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进京赶考能领到多少路费，如果落第会不会流落街头无力返乡？

科举路上，也不是谁都能只靠一口气——你说要是碰到钱袋瘪、又遇上雨雪连天，路上还蹦出个坏人，这赶考的日子怕不是能逼疯人。不过，把日子过成小说里的“举人哭着讨饭进京”，其实也离了点谱。今天闲聊聊聊清代那些真真切切的举人，他们怎么把考场当远方，又怎么两手攥着路费，心里却还是打鼓。

先别急着入戏。书里说穷书生穿破鞋走千里、干粮只剩一口，宛如只要你胸怀大志，京城的门就会为你敞开。但实际上清代能进京赶考的，都是过了乡试、落袋为安的举人。说白了，这批人已经算是地方上的“人才池”，家里未必大富，但绝少真穷到要靠乞讨走路的。所以，实情或许比故事里要温和一点，也多了几分世故。

你要说路费，朝廷是真下过本儿的。从顺治年间起，全国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政府直接发路费，名儿叫“盘银”。这可不是“随便给你点零花”，而是按你离北京远近、地段贫富，细细斟酌算出来的。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广东琼州府举人，盘银能拿三十两，这差不多能买四千多斤米，算下来一路吃喝赶考都富裕。但如果你碰巧是山东举人，一个路点就只给一两，顶天够买一百多斤米。听着是差了些，但是你要琢磨：琼州去北京，翻山越岭，没有高铁不通，荒野里一走就是月份；山东离京，也就几百里，撒撒腿就到了，按理说省钱。

细算起来，朝廷也是“精打细算”的——米价随着地段浮动、一两银子能顶多少顿饭，都是给算进去了。但别以为这样钱就“落袋为安”，路上的意外才是“现实考试题”。广东人一路得花仨月，雨淋马蹄断、客栈门槛烂，哪儿都能让你多掏银子；有钱也不是人人都花得踏实。老有人感叹：“盘银这么多，只是谁敢保证不被衙门‘克扣’？”这可不是胡说——最初盘银必须去省城布政司衙门领，偏远县的考生，光是去一趟喝口热水的钱都快比路费高。权衡再三，不少人只好放弃，盘银只好乖乖进了“衙内”腰包。这种巧劲儿，哪个时代都不缺。

到了雍正朝，似乎有人皱着眉头想了很久，终于改了规矩，让举人到自家县衙就能领钱。好像一切都顺了，但急转直下，“人算不如官算”，有些小衙门依旧找法儿截留盘银，能讹一嘴是一嘴。雍正最后只好摊牌，干脆让正印官亲自把关。这一招短平快，盘银也算是“照章行事”，但鸡毛蒜皮又来了：钱都发了，举人却不见得真去京城。有些人本就“蒙混及格”，知道自己会试无望，钱到手干脆不开路；还有人算着万一落榜，盘银只够一程，回家的票谁买？这便是“赶考又怕穷，盘银又怕亏”。

听到这儿，你会觉得举人像个高智商的“假装出差人”，实际难事还等着。每年朝廷发了不少钱，可真踏上赶考路的没几人。于是官府又来“核销”，要你考试回来，证明你真到了京城，否则回乡要把钱还上。这路引相当于“考场签到”，没它，路上的银两就是废纸一张。

至于会试落第的，日子就更现实了。光进京单程有钱，考试前后的食宿、应酬、等待成绩，至少得耗在京城一个多月。北京物价水涨船高，换作咱们自己去，也肯定囊中羞涩。一群南方举子，路上花掉大半银子，考完身上的钱往往只剩个“零头”，有的还真抄过角门，打算靠同乡接济回家。也有最难的，真在京城街头“捡瓦罐”的，日头晒得人心慌。

雍正心疼到家了，后来干脆规定：落榜举人也能再领回乡路费。这才让考生外出不心虚，专心闯关，大大减少“穷途末路”的尴尬。直到科举废止，盘银这套制度就这样延续着，像一条“确保安全”的绳索，系着千百年读书人的远方。

不过话说回来，科举举人路上的酸甜，钱只是表面。大部分举人乡试到手，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阶层跃升”。家里穷不要紧，乡绅、亲戚、邻居可能都开口“投资”——这咱们现在也能感同身受，谁家孩子考了大学不借点路费？《儒林外史》里范进那寺门前的疯笑，既有文学的夸张，也压着几分现实。真正中了举人，亲家邻居“流着哈喇子”，礼物、猪肉、米面都争着送。贫苦还是走运，命运大半时只看一纸功名，时间也随着考场场次跌宕起伏。

当然，有人中了举人后却还是穷困潦倒，有人无论怎样都骑不进京门。那些带着烟火和石灰味的举子，时常半夜在客栈里翻账本，算着下顿饭还够不够；或许，在摊凉的油糕旁边，有个张三扑在被卷子压过的桌子上，盯着银票发呆，心里念着：“明儿之后，我是回家孝顺父母，还是留在北京漂流。”谁都没说为梦想能付出多少，谁又真明白那纸功名里藏着多少山路雨雪。

我们常说功名如梦，其实路费也就是人生的小小赌注。科举不是穷人靠梦想撑出的奇迹，是成千上万夹杂着现实的流动。或许，读书就是在穷困苦难和前程远大之间，悄悄问自己一遍：“我这一路，真的能撑到头吗？”

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点佩服那群古人？走路不是难题，银两不是难题，倒是心里的那个远方，才最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