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软话，做硬事，“臣服”背后的真相

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里，君主总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皇帝一言九鼎，为所欲为，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而事实上是，君权是有许多限制的，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作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文官集团，在表面臣服于皇权的背后，往往说着最软的话，做着最硬的事。

文官集团几乎等同于士人集团，士人本身是一个最喜欢“议”的群体，在野议，在朝也议。

我们的文化里一向也有“议”的传统，较早的相关记载有“子产不毁乡校”，春秋时子产在郑国掌权，推行的许多政策刚开始老百姓不理解，在乡校里议论纷纷。

有人劝子产把乡校毁掉，子产说没有那个必要，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的批评正好可以做为我施政的参考。

战国时期的齐宣王，就很喜欢别人给他提意见，他把一些爱批评人的游说之士（其中就有孟子），任命为有禄无职（领相应级别的工资，但不属于官僚系统之内）的上大夫，这就是《盐铁论》里说的“不任职而论国事”的那些人，也称“稷下先生”。

后来王朝大一统，君临天下，这个“议”的优良传统被保留下来，发展成“廷议”，士人成为官员，继续参与相关国家大事的“议论”。

每当有大事时，皇帝并不先发表意见，而是交给大臣们讨论，并可就此事展开辩论，然后得到全体或大多数人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做为国家政策来施行。

参与讨论的官员可以直抒己见，不用考虑别人（包括皇帝在内）的面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封驳制度和台谏制度。

隋唐时已趋成熟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职权是这样的，中书领取君主的旨意，门下审核，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领到皇帝的旨意（也叫词头）后，由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中书舍人如果觉得此旨意不合法，可以拒绝起草，然后缴还词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一般会改变主意，如不改变继续下发词头，中书舍人会继续拒绝，拒绝的言辞可能会很谦卑，但拒绝的行动则会很坚决，要不就请罢免臣的职务好了。

门下省则有给事中专掌封驳，中书舍人命令草成后，还得经过门下省的审核，审核通过后，由给事中副署，才能交由尚书省施行。如果经门下省审核后通不过被封驳，那这件事大概率是要办不成了。

也就是皇帝的命令要得以实施，最少要经过中书和门下两次审查，如果当事官员尽忠职守，便可以有效地防止皇帝施政方面的过失。

也就是说，有时候就是皇帝想办点啥事，也挺难。

台谏制度，是保护言官逆龙鳞、捋虎须的，言官以进言纠正皇帝的过失为尽职，而皇帝则可以因受言改过而获得美名。

士自始就是以道自任，忧道不忧贫，忧道不忧命。

作为一个言官的士，其锋芒也就可想而知了。

宋朝也许因为有不杀文官的祖训，言官气焰最盛，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皇帝家里的私事，没有不管的。有一回，曾在影视和文学作品里十分活跃的传奇人物包拯，在宋仁宗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说嗨了，唾沫横飞。

宋仁宗回宫后向嫔妃发牢骚说，今天真倒霉，被包拯的唾沫星子溅了一脸。

自明代开始直到清末近六百年，君权得到空前加强，为了方便朱元璋直接废除了宰相（朱死后成立的内阁的执掌者，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但明朝的言官们比起前辈来，也不遑多让，以死缠烂打著称，经常和皇帝对着干，一边“砰砰”磕头一边向皇上“冒死进谏”，搞得皇帝头都大了。

实在忍不了了，恼羞成怒，当场打屁股，没用。

你是君我是臣，向你屈膝叩头，这是礼；为了大明江山社稷冒死进忠言，更是为臣的本分，也是礼，并且还是忠。

有种就打死老子，打死老子也是死谏的忠臣，而你却将留下杀忠臣的恶名，你不惜名，我何惜命！

碰见这种说软话拉硬屎的，皇帝也难啊。

明朝著名的正德皇帝朱厚煦，曾经封自己为公爵、太师、大将军，使自己的“官职”凌驾于所有的文武百官之上，除了他天性顽皮淘气，估计皇帝做起来有时没太师、大将军什么的痛快，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汉武帝以前，丞相的权力极大，丞相职权内的事，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随意干涉。

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就是经常为汉文帝身上长的疮吸脓水那个，特别有钱），因为在皇帝和丞相面前简慢失礼，被丞相申屠嘉檄令召至丞相府惩罚。

吓得邓通请求汉文帝出面求情，汉文帝也得小心翼翼、瞅准时机，等丞相气出得差不多了，才派人去向申屠嘉求情。

此后，其名称、职能虽然几经变迁，但相权对君权的有效制约，是一以贯之的。

武则天的嬖幸薛怀义，武则天让他剃了头发假扮僧人以掩人耳目，出入禁中。

有一回被文昌左宰相苏良嗣撞见，令人打了一顿耳光。薛怀义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状，武则天也只是让他改走北门，别走南门去触怒宰相。

清代大太监李莲英想为养子福海在刑部弄个实缺，托慈禧向刑部尚书葛宝华说情，葛宝华以于法度不合，直接拒绝了，慈禧也没办法。

鲁伯阳向珍妃买官，由光绪皇帝简放上海道，刘坤一先是卡着不让他上任，然后直接上折奏劾鲁伯阳，罢了他的官，一点都不给皇帝面子。

这说明，在“黑暗的”帝制时期，尽管与人家英国的“王在法下”相去甚远，但我们是有法的，也是有人守法的。

到了1917年6月，总统黎元洪受张勋逼迫解散国会，因为没有国务总理副署命令（段总理已被黎免职，李经羲又没有就职，不算国务总理），急得黎总统团团转，派夏寿康拿着一纸空白命令，到处乱找人签名副署。

最后幸有步军统领江朝宗“危难之中显身手”，主动要求副署这道命令。黎总统如获至宝，赶紧发布一道由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的命令，算是从法理上走完这道程序。

虽说可笑，总算“守法”。

至于有些连这道遮羞布都懒得扯的，更是等而下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