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将军，提前3个月安排家人离开台湾，距离他被捕仅有两个月

文｜一只筷子

编辑｜小茴香

1950年6月10日枪响之时，陈宝仓望向的方向，是五个月前他亲自送妻儿前往的香港，此决定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也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无数革命者所面临的终极考验。

历史的吊诡在于，最正确的选择往往也是最痛苦的选择。当1949年底台湾的政治气氛急转直下时，陈宝仓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信号。

那会儿他是国民党国防部的将军，他比旁人更清楚白色恐怖有多厉害，蔡孝乾叛变闹得愈发厉害，街头的特务也越来越多，报纸上老是满是“破获匪谍”的消息，这些都在给他敲着警钟。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12月，陈宝仓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送走最爱的人，留下最危险的自己。这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部署。

他清楚自己还没完成的使命，台南岸防炮位的具体坐标，还有海防部署的核心机密，要是这些情报没法及时传出去，那可是直接就会影响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那时候妻子师文通不明白丈夫为何执意坚持，在她心里，一家人团聚比什么都要紧，而且陈宝仓在军队里的地位与人脉，要安全撤离并非难事。

可她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陈宝仓的特殊身份，他的离开才会引起更大关注。一个国防部的将军突然消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搜查，届时不仅他本人难以脱身，连带着整个情报网络都会暴露。

为保障家人能安全离开国境，陈宝仓动用了自身在商界的关系网，他所联系的顾伯诚是英商怡和洋行的经理，该公司在当时的香港颇为重要。

借助“商业考察团家属随行”的身份安排，可避开特务重点盘查，且能走相对安全的客轮航线，此精心设计的撤离方案，彰显出陈宝仓身为职业军人的缜密思维。

1950年1月12日的那个清晨，基隆港的客轮汽笛声中，陈宝仓站在远处的巷子里目送家人离去。

他没出现在码头，是因为一点异常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关注，这种克制的背后，是对家人的深情以及对使命的坚守。

从做决定到付诸行动，整个撤离的流程就花了一个月，这效率的背后是对时局判断得很准，还行动特别果断

家人离开后，陈宝仓工作时更加小心谨慎，他和吴石见面的频率从原先每月两次变成更隐蔽的方式，每次见面不仅要换身衣服，还要选不同的路线，就是为了保证绝对安全

将近两个月都处于这种小心翼翼的状态，到1950年3月蔡孝乾完全叛变，整个情报网络便开始瓦解，3月3日吴石被捕的消息传来时，陈宝仓其实还有机会逃脱。渔船、小路、化名出境，这些逃生方案都有人为他准备。

可他却选择了最为危险的途径：确认接头人员的安全，销毁剩余的情报，妥善处理好所有的善后事宜，这近乎固执的坚守，源于革命者的责任感以及对同志的情谊。

3月29日的那个早晨，当特务围住陈宝仓家门口时，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镇定。没有反抗，没有求饶，只是平静地托邻居给家人带话。

军人本就该如此从容面对死亡，此乃信仰之力，在审讯室，面对特务的威逼利诱，他仅言：“我做事要有始有终”，仅八个字，却道尽革命者品格，彼时诸多因由改变立场叛变投敌，而陈宝仓择最艰难之途。

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因为不知道危险，而是因为知道责任。从1950年1月12日家人离境，到6月10日马场町枪声响起，陈宝仓独自度过了将近5个月的时光。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完成了最后的情报传递事宜，为解放军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军事情报；台湾海防部署概要上那个“仓”字的签名，成为他为革命献身的最佳印证。

师文通于香港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彼时距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恰好5个月，那张1953年送来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她反复地抚摸着，仿佛能从那些字里行间触摸到丈夫的温度，证书虽然很轻，可是里面蕴含的感情格外厚重。

1954年，当陈宝仓的骨灰被运回大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师文通终于实现了丈夫生前的承诺：“我们回家了”。这个“回家”，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精神层面的圆满

历史往往于细节中彰显真相，陈宝仓的抉择看似很平常，可实则十分复杂，在家庭与事业、生存和信仰、个人同集体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这种选择的代价是巨大的：5个月的骨肉分离，未能兑现的团聚承诺，孩子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不过正是这样的抉择，使得陈宝仓拥有了历史地位，在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众多革命者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抉择。

他们以自身的牺牲换得了后人的幸福，以短暂的分离成就了永恒的团聚，陈宝仓的事迹使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并非是不流泪之人，而是流着泪仍继续前行的人，他们深爱家人，却更钟情信仰；他们期望团聚，却更明晰责任。

面临生与死的抉择之际，他们选择以生命去彰显忠诚，借牺牲来书写伟大的爱，那个1950年的冬天，陈宝仓送走家人时也许已经预感到了结局。可他依然选择了留下，选择了坚守，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事业画下句号。

那一代革命者所具备的最可贵品质，乃是这种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去做的勇气，此亦为我们当下仍需铭记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