生经商，文人办厂较多。清末江北南通的张謇，江南苏州陆润庠，两个状元同时办厂，空前绝后。二是拥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家国情怀，具有更多的人文追求和社会担当，而不仅仅是“在商言商”。三是在注重企业自身文化建设的同时，热心兴教助文，支持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四是重道德、讲诚信、守规矩，不仅“崇文”而且“重德”：坚持以德兴商，注重个人和企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形象；奉行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诚信守法、忠实不欺，严守契约精神和做人底线。

其六，强毅力行品 格 。 意志坚强，不怕艰难困苦，百折不挠，是历代苏商的鲜明品格。张謇在1911年6月20日对北京商业学校的学生演讲时，不讲具体商业技能，专讲企业家的修行和品德，特别强调“人患无志，患不能以强毅之力行其志耳”。他主要突出了三点：一要立志，志存高远；二要力行，艰苦奋斗；三要坚毅，百折不挠。由于有了切身体会，或者说是切肤之痛，张謇对“强毅力行”的阐发是：“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地，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年轻企业家的不良现象，谆谆告诫道：“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吾观于此，乃知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唯成功之不二法门。”

三、张謇企业家精神对人文经济的启迪

在研讨人文经济学时，“苏商”与张謇是不可或缺的议题。张謇堪称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张謇的理念与实践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人文经济的认知。

（一）人文追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总体来说，人类在各领域的活动都有其特定的动机和目标追求。就一般经济活动而言，其动机和目标是为了创造和积累财富，追求经济利益（效益）最大化，为人类社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但就人文经济而言，它突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和“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依据“人本逻辑”和“社会福祉优先于资本增值”的义利观，使人文追求回到经济发展的价值原点。它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它推进的是精神文明所引导的物质文明，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全面提升。它将人的价值、尊严、精神需求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引领与原则规范。由此出发，它特别注重道德伦理、公平正义，以及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责任承担。它特别强调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突破了狭隘功利主义束缚的崇高的人文主义理想，始终是人文经济的光辉旗帜和不懈追求。

（二）人文方式是企业进步与成长的重要推动力

所谓人文方式，就是在企业的营运和发展过程中，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具体路径包括关注员工的尊严与成长以及心理关怀，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成长前途，以激发其创造力和忠诚度；对消费者，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重视其真实需求和情感体验，靠“用户体验至上”的人文理念赢得市场，并注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商业决策中顾及市场道德与社会责任。人文方式可以提升组织效能，激发创新创造，增加企业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事实表明，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资本或管理效率，更取决于是否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合理的人文关怀。人文方式不仅塑造企业文化，还影响战略决策、组织管理、产品创新和责任担当，最终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方式，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健康持久的进步发展。

（三）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促是人文经济的本质特征

人文经济的核心内涵是“以人为本、文化赋能、以文兴业、以经促文”，其本质特征是文化与经济在总体上的相互交融、互动共进、融合发展。这种交融互进并非简单的文化与经济的叠加，而是文化与经济在要素、产业、理念等方面的深度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生态。对此，习近平在20年前主政浙江时，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他特别强调，“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他还以浙江为例说明，“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进着重表现为：一是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它将文化从抽象的精神形态转化为具体的经济价值，既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动企业创富获利，又通过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等载体，发挥文化的经济功能。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赋能，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二是经济文化化，即为经济活动注入文化价值。它将文化元素融入经济活动之中，提升经济产品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追求物质财富增长时，更注重人文价值与社会效益。而且，它可以通过文化价值的注入，使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形成所谓“新质生产力”。三是文化与经济双向互赋能，协同支撑。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包括通过价值观塑造、企业文化建设及企业家精神培育等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无可替代的内生动力；经济则为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传播载体，包括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公共文化实施的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为文化产业的增长提供经济平台和空间。显然，文化与经济交融互进、共同发展，是人文经济的显著特点。

中国最早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

（四）人文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根本性颠覆，它以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快速聚集，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纪元。就经济类型而言，市场经济无疑是人类社会进入新时代的新型经济，它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由不太成熟、不太合理到比较成熟、比较合理的各种阶段，而人文因素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重要或主导的地位，则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合理的阶段性显著特征。也就是说人文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又一阶段表现。人文经济并不是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经济，而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它超越了以往市场经济的各个阶段，使市场经济更为成熟和合理。

如前面所述，人文经济形态的“高级”，主要表现为突破传统市场经济“见物不见人”的固有局限，将“人”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特别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关照劳工阶层和弱势群众、强化环境保护、追求良性可持续发展等。同时，以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核心特征，将以往文化与经济的“两张皮”，有机揉合 为“一张皮”。强调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双向赋能和良性互动。

贫民工场

人文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目前在经济发达国家已有所体现，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从这里观察，我们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为何对不断提升社会福利和教育文化水平、维护各种人的权益、保护大气层及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强化食物药品监管等，如此重视，乃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人文经济阶段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具有独特的东方优秀文化传统，因而推进人文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一定汲取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发挥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后发优势，让人文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重磅头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商讲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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