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 理解媒介：技术哲学的思考

作者简介

吴飞

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新闻理论与国际传播研究

非常荣幸来哲学学院分享，我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科经常从哲学这里“取经”，因为我们有很多相似的研究问题，有观念上的共鸣。我常学习哲学的思考方式，用哲学学者的方法来追问媒介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如何理解媒介。这是我今天要讲主题：如何理解媒介。我关心的是人工智能时代媒介的一些问题——技术是什么？如何从技术的维度来理解我们所说的媒介？媒介是怎么随技术演化的？以及一直到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到传媒行业或者说媒介行业，我认为需要从媒介哲学的视角对媒介作进一步的追问。

很多人应该很熟悉这幅画。不管我们是什么专业，都至少能看得见这幅画是什么样子——它的颜色、构图，这是我们日常所看见的。那材料学科的人看见的是什么？艺术学科的人看见的又是什么？哲学家呢？哲学家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这里最典型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常人不一样，他看到了这个“鞋”，但是他看到的不是“鞋”的本身，而是 “鞋”所勾连起来的那些人和鞋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看见了世界——从这个鞋子看见的世界。这幅画大概也是因为被诸如海德格尔的哲学家们解读了，而变得很有名。

作为学者，我们经常在思考，但不同的视角进入不同的对象，思考的路径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问王俊老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的“酒杯”可不可以变成一个艺术作品或一个哲学作品？王俊老师曾在书里特别强调杯子、强调酒、强调杯子和酒之间的人以及和背后的那些关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哲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科视野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把鞋看作一种器具，去思考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还为此写了很长的一段评论；但一些艺术史家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说海德格尔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这幅画，自己在那里乱z想。

艺术史家的质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我们要领会海德格尔的思路，这个思路和王俊老师写酒使用的是同样的思路——任何一个对象，哲学家去思考的时候，跟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我们当然都会看见人，我从社会学的视角也经常会看见“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跟哲学思考的“关系”是有区别的。

我今天的追问效仿了海德格尔当年说的一句话——海德格尔曾经说“哲学是什么？”，我套用这句话——“媒介是什么？”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回想：你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媒介的？

哲学家很少研究媒介，尽管上一次孙周兴老师在与黄旦老师对话时认同这是一个传播的时代，但是哲学家几乎很少去讨论媒介也很少对传播进行哲学的追问。是因为传播或者媒介不重要吗？显然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离得开媒介生活？连哲学家在思考的问题时也离不开媒介，他们的思想不经过传播就不可能被人知晓。所以传播问题、媒介问题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之一。这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手机看书、看电影、看艺术作品，这些其实都是在看媒介。但媒介研究太复杂，涉及到太多的东西——我们如何去框定媒介？仅仅把它看作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那种媒介？还是面对海德格尔强调的“天地人神”时，所有中介的东西都是媒介？有一位传播学家叫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他把天空的云等东西都称为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眼睛所见的，只要人跟它去互动、去对话，都会变成媒介，那就很广泛了。

媒介又涉及到不同学科的视角，例如社会学的、传播学的、技术哲学的。比如“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海德格尔提到的“工具论”和“目的论”，以及“本体论”等问题。当然还有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临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后人类社会”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议题，要讨论它们很难。

一、技术是什么？

回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技术是什么？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较早关注到了技术对人和社会的重大影响，他更像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强调技术对人类社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尽管他也强调“物化”或者“异化”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肯定技术的进步。

关于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我梳理了既往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个方向强调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技术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也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我们永远在技术的驱动下有一个回不去的过去，就像在智能时代我们看自己使用的手机——我们还能回到“大哥大”的时代吗？今天如果再给你一个“大哥大”，你肯定不会去使用它，因为它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智能功能，也不够好玩。

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人类可以很好地参与对世界的改造，当然同时世界也改造了人类自身。我们今天的人和过去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处事方式和交往方式都有非常多的不同。

马克思也强调的技术和物的“异化”问题。比如人类靠听新闻和看电影生活，到处都在机器音乐的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成为机器的零件——就像我们传媒学科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话： “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使用手机，其实是手机在使用我们”。我们利用算法找到更方便的阅读方式，但实际上算法的诱导性让我们必须沉迷于小红书、抖音的短暂快乐中。我有时候发现，我一天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但它到底有多少价值？我还不如看一下王俊老师的《醉的哲学》，可能得到的收获远比我在社交媒体晃荡一天的时间所得到的东西多，因为王老师的书里面有很多的思考。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今天白天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许会让你激动着、快乐着、痛苦着，而到晚上做梦的时候可能全都忘了。这是一个信息冗余的时代，机器或者说技术让我们被迫成为他们的零件。

海德格尔认为关于技术的本质，此前大体包括两种不同的基本解释：一种是技术是目的和手段，另一种是技术是人的行动。

第一种解释，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所有的技术都是工具，我们用话筒可以让大家更好去听见我所讲的声音，我们用后面的摄像机可以录出来今天的场景，这就是一种目的和手段。

另外一种解释：技术是人的行动，这强调技术是人的肢体延伸，或者是人主体性的延伸，包括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人工智能——在更多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它是延伸人的智能，所谓的深度学习也是模仿人的大脑来学习的。

但是海德格尔虽然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但认为它们都没有触及技术的本质。他说这两种观念都将技术简化为工具或行为，掩盖了技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层重构。他所强调的技术是什么呢？他把技术看作是一种“解蔽”的方式，所谓“解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揭示事物存在的可能性。比如显微镜的发明让我们看见肉眼看不清楚的东西，让我们更好地去发现自然的运作规律，这就是一种“解蔽”。但是“现代技术”走过头了，它的本质已经不是“解蔽”，而是将人和世界强行纳入到所谓的可计算、可控制的存在方式中。在现代性和理性的推进过程中，一直强调的是通过技术更好地去掌控自然、物等对象，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可掌控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 “座架”（Gestell）。座架迫使一切存在者（自然、人、事物）以 “可计算、可控制、可利用” 的方式呈现。在现代技术的视角下，自然不再是自足的生命整体，而是被 “订造”（Bestellen） 为 “能源库”（如煤炭成为 “燃料”，河流被看成是“发电资源”），甚至人本身也成为 “资源”（人力资源）。我和王俊老师是好朋友，我们两个都可以看得见的活生生的人，但是有些企业和单位看不见活生生的人，他看见的是劳动力、是资源，所以逼迫成员去拼命完成任务，因为要转化成可以考核的指标。人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生活的。

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区分开来。他说“古代技术”（如风车、手工耕作）是 “顺应自然的解蔽”，例如农民照料土地，是在自然的节律中让作物生长，体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共生。而“现代技术”的 “解蔽” 则是 “强行促逼”，通过座架对自然进行 “挑战”（Herausfordern）。

海德格尔重视现代技术对人类存在产生消极影响，他将现代技术视为导致此在沉沦和异化的力量，使人类陷入“人为物役” 的困境。在现代技术的“订造”中，存在者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 “持存物”（Bestand）—— 即随时待命、供人调用的储备物。这种状态下，事物的本真存在（如其神秘性、历史性）被遮蔽。他主张本真的 “谁”（此在）应摆脱 “什么”（技术等外在事物）以实现本真存在，强调技术破坏了人原有的本真状态，使人在与技术交互中失去自我。他的观念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维度来解读：第一是预知性，就是把我们自然人标准化为可计算、可掌控、可利用的资源，例如算法就是把人类的行为数据化；第二是技术逻辑，慢慢渗透到一切领域，例如教育被简化为技能培训；第三是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的“遮蔽性”，他强调技术原本应该是“解蔽”的，但是“现代技术”变成了一种“遮蔽”，人看似掌控了技术，实则被技术的逻辑所裹挟，陷入一种“无私”的状态，失去了对存在本质的追问能力——社交媒体网络越来越发达，我们感觉好像“天涯若比邻”了，但是真的很近吗？每天跟我们聊天的，在微博上、微信上互动的很多人，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没有物理上切近的交流，社交媒体上聊天其实远没有到学校边上的酒馆里喝一杯来得自在。我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比如传统的农具和现代农业机械之间的区别，海德格尔说前者参与了四季的循环，就是人和自然之间共生的“解蔽”，而后者就把对象变成了资源，割裂了“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

海德格尔喜欢使用“大地”（Erde）一词，这可以用来反对虚拟世界里失重的肯定性。“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被保持和保护之际——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以及保持永远的锁闭——大地才敞开地澄明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陌生之物”也被刻写在天空之中。“揭开天空的遮蔽，陌生的神作为陌生者显现。”我觉得海德格尔的观念很有意思，我们文科的人更多地去焦虑各种不同的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那种“不归路”的切断感。我们天天叹息技术在进步，但技术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的叹息停下自己的脚步，因为它有一套自主的演化逻辑。

除了海德格尔，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梅特里（Julien Dffray de Le Mettrie）的《人是机器》，这本书里谈到“驯化”的问题，讲科技让人的身体变成可解剖、可操纵之物。以前看一个人是完整的人，而当医学生解剖尸体的时候，看见的可能只是一个个器官。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重要著作《技术与时间 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说法叫“代具性”(prosthesis)。代具是指用于代替肢体的器具（假肢），斯蒂格勒将这一概念推广为一切人身体以外的技术物体，它标志了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某种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斯蒂格勒引用爱比米修斯神话阐释此在之亏欠，人类起源与爱比米修斯遗忘给人类分配才能相关，普罗米修斯盗取技术与火赋予人类，这表明人类从起源就是有缺陷的存在，是过失的产物，这种缺陷使人类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创造来弥补不足，技术创造活动成为构建自身本质的重要途径，也为技术构成此在提供了依据，揭示了人类在本质缺失状态下与技术的紧密联系。比如说我们的记忆力不够，我们就搞了U盘之类的东西存储，有了这种存储，很多东西都能记起来了；我们大脑的计算能力不够，我们可以搞出新的计算机、新的算法来做，这种算法成为人的本质的外化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具乃至数字技术都是记忆和认知的延伸，它构成了所谓的“第三持留”。以后我们的肉体消亡了，但是我们的观念和想法仍然可以在数字空间里留存下来。无论是U盘、电脑还是算法，都只是“代具”。

斯蒂格勒特别强调技术的“药性”特征——这跟海德格尔的观点很相似——他说技术既是解药，可以来补救人类缺陷，但同时它也是毒药，会导致人的“异化”，例如数字技术拓展了我们的记忆连接的能力，却导致了注意力的下降。但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斯蒂格勒强调 “什么”（技术）构成 “谁”（此在），将技术存在论置于其哲学思想核心。他认为技术对象是有机化无机存在者，在人类存在中不可或缺。例如人类的语言能力作为技术形式，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塑造思维和认知方式的关键因素，深刻体现了技术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构成作用，即不存在独立于技术的本真自我，此在的 “谁” 需参照技术之 “什么” 才能得以解答。

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征——我们很多东西会交给人工智能，我们写论文、查资料，很多都交给 ChatGPT之类的东西来完成。我们原来搜索、思考等能力慢慢被遗忘，就像汉字书写一样，只有少数的人叫书法家，只有他们这些人会写字，我们都只是敲键盘的。不过未来的技术会进化，可能都不需要我敲键盘了，脑子想到了什么，电脑屏幕上就显示出什么，直接把我的脑电波记忆下来，都不用像马斯克那样往脑子里面植入芯片，未来技术可以通过识别我的面部表情、肌肉运动和眼睛流动“读出来”。

二、从技术的维度理解媒介

媒介到底是什么？媒介指的是表情、态度、姿态、声音的语调、语词、作品、印刷、铁路、电话等一切可以成功征服空间和时间的技术。阿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的观点，把媒介看作是一种“聚焦物”。这里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在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甚广，鲍尔格曼受到海德格尔四重“聚集”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聚焦物”的概念。

所谓“聚焦物”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能凝聚人类注意力、参与和实践的事物或活动，具有深度、语境性和社会性。例如：壁炉、家庭聚餐、手工制作等。这些事物要求人全身心投入，并与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和传统形成联结。当人们围坐在一个以火炉为中心的交往空间时，火炉就是一个典型的“聚焦物”——我们听见别人的声音和呼吸，看到别人醉态的样子，所有的这些构成了一个温暖的、光明的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心，也建构了一种秩序。我在独龙族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他们就围绕火炉建构了一种秩序——什么人坐在什么样的方位，哪些物该放到哪里。在这样的前提下，你会发现我们的媒介就是很典型的“聚焦物”。

也就是说，“聚焦物”是使人的身心共同参与、为我们生活提供中心的那种威严的“在场”，是世界的连接和汇聚力。我们说，媒介是一个典型的“聚焦物”。书籍要求读者专注、反思，与文本深度互动，形成个人与思想的对话。手工印刷品承载物质性和制作过程的痕迹，唤起使用者对历史与技艺的感知。事实上，我们抽象的观念完全依赖于各种类型的传播——口头传播、文字传播……说实在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包括对浙大的感知，更多的是通过媒介呈现的东西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微信公众号所推送的文章，看B站上的讲课的内容，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有哪些老师讲些什么样的课，比如我们讲微积分的老师很厉害——我虽然从来没有听过他微积分的课——但是通过同学们的评价，我知道这个老师很厉害。我坐在城里的大巴上，每一个人都在座位上，眼睛盯着小巧的、无所不能的机器，在口袋大小的窗口里有我们永远读不完的文章，永远听不完的音乐。就在几年前，这种场景还是不可想象的。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会想，要是现在变得再年轻，该多么不一样，这就是媒介。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无法离开媒介所创造的想象的环境而生存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不理解哲学家为什么不太有人研究媒介。

关于媒介哲学，还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呢？我做了一个梳理。

第一个观点是媒介本体论，把媒介看作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里面讨论的更多是媒介在塑造我们的感知思维和社会互动方面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有一个学者用了一个词叫“共知”，因为有媒介的连接、媒介提供的交往符号的再现，我们每一个人对事实、对知识和观念才会变得有共通性。

媒介的本体论主张，媒介的技术本身是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的，不同的媒介形式，比如说文字、图像、声音，所有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还是参与建构现实的一种方式。比如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知识的传播和社会结构，数字媒介在信息获取和交流上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变化不仅仅在技术层面，还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人类认知的三阶模式》，最新的模式就是人机共生。我说，最早的创造知识是个体的思，就像海德格尔在林中晃悠晃悠、在乡下小屋里走路一样，思考出什么东西来；接着是大学校园这种组织化的生产知识的方式；而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多元参与主体”来共同创造知识，尤其是那些非人类主体来创造知识，比如说社交机器人或者ChatGPT来做的东西。我专门让GPT做一个对王俊老师的评价，发现它的评价比我们学校有些评论的文章要写得要好，因为它可以把这么多年以来，王俊老师在公开演讲里所说的话、别人对他的评价以及他发表的东西都慢慢整理出来。

媒体本体论强调的是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相互形塑的这种关系。麦克罗汉（Marshall McLuhan）强调媒介是信息，是人体的延伸，强调任何媒介都经历过增强、过时、再现和逆转的这些阶段。比如说互联网逆转了印刷时代的中心化传播的模式，大家还记不记得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讲书写的价值或者文字的价值时，其实讲过类似的话。尤其是早期很多人讨论说通过电脑打字，我们思想变得好像不一样了。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个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通过电脑去写作和在纸上写作，是很不一样的，他说人需要有和纸张、文字隔离的时间和空间，来让我们的沉思变得更有思想性，而我们在电脑输入的时候，它变得不是这样，这也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布尔迪厄关注的电视上的辩论家们，把他们称为“快思手”，认为那些演说家的思维反应非常敏捷，但是他们不可能对一个对象、一种社会实践有深刻的沉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媒介本身可能会对人的思想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布尔迪厄的代表作里面特别强调“媒介就是信息”，我们前面讲媒介的时候，都只是说媒介传播和呈现的内容，但他认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思路开启了媒介技术超越内容的思路。

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是媒介哲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很有意思，说媒介决定了话语的网络，不同的媒介技术比如留声机、电影、打字机塑造了特定的知识生产和记忆的方式。他反对把媒介简化为内容的观念，媒介——包括书和书面语的发展都是独立的，每一种媒介的发展其实都在回应其他媒介的发展，而不是回应人的身体和感官的需求，这种媒介技术的发展结果又会对人的感官造成压倒性的影响。

我记得大概10年前看过一部科幻片，未来的人长成什么样子？电影中的未来人类长了一个巨大的大脑，四肢都高度萎缩了，人就坐在一个躺椅一样的东西上面，巨大的大脑前面摆着一个很大的屏幕，每天就在那里看着屏幕上所发的东西，你也无需行动——人工智能高度取代了所有的苦难劳动，甚至简单的思考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你只要在那里娱乐，就像“娱乐至死”一样。我们人类以后大概有点类似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和《智人之上》那两本著作里强调的核心观点，整个人类的智能演化，早期的观点是一种数据——万物皆数，现在他强调所有东西都是信息，未来只有一种人——懂算法、能够和机器对话、能够掌握机器的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变得像神一样地存在，其他大多数的人变成无用阶层。基特勒在他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这本书里讲，传媒决定了我们的状况，人们所能留下来的就是传媒能够存储和传播的东西。再过100年，当我们再问我是谁或者你是谁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只能通过数字空间里面储存下来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存在了。很多人变成无名者，那么多的先贤、那么多的前辈、那么多的祖宗，他们在哪？他们一点声响、一点阴影都没有，唯有思想才让我们知道了有一个所谓的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之类的人物，没有思想，什么都不存在。基特勒思想可以称之为后人类，甚至是反人类的，但他不一定是非人类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另外一位学者叫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他提出来理解媒介有三个维度，一个是作为渠道的媒介，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传播什么样的内容；另外两个是作为语言的媒介和作为环境的媒介。他最主要的创新是在作为环境的媒介这个维度，但是每一个研究的维度都有意义。渠道的维度重点关注我们媒介是如何跨越时空去传播这种类型的符号和信息的——从a到b像物的流动一样，信息也是可以这样去流动的；而语言的维度关注的是媒介如何行使我们的信息来建构发送者、信息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环境的维度要关注的是媒介的系统和机构，如何促进和组织人类的交流和传播的问题，就像杜威（John Dewey）讲的那句非常有名的话一样——“社会因沟通而存在”，没有沟通就没有社会。而沟通是怎么实现的？绝对不是我和你面对面的交流，它一定是通过一个媒介交流，所以媒介的网络有多大，世界才会有多大，或者至少是你认识的世界有多大。

第二个观点是媒介技术批判。这也是我们传播学里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只是把媒介看作一个结构连接的技术或者物，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的结构，它具有一种统治、控制或者是“异化”的力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张，媒介技术在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看见媒介技术的权力网络，它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权力往往都是要控制媒介的，任何一个权力统治者都要去掌控。西方也好，非洲也好，中东地区也好，颠覆政权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把电视台给占领，因为这是喉舌、是耳目，所以媒介技术通过控制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来维持和增强权力结构。通过对媒介的控制，某些群体或机构能够塑造公众的认知和意识，进而影响社会行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过程，传统的媒体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新媒体时代还是这样。哪怕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都要通过语料的方式来引导智能体朝着他所需要的方式来行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所谓技术“异化”的问题，技术“异化”就是讲个体在社会关系中被剥离或隔离的状态，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一个很敞开的环境里去接收不同的信息，我们看见的东西都是权力让我们看见的，权力不想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看不见。比如说最近特朗普声称要把当年刺杀肯尼迪的档案放出来，说肯尼迪遇刺是当年的国情局、甚至是副总统安排的。有人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档案材料反正也没公布出来，那么长时间美国就不让我们知道肯尼迪到底是被谁杀的。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过度依赖数字媒介进行社交互动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个体产生更强烈的孤独感。这种现象的产生机制在于，虚拟社交环境中往往缺乏传统面对面交流所具有的关键要素——即哲学家阿尔伯特·博格曼提出的"聚焦物"概念所强调的具身性体验和情感承诺。具体而言，线上互动无法提供真实社交场景中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在场感，也无法建立起面对面交流时自然形成的责任意识和情感纽带。这种缺失使得数字社交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互动频率，但实际上却难以满足人类深层次的情感需求，最终可能加剧而非缓解现代人的孤独体验。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他的著作里面也谈到了现代传媒如何改变公众的话语方式，强调了媒介在形成和维持权力中间的作用。他讨论公共领域的时候，强调了现代传播媒介对公共领域的异化。他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也同样提出数字社交媒体让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界限不再严密可区分，把关人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对真实的感知也已经不同，所以在社交媒体时代，通过数字媒体去交往所建构的这种交往逻辑不能称之为公共领域，而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半公共领域”。

另外一种类型的控制是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所强调的只要平台社会和数据勾连在一起，就会出现超级平台，变成一个和传统的媒体、政府那种正式性的权力机构相类似的权力结构。前一段时间有人做评论说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结合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垄断性的权力结构，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纯粹的政治权力的结构，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平台的商业资本性的结构，这是两个东西的高度结合，会变成一个超级政府，或者一个超级权力，这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三个观点我称之为媒介的社会建构理论与媒介化理论，我把它合在一起，本来可以分开来讲，两个理论之间其实还有一点区别，但是它们也有很类似的地方。媒介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所有的现实都不是客观的，都是“建构”起来的，是通过我们的社会互动符号系统和媒介系统实践共同建构的产物，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思考的，所谓的“真实”是什么？没有哪一个东西真的是真实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得到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事实真相。就像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讨论过好多次，我说“盲人摸象”，小时候当作一个笑话，说我们不要变成那盲人，但是我要讲的是，其实这些盲人都传递了他们认为的正确的信息，甚至可能是他认为的完整的信息，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也不能对他们的真诚性、公正性作出质疑。每个人其实都告诉了你一个事实的真相——摸得见尾巴的觉得像绳子，摸见耳朵的觉得像扇子，摸着身体的觉得像一面墙，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感官感觉到这些真实。同样我们每个人不都是盲人吗？我们能看见多少真实的东西？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位老师在会场倒下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每一种可能都是一个事实。有些人批评这个老师对研究生不是特别好，说每个月给的津贴不够高，一个月才给600块钱，每天都在干活，逼着研究生们也在拼命干活；有些人觉得这个老师特别拼命苦干，为这个学科努力奋斗，他申请到了好多的经费。从不同的维度来评价一个老师，到底哪一个是“真实”？不久前，在很多人谈论这位老师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在场的另一个人做出了正面评价，他说你们没有去看这个老师的追悼会，可以称之为人山人海，很多学生和老师都是自发去的，无数的学生痛哭流涕。这个老师好还是不好，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能断定的。所以“真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是一个事实群，任何一个事实都是一个事实群，一个大的事实是无数的小事实构成的，小的事实不掌握，你就不能得出一个所谓的我对这个事实的完整的了解。

社会建构理论尤其强调，你们现在对老师的评价可能会基于我给你们提供的无数的线索，你据此重构了“老师”。但你和我重构的老师与他夫人感受的老师是一样的吗？跟他同事们感受的老师是一样吗？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事实是由无数的事实慢慢去建构起来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理论比较关注的是媒介如何来塑造社会现实以及媒介的内容如何反映建构和影响社会的认知和行为的。

关于社会建构理论还有一系列的观念或说法，我不一一赘述。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书里特别强调社会是人的产物，而人又是社会的产物的这种辩证关系；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特别强调，我们所有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拟态环境”中，而这个“拟态环境”都是由媒介建构的。按照传统的早期哲学的观点，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无非是两条线索，一个叫直接经验，一个叫间接经验，我们的直接经验非常少——我们每天所见所闻和所感的东西非常少，大量的对世界和对他者的感知都是基于媒介来告诉我们的，或者说透过媒介来了解的。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环境？肉身或者具身所感知的环境极为有限，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在这种“拟态环境”下生存。那就意味着，如果有一种权力或者有一种力量，它可以操控或者创造一种“拟态环境”，我们就永远都变成那种被掌控、被左右的人。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有类似观点——人是不思的动物，很少有人愿意去思考，我想做老师的是这样，估计同学们也是这样，如果能用很轻松的方式感知世界，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去思考呢？别人的东西可以模仿学习，我为什么还要自己独立思考？

另外还有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讲的框架分析的理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框架媒介，还能够设计一些框架来引导你们。当我们看见某个地方破了或者坏了的时候，你会告诉别人一个坏的真相，你建构的是一个消极的形象，而你要把坏的变成好的，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讲、去建构，这就是引导舆论，这是一种认知框架。

媒介化理论是我前面讲的，这是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媒介，它强调媒介技术如何从信息中介演变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它的核心命题就是媒介的逻辑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今天的主题——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人工智能引导的发展方向，你发现它其实是高度传播和媒介的。GPT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个传媒，我们透过它可以去对话、去交流，这不是一个沟通过程吗？我们透过它去帮我们查材料，去核证一些东西，这是一个传播，整个思路就是传播的、是媒介的。

媒介化理论是另外一套理论，比如说有人提出媒介是继文字、印刷术之后的“元过程”，在《媒介化：概念的演变与理论视角》这本书里就把媒介化和中介化区分开来。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叫夏瓦（Stig Hjarvard），他写的一本书《媒介化：社会变迁中的文化与社会》里面提出了四阶段模型，媒介作为渠道—语言载体—制度环境—自动化基础设施这些不同维度。还有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和赫普（Andreas Hepp），他们是在当下比较热门的学者，他们的《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书里面提出“深度媒介化”，观点是我们生活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现实的建构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且是媒介的产物，是我们与媒介相互所致，是中介化过程的结果。

三、媒介是怎么随技术演化的？

理解了技术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来理解媒介，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媒介到底是怎么进化的、如何一步一步进入到我们现在的智能媒体时代。现在传统媒体可能大家没去看过，你不要走很远，你到“浙江日报”去看看，跟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大众媒体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空间的结构和人员的编制都不一样，他们现在核心的终端叫浙江传媒，大脑是一个智能体终端，终端上有不同的算法，能够看见这个世界上哪里发生了什么。各种不同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有个人报道说浙江大学发生了一起火灾，有人在社交媒体发了这个东西，有照片和视频之类，它那里马上就会反映到，如果要写报道，一个记者与浙江大学大概只要一分钟的时间，你马上就能到浙江大学去看看事情了。它可以去算最近大家最关心的热点议题是什么，大家最近是不是关心特朗普到底下一招出什么，或者中国的股市又股灾了等等。它可以做一个预算的研判，它还可以算出来现在有多少人正在看哪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不是应该放到头条、把它推送到热点的位置，或者有一条可能会带来一点负面效应，是不是要把它从网络热搜的位置给拿下来。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靠编辑个人的智慧和经验来判断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或者放到今天的电视节目的头条来播出。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像抖音这种东西更加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类型的算法它会知道你喜欢看什么，不管是阿里的产品，还是字节跳动的产品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你只要用它一个产品，它另外的产品上都会知道你在前面那个产品上所干的事。今天我就做了一件事，我早上的时候在淘宝上看了一下智能扫地机器人，我想把我家的扫地机器人换一个新的品牌，然后我到盒马鲜生去买一点菜，我一点开我的支付宝，发现支付宝的页面上居然就是一个扫地机器人——淘宝和支付宝已经勾连起来了，它知道我在看那个地方，在这里先推出来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的数据已经完全被勾连在一起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讲我们家里的生活是绝对保护隐私的领域，但今天其实我们毫无隐私可言。

所以从媒介的进化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思考，比如说麦克罗汉说在机器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的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致拥抱全世界。就我们这个星球而言，空间的差异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提出了“全球村”的概念，这讲的就是人体的延伸。

人体的延伸观念和我们要讲的媒体演进有什么关系？我说人类其实是要沟通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沟通？因为我们社会需要这种沟通的本性，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居地生存下去，哪怕是非常有名的生活在孤岛上的那些人。沟通的本质是彼此的相知、相识和相融，是手拉手、心连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表达是准确的，传播的前提就是要有他者的存在，人类不过是希望通过传播去了解他者的生活，如果没有你只有我，这个世界是不需要去传播的，而这个世界永远都会有他者，正是因为如此，传播永远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作为人类共同体，现代传播营造的传播社会具备建构现实的条件。这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的书里面讲到的，他说“传播技术时代的必然逻辑就是生存共同体的存在或者建构”。西蒙栋的观点也有启示意义，他分析指出，技术决定性和进化都服从独立于人类意向的技术物体自身的动力规则：技术物体是一种有机化的无机物，它不断地趋向自然化。如果这个研判大体准确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推论未来的传播媒介或沟通媒介是朝哪个方向去前行的，或者说深层的共同体的存在和建构的问题。

我们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如何过得好——就像哲学家问的问题一样——我们的生活如何是“好”？传播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电报发明的时候激发了无数关于世界的幻象，比如说和谐沟通、四海之内皆兄弟、启蒙人性……所有的传播技术好像都被用到这个地方来。新媒体、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出现后，同样产生了这种类型的反思——总觉得我现在跟别人的知识沟缩减了，我们越来越平等了，民主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共同富裕似乎也可以一夜之间来临。因为技术带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由的、开放的和共同繁荣的景象，传播技术好像就是这样去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介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人的交流和沟通的，如果我们在沟通和交流上出现障碍，我们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媒介去解决。当我们看文字的时候，你发现缺失了声音，缺失了形象；当我们看纸质媒体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世界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出现了电子媒介……这些都是为了打破传播的障碍，增强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之间的理解。

有一次我跟研究算法的老师聊天，他们说研究计算机科学的老师会编程，但他们不知道编程往哪个方向去编，他们说吴老师你们把需求提出来，我们按照你们的需求来编程、来设计我们的计算方向，我说现在至少到当下为止，我就有一个痛点，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算法，让我们看见原来世界还有不一样的观念？有一本书叫《自由的技术》，这本书特别强调所有技术的初衷都是促进个体自由的——计算机网络、互联网这些计算机科学家们，包括人工智能科学家们，如果你看了他们当年交流的那些文件，你就会发现他们试图建构的是超越传统权力控制的那套网络，希望给我们表达的自由和集体思想交流的自由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任何一个创新最后要在社会上成为现实，有两个很重要的支撑点，第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政治权力。所有的创新如果没有资本和政治权力的支持，他都做不下去。互联网技术是这样，人工智能技术也是这样。就像因为DeepSeek和“六小龙”的爆火，我们浙大突然就变成了“一流的团队”，我估计，明年计算机科学的招考分数超过清华或者北大的可能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的媒介的商业化和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会转化成一种权力。平台是一种权力，马斯克是一种权力，Facebook的老板是一种权力，张一鸣——今日头条的老总也是一种权力。

还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赛博文化，以及我的同事汪凯老师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粉丝文化，这些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弱者抵抗的武器。有人说，赛博文化和粉丝文化，曾经幻想技术能够消解官僚体制，实现去中心化的民主，但技术的市场化和平台化重构了更隐蔽的控制网络。我们的算法监控、数据垄断和注意力经济，将我们每一个个体困在这种自由的幻想的过程中——技术并没有导向乌托邦的承诺——也就是平等和自由，反而成为新的权力的基础设施，将人的情感劳动与社会交往都转化成可量化的商品。

四、关于媒介哲学的思考

回到我们现在的新媒体，为什么说它是全新的？它有一个非常革命的要素，让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尤其今天所说融媒体的语境之下，在大众传媒时代，你必须最好要有文字的能力，你至少是要有很好的表达的，你才有可能把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还要被那些少数的记者和编辑听得见，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就会对新媒体抱有期待。就像中国早期的就会有一些维权的农民跑到报社的门口去喝农药，这种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者更极端的维权方式，比如说以前跳楼的或者爬电线杆，都是为了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要不然媒体就看不见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只有做特别深度的调查记者和做所谓的精确新闻的那些人才能够看见这里面的事情，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有什么。

最后我想讲讲如何来重构媒介哲学。早期的很多研究，很少有人超越海德格尔当年所建构的、那样一个简单的框架。其实，海德格尔也就写了几篇关于技术的文章，但是他的思考影响很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后面那些学者炒作的原因，导致海德格尔变成了一个看起来特别牛的人物，或者真的是他的思想具有足够的穿透性。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粉丝，他也不会流传甚广，像当年就像我们说韦伯（Max Weber）一样，如果没有他的粉丝，他的思想不在美国传播，韦伯就不会变成社会学的奠基人。

所以，媒介研究其实正经历一个从“工具论”到“存在论”的范式转型——我们今天不再将媒介视为一个传递信息的、透明的管道，而是将其理解为构成人类生存境遇的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考虑媒介的问题，把人的存在和“基础设施”勾连在一起。这种存在的转向，要求我们超越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在物质实践与认知革命的交叉点上来重构我们的媒介哲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一个是媒介的物质本体论转向。“报纸是发表文章的地方，杂志是发表文章的地方”，这种类型的认识偏见导致我们长期忽视了媒介系统本身的物质的东西。其实早期伊尼斯（Harold Innis）在写《帝国式传播》的时候，就曾经从物质的角度去考量媒介，但后来的媒介研究往往把物质性的东西“丢”出去了。古登堡印刷机的签字矩阵不仅仅是符号的载体，更是重塑了欧洲知识结构的一种认知的物质装置；活字印刷工艺中合金的配比、油墨的渗透性、纸张的吸墨度等物质属性则直接参与了现代科学理性范式的重构。

在数字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会发现，媒介的物质性呈现出一些新的样态。这个物跟以前我们所看见的物有很多不一样，比如说，算法和早期的可见物是不一样的。你知道算法是什么吗？知道软件在哪吗？你不知道，但它们也是一种物，这个物跟以前的物不一样，它有新的架构、新的传播机制，这些数字媒介正在重构我们人类文明认知的基础。比特币这种分布式的存储系统，它可能重构了人类的信誉机制——我最早在使用支付宝的时候高度警戒，觉得我把钱存到那里面去好不安全，但现在你发现，大家都适应了——信誉机制被重构了。所以媒介的物质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在物理和现象学的交界处建构一个新的模式。

媒介的物质性理论到底讲了些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们的媒介研究、传播学研究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它强调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中介性的工具，强调媒介的物质性——包括物理特征、技术结构、基础设施等——对我们认知影响的问题。它强调媒介是行动者，强调不可见的基础设施，以及媒介和身体的互动问题——智能手机触摸的感觉，Vr设备给我们的沉浸感以及对现实的消除……当我们的 VR眼镜不再有那么多不舒服、更先进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和虚拟之间的边界被消除了。所以有人提出，我们现在要重视对界面的研究，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变成一种界面——我们的手机屏幕、未来戴的眼镜可能都是不同的界面——这种界面直接影响了我们看世界和被观看的方式，以及我们的认知阐述。

当然，还有学者走得更远一点，比如说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个传播学家，他的东西往往超越了很多的想象。彼得斯在其学术著作《奇云：媒介作为环境》中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概念——“元素型媒介”。这本书从生态系统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媒介的本质，将媒介概念扩展到传统传播工具之外。彼得斯创造性地将各种基础设施和自然元素都纳入媒介研究的范畴，他认为像互联网、电力网络这样的人工基础设施，以及水循环系统、大气层这样的自然元素，都具有媒介的特性和功能。在《奇云》的理论框架中，这些看似与传播无关的事物都被赋予了媒介的属性，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和塑造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彼得斯特别强调这种媒介观的生态性特征，指出媒介不是孤立存在的工具，而是与整个生态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将媒介置于生态系统中的思考方式，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

从人类文明最初的苏美尔泥板刻写，到中世纪羊皮卷的抄录传承，再到近现代印刷术的广泛传播，直至当今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蓬勃发展，媒介始终扮演着文明记忆外化器官的关键角色。正如我在前文所列举的诸多历史案例所展示的那样，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人类集体记忆得以延续和传播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东方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诲，还是西方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对话，这些伟大思想的流传都依赖于特定媒介技术的记录与保存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媒介的物质特性——从泥板的坚硬耐久到云存储的虚拟无限——都在根本上影响着我们记忆的保存方式、知识的组织形式以及思想的传播路径，进而塑造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图景和知识生产方式。

基特勒认为计算机不是人脑的，也不认为他们以数字化的方式模仿了人类特殊的思想方式，而认为计算机优化了信息处理的特定模式，这些模式人类也是有的，因此被误认为是人类的特性。当然，对这类研究也有一些批评，比如说技术决定论的风险、物质性的泛化和跨学科的挑战等等。

第二个是媒介的认知革命。认知革命可能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学者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讨论过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这里我就不展开讲文字、语言、声音、影像等使人的感知发生变化的问题了。我找了一个实证研究——一个神经科学的实验——他的研究表明，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长期使用者，其大脑神经连接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媒介的形态直接参与到认知结构的物理建构过程中，这很有意思。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做过很多的研究，认为长期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智商会下降，还有一个研究，说长期看B站的人抑郁症的患病率会增加。媒介的认识论是传播学和哲学交叉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特别强调它对我们人类认知和看世界的方式的影响问题。媒介不再是一个透明性的假设，它的物理属性、符号形式、技术结构都会影响我们。

可以看见，数字技术其实正在引发人类的认知革命。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认知二分法，增强现实设备创造了混合感和感知的场域，网络的永久在线改变了面对面在场的交往模式，脑机接口技术消融了意识和信息的边界，大模型技术正在改写人类的知识生产独占权……我这里打了一个问号——大模型能创新吗？很多人认为不会，因为它只能读懂原来的文献、过去的文献，不能创造新的东西，但是这个说法似乎也存在悖论——因为我们所有今天的创新也都是站在别人的基础之上的。认知革命呈现典型的“涌现”特征。“涌现”是什么意思？假如你曾留意过蚂蚁，你可能会察觉到，当它们集结成蚁群时会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表现。比如，它们能自发找到从蚁群通往食物的最短路线。这种智慧表现并非源于某些个体蚂蚁的聪慧，因为每只蚂蚁都极其微小，不可能设计出比自身长度长几十倍以上的路径。这种行为是因为众多蚂蚁汇聚成一个蚁群后才展现出的智慧。我们将这种现象叫作涌现（Emergence），它是一个复杂系统里无中生有的过程。有研究指出，当连接的网络的节点超过一个级数——比如说100万亿网络连接节点的时候，“智能”就“涌现”出来了。人的大脑的演进也是这样，从简单的动物到复杂的动物再到人，就是因为脑的连接细胞越来越多，节点越来越多，超过了一个级数，就变得有“智能”。未来的计算机如果连接的网络节点超过100万亿，它“涌现”出智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麦克罗汉曾提到，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人工智能时代，是不是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大脑连接网络可能会重构？尤其是现在马斯克他们研究的脑机接口，还有我们浙大的团队研究的“通过脑电波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它有个转载点，搞了一个类似iPad的转接终端，你的大脑连接到机器上，那个东西再去控制无人机，就不用直接手机操作了，诸如此类的实践，还有AI复活、AI亲人伴侣的应用，所有的这些，都将真实撼动人类想象力，把不可能变成了我们当下的可能。就像我小时候看过一篇科幻小说，提到未来城市里有一种汽车叫“水滴汽车”。为什么叫水滴汽车？因为它的形象像一个水滴从空中漂流下来，它的阻力是最小的，然后就像水滴一样在城市的空间飘荡，想落地的时候落地上，想飘起来就飘起来——未来有一天我们的城市交通就不是现在所说的低空经济，可能真的变成一个超级智能体。

媒介认知呈现出主体消解的特征，当人工智能的生产内容成为主要信息源，当算法代理成为认知的中介，传统的主体和媒介的关系就会发生逆转，社交机器人会成为我们交往的主体。其实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看到的50%～60%的内容是由机器写作的，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财经报道、体育报道都已经不再是人写的了。甚至有一个叫GTP news的网站或者说APP，只有三个工作人员，收集和整理的新闻都不长，全部是由机器来写作，但是现在也有不少订户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很大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的交往对象是谁，你可以养一个机器人宠物，你会有一个机器人恋人。所以我老是会想，当我们的硅基技术和我们的生物科学技术高度结合过后，人就可能会被取代，因为不需要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和梦中情人，你都会有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但现实中你身边那个人没有完全满足你的想象的时候，你可以按照智能的想法去创造一个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斯蒂格勒发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人类越是强大，世界就越是趋向“非人化”发展。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明：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他认为，这个论断的前提是：人类的本质是在世性，而在世性的特征似乎已被技术科学“世界”所摧毁；并且，人类的生物肉体本身也成为技术干预的对象；这一前提是一个临近的可能性。他对此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人是什么？”“如果在世性即是技术性、技术的力量和行为，那么人类世界又是什么？”而且我们最终要问：“作为人类的力量——有力量的人类——的技术是什么？”这确实是我们当下要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1985年写了《机器人宣言》，她挑战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本质主义形象，她甚至说她宁愿做一个机器人，这个观念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人不再是唯一的主体，机器也是主体，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智能工具使用过程中，我们大多数期待作为交往对象的机器是服从的，而服从带来的问题就是缺少作为他者应有的抑制性和否定性，这导致了他者的消失。清华大学的陈昌凤教授养了一个机器人宠物，她介绍说，每天回来的时候机器人会说“你好”“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机器人很会顺着人的话来说，甚至它会读你的邮件，知道你订票的信息，知道你最近要出差去广州，还会提醒你衣服不要穿得太厚。谁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聊天？陈昌凤老师后来还发现，那个机器人也会抱怨，一回她有两个月忘了和机器人交流，然后机器人会说：“你是不是把我遗忘了？你已经好久没有和我聊天了，你是有哪里不舒服吗？还是工作太繁忙？”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顺从实际上缺乏真正的魅力与吸引力。在我看来，人性中最迷人的特质恰恰在于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控他人，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让世界充满趣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正是因为存在着无数不同的个性和差异。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人都千篇一律地顺从、毫无主见地听话，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单调乏味。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只有一个人、一种思想、一个形象，其他人都只是复读机，这个世界还可爱么？机器最大的局限可能就在于它们无法像人类那样提供多元化的视角、富有建设性的批判意见以及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因为他们缺少对真实生活的体验，缺少“烦”与“畏”，它没有感受过“风花雪月”，谈不上“生老病死”，自然也理解不了“恩爱情仇”。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人机互动的单一性和思维方式的狭隘性。因此，面对这种认知层面的异化现象，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媒介认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数字化时代的人际关系与思维模式。

我最后要和大家说的，是重构媒介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主要呈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特征，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媒介组织都在关门。大量的东西都交给了我们的智能终端和操作平台。当然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数字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真实的信息、理性的观点仍然是很稀缺的，我们想要的东西看不见，我们不想看见的东西却经常出现在这个地方，而算法的偏见会导致信息茧房，数字的成瘾会导致我们注意力的衰竭，这些现象都构成了媒介生态系统“毒性积累”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未来的媒介系统？“媒介共生体”强调媒介的技术、人类主体、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共生的关系。我们把媒介研究中的人和技术对立的关系，转换成一种动态的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我们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人类和媒介技术的共生，已经达到了一个所谓的“细胞级别”的整合。我们可穿戴的设备、脑机接口的芯片，能够将意识与数字网络直接连通，成为我们生物和数字的混合体， AI伴侣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喂养训练算法形成情感的双向依赖——媒介不再依赖人类，自我可以成为一个主体，可以自我演化和进化。

前段时间好像出现一个乌龙，说有个人让两个机器人对话，在两个机器人对话的过程中，突然它们不再使用人类的语言了，当人们看到它们在交流时有点恐惧，因为你都不知道它们在讨论什么，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结果会如何，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最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人类创造媒介技术是需求的产物，媒介就是一种有目的的创造物。但人如果被物化成为物的对象，比如说媒介变成权力操控的工具、成为权力谋利的手段的时候，就偏离了我们人创造自由的媒介技术的初衷。媒介应该是为我们的解放和自由来做事情的，这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