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中国造不出高端芯片？中国半导体发展，少不了她们！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跨越时代，中国的半导体事业由他们开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要知道巨人本身。

1921年，谢希德出生在福建泉州的书香世家，父亲是燕京大学教授，母亲是厦门大学高材生。本该顺风顺水的人生，却在17岁被一场骨关节结核病彻底打乱——她被迫休学四年，错过了三次大学入学机会。

但这个倔强的姑娘在病床上自学完高中课程，第四次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从此与物理结下不解之缘。

1947年，她赴美留学，在MIT拿到博士学位时，新中国刚成立。归心似箭的她却遇上了冷战铁幕：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理工科留学生被严禁回国。

为了突破封锁，她想出“曲线救国”之计——先去英国与未婚夫曹天钦结婚，再辗转回国。谁知英国签证官刁难：“空口无凭，拿证明来！”关键时刻，英国友人李约瑟（就是提出“李约瑟难题”的那位）亲自担保，甚至掏出预购的回国船票，才让她冲破封锁。

1952年，谢希德历经三个月颠簸，从香港入境，终于回到祖国。此时的她不会想到，自己将在复旦大学开创中国半导体理论研究的先河——与黄昆合著的《半导体物理》成为行业“圣经”，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

更令人震撼的是，1966年她被确诊乳腺癌，术后仍坚持教学；特殊时期被关进“牛棚”（竟是自己筹建的低温实验室），却在磨硅片时改良抛光工艺，提升芯片良品率。

这位“用癌症对抗时代荒诞”的女科学家，直到2000年逝世前，仍惦记着半导体表面物理的研究。

1955年，林兰英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首位中国女博士，她的博士论文震惊美国物理界，却因此被列入“禁止回国名单”。

美国公司开出年薪1万美元（相当于国内24倍工资）的诱惑，她却在1956年以“母亲病重”为由，放弃一切，踏上归途。

离境时，FBI对她搜身、翻行李，没收了6800美元支票，却漏掉了她藏在药瓶里的“秘密武器”——两支各150克的锗单晶和硅单晶。这两瓶“药”，正是中国半导体材料的“火种”！

当时美国断言“中国20年内造不出硅单晶”，苏联专家预测“至少到1968年”，而林兰英回国仅半年，就拉出中国第一根锗单晶；第二年，硅单晶研制成功，比美国仅晚一年！

更牛的是，1962年她攻克砷化镓单晶，其电子迁移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让中国在光电子领域弯道超车。

这位“把美国技术封锁当废纸”的女院士，一生未嫁，将全部积蓄和科研成果捐给国家。当美国再次以高薪诱惑她“回美国定居”时，她只说了一句：“我追求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让中国芯片站起来！”

在半导体江湖，有句话叫“中国搞半导体的，都是黄昆的徒子徒孙”。这位与杨振宁、张守廉并称“西南联大物理系三剑客”的天才，曾让杨振宁感叹：“与黄昆同住的时光，是我科研生涯的转折点。”

1945年，他放弃英国优渥条件，响应恩师饶毓泰的号召回国，在北大一待就是26年，奠定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教学基础。

1956年，国家启动“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黄昆与谢希德牵头创办中国首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培养出200多位行业骨干，堪称“中国半导体黄埔一期”。

他编写的教材、提出的“黄方程”“黄理论”，让中国半导体理论研究直接与国际接轨。

更令人敬佩的是，1977年他临危受命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骑车上任，被门卫当成“农民老头”——这位“最不像领导的科学家”，用五年时间让中国半导体研究重新追上世界脚步。

2002年，他捧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词写着：“他以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诠释了科学家的本质。”

这三位大佬的故事，串起了中国半导体的“黄金十年”（1956-1966）。那时的中国，半导体研究与美国差距仅5-7年，领先韩国十年，连日本都只能望其项背。

然而，特殊时期的到来让一切戛然而止：1976年，中国半导体水平已落后美国二三十年，全国600多家工厂年产量仅为日本一家工厂月产量的1/10。

但即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谢希德在牛棚改良工艺，林兰英在批判中坚持实验，黄昆在质疑中筹建实验室——他们用“死磕”精神，为中国芯片保住了最后的火种。

如今，当我们为华为麒麟芯片突破欢呼时，不应忘记这些名字：谢希德，用理论搭建起半导体大厦；林兰英，用材料铺就芯片地基；黄昆，用教育培养出代代栋梁。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芯”奠基人，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逆行者。正如北大师生送给黄昆的对联：“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志兴华夏，喜看徒子徒孙尽栋梁。”

美国或许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能涌现出这样一群“把国家命运扛在肩上”的科学家。

当我们今天讨论“芯片自主”时，不该只盯着光刻机和制程，更应记住这些名字背后的精神——那是一种“把封锁当成动力，把空白写成传奇”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