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人建国前就曾预言，毛主席会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都是谁？

1912年夏天，湖南正好曝晒着热气。省立第一中学的招生考试现场挤满了穿着中山装的少年。毛泽东淡定又慢条斯理地交上试卷。别人篇幅有限，他的作文够厚一本小册子。主考的阅卷老师翻着这纸质粗糙的卷子，眉头越皱越紧，指尖下的“百端待理”，结构分明，立论锋利，不带遮掩。此前见惯了八股文式的标准答案，这回倒像在井边捞出块璞玉。“这是谁家的小孩？”符定一校长亲自过目，挥手把他叫进了校长室。

符定一，湖南人莫不认识的读书种子。眼镜压得鼻梁通红，最近几夜没怎么合眼也要批讲义，嗓音低低淡淡，提起历史来却难得拍桌。中学的这位校长，阅人眼光不一般。他面对着稚气未脱的毛泽东，认真到像掂量一本新书的封面分量。那天符校长让他当场再来一篇，说写救国。周围人都觉得难为，一个十几岁小孩，纸蘸得飞快，写出来的内容倒不见半句稚气。写完递上，符定一点头称赞，“此人必有大用！”是不是拍马屁？其实私下玩笑，校长自己也没这么夸过谁。

这种领路人的识人本领，不全靠天赋。许多人考学，总有人抄袭前人说法，写完收工。从这一茬十七八岁的新生里，蹦出个不合群的。他在试卷上痛陈时弊，还敢争锋相对。符定一愿主动留他。私下里，教科书的内容塞给所有学生。他专门挑出五六本旧版《通鉴》，让毛泽东借走，反倒腾出来更多聊天时间，谈时局、谈古今更迭。有人说校长偏心，他不在意。闲下来还带着“毛娃子”去书局买书，什么都能聊，有时两人能各抒己见到拍桌争吵。

在后来的农民运动起风时，毛泽东声名鹊起。但在那之前，并非都顺风顺水。1922年，他险些栽在地方军阀的手里。传说当初，是符定一从自家私房里掏了二十大洋，递过来让他脱身。钱虽不多，分量却极重。毛后来走南闯北，这份师生情也始终不散。新中国开国，毛泽东邀请符定一上天安门，坐在众多元勋旁边，足见他胸中的恩义。

等到中南海定居后，每次有宴会，能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不多。符先生总能坐主位。到195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符定一当仁不让。他主编的《联绵字典》，据统计，一共四百多万字。大字典印出来，许多现在的语言专家还感叹他学术之精，许多学者至今翻阅。1958年老先生西去，周恩来来送行，说“识毛于微时”，这一句平实，却重如山。

另一个在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名字，叫杨昌济。湖南人称他“杨先生”。他教书极讲究因材施教，遇到思维敏锐又叛逆的，就绝不死压。他看重的不只是毛泽东的才华，更多在性情里看到了些许“过而能自新”的倔强。杨先生经常和毛讲，改造社会要靠自省，靠合作。他看对眼了的人，会主动撮合。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就是他牵线搭桥才成立的，蔡和森等人都是他成全毛泽东去结识的。

杨昌济挑选朋友，坚信思想和理想最重要。毛泽东的稿子，他反复催他投到《新青年》，他说：“要敢写，也要敢发！”学生胆子也真大。1915年校长张干乱涨学杂费，毛泽东带着学生抗议。当时湖南师范的气氛闹哄哄，最后十六人险些被开除。事后，杨昌济并没向上面揭发学生，私下还鼓励几位“带头大哥”，说要学会用理智维权。

杨昌济的赏识更多体现在大事上。毛和杨开慧走近的时候，并没有家长那种直愣愣反对。杨先生有点看得远了，他不是完全同意，但眼神里默认了：“海内人才，前途无限。”据杨家后人口述，1920年杨昌济病重，临终前致信章士钊提及：“救国，重二子。”二子之一就是毛泽东。这种知遇，和普通师生情完全不一样。

但偏偏命运没太多温情。虽然看着毛泽东崭露头角，杨昌济最终没等到他成为一国领袖。想想那年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西装短发，神情严肃，背后一直有个杨先生的影子。

人和人有时未必志同道合，但另一位识毛于未发的伯乐，却让故事增添了几分戏剧色彩。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和毛泽东原属对立阵营。1926年，两人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全会第一次坐下来，场面气氛微妙。柳亚子老气横秋，说话留半句。毛主席那天风头正健。意外的是，两人后来竟成朋友。

柳亚子以诗见长，才思敏捷。听到毛泽东讲国事，甚至亲眼见了几页他写的诗文，第二天回头就写，留下一句“并世支那两列宁”。用“列宁”来比毛泽东和孙中山，颇有胆识。就算是奉承，也够掷地有声。他向友人透露，毛泽东将来不会输给任何人。

这段友谊建立于政治对立之下，怎么看都不牢靠。可两人后来常常诗词往来。柳亚子在抗战后期对毛的支持日益明显。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公开为毛泽东致词。这段经历一直被后世描述为政见之外的惺惺相惜。

当然，也不是每个身份对立的朋友都能走得长远。就像柳亚子那样，有时观点一撞，就分路了。毕竟，争论多时难免分道扬镳。可这类矛盾，有时恰恰让故事丰富了。

细说下去，三位伯乐与毛泽东之间的情分谁也说不准是哪一环最重要。有人讲符定一给他精神启蒙，也有人更推崇杨昌济识才用才，最后柳亚子的文化认同像一阵东风。可也有旁观者直言，其实青年毛泽东本就天赋异禀，无需别人点石。他们究竟成就了彼此，还是偶然聚首？疑问总也消不掉。

用点实据支持——2022年湖南省博物馆的符定一相关展览，藏品有毛泽东亲笔赠送的雕版书；而据《杨昌济日记》披露，他手写的人才评鉴稿曾在北师大档案馆展出；柳亚子的诗稿，南通博物院还专门数字化保存。这些物证，印证了他们并非臆造人物，的确于重大历史节点或多或少搅动潮流。还经得起互联网上诸如人民网、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复核。

真实的历史就是这么矛盾。往往主角与配角的分界线，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下变得模糊。有时伯乐看对了千里马，有时千里马自己跑出新路。即便这样梳理下来，仍然有人会觉得没有哪个分析角度能讲净其中的复杂与深刻。

走到今天，三位“知遇者”的故事沉在淡淡的史料堆里。毛主席在天安门说话时，谁能肯定他没想着那年长沙街头的恩师和同道？反正事实就在那里。所有翻腾的情感，张扬的少年心事，都成为一张张泛黄的纸页，偶尔被翻出来。被光亮照到，再归于沉寂。

大人物不是天生大。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多了去了，真真假假都藏在岁月缝隙里。这一切都像长河里的眨眼，别太在意谁成全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