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和“道统”及其辩证内含

张文木

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1]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2]，卒于毕郢[3]，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4]，先圣后圣，其揆[5]一也。”[6]孟夫子说出了华夏文化的形成是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的结果，即它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部族比如对夏文化有初创贡献的“夏国”一家的专有文化，而是中原“诸夏”共同的创造的，但不管华夏文化的主体在空间上如何转移，但其守正的原则，即都要与夏文化的“符节”对标，与夏文化的道统即孟子说的“揆”相一致。孟子说，只有与华夏文化的道统相一致的民族和文化才可以“得志行乎中国”。

朱熹比较多地用到“道统”的概念，但对“道统”的认识则贯穿华夏文化始终。如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7]朱熹注意到孔孟以来学者在谈到“道”时虽思想一脉相承，然所用概念不一，这就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表述，因此，他便借给陆子静（陆九渊）复信提出“道统”的概念。他说：

夫子[8]之圣，固非以多学而得之。然观其好古敏求，实亦未尝不多学，但其中自有一以贯之处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虽有一而无可贯矣。又何足以为孔子乎？颜、曾[9]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贡[10]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但未有禅学可攺换耳。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反复来书，窃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颜、曾自处而轻之也。[11]

朱熹告诉陆子静：孔子的圣明，本来不是靠广泛学习得来的。但看他喜好古文化、勤奋探求的态度，其实也并非没有广泛学习，只是他的学问中自有一个核心思想贯穿始终。如果仅仅像这样空洞杜撰，即便有某个观点，也没有能贯穿的核心，又怎么配称为孔子呢？颜回、曾参之所以能独自继承圣人的学问，正是因为他们既广泛学习文献、又以礼仪约束自身，方方面面都兼顾周全，也绝不是像这样空洞杜撰。子贡虽然没能继承儒家的道统，但他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不在现在人之下，只是当时没有禅学能来篡改儒家思想罢了。周敦颐、程颢与程颐生活的时代，虽然在孟子之后，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与儒家圣贤有不谋而合之处。反复读你（陆子静）的来信，私下担心你对他们（指孔孟及其学生）的言论多有疏漏或理解偏差，恐怕你（陆子静）不能仓促地以颜回、曾参自许，从而轻视他们的学说。

那么，何为“道”？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2]这说出了华夏之“道”中一以贯之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关系中即“合而言之”的“人”。许慎说：“仁，亲也，从人从二。”徐铉等注：“仁者兼愛，故从二。”[13]这个“二”就是统一于社会关系中的“人”。这正合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

由此就可以回答，华夏文化是以“道”为纽带的，而“道”又是以（抽象的）“人”为本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所在；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到此止步，这里还需要深究的是，在中国儒学中一以贯之的“仁”，说的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关系中的人，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只能是阶级人。由此而论，儒学“道统”的原则不仅仅是以“以人为本”，它更是以关系中即统治秩序中的人为本。既然是关系中的人，那“仁者爱人”中的“爱”就是由“恨”规定的结果，这样，孔孟“仁”学的本质就不是片面的“爱”，而是爱与恨的统一，不然孟子就不会在“仁者爱人”的同时又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5]，孔子也不会将那些看似忠厚而实际上不敢斗争的伪君子称为“乡原”，痛斥他们：“德之贼也。”[16]关于“仁”的对立统一的性质，孔子说得比孟子直白，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7]

综上可见，在华夏文化中被视为“道统”的“以人为本”，只是在抽象意义上的理解，但在实践上，这里的“人”，则是具体生产关系即“仁”中的“人”， 同时更是处在“否定之否定”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进程——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否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些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在抽象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对于实践中的“仁本主义”则没有认识。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批评郭沫若说：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19]

这里毛泽东说的是汉以来被“儒学修正主义”鼻祖董仲舒修改过的“孔夫子”，对于先秦时期的孔子，毛泽东则给予以较多的肯定。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时批语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20]；“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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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诸冯、负夏、条鸣，皆古地名，在中国东部。范文澜认为孟子这句话的意思“舜生于诸冯（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人之也”，是舜居地在东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2页。

[2] 歧周:指岐山下周的旧邑，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3] 毕郢:相传是文王去世的地方，在今陕西咸阳东。

[4] 若合符、节:符、节，古代用于多方面作为表示印信的东西，原料也不限于竹，还有用玉、铜、角等做成的，形状有龙、虎、人之别，根据用途的不同而异。一般是分成两半，各执一半，相合无间，拿来代替印信。

[5] 揆，准则。

[6] 译文：孟子说：舜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卒于鸣条，是东方人。文王生在歧周，卒于毕郢，是西方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在中原得以推行的意志，却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古代的圣君和后代的圣君，他们的道路是没有不相同的。《孟子·离娄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页。

[7]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页。

[8] 夫子，指孔夫子。

[9] 颜、曾，颜回、曾参，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

[10] 子贡，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儒商鼻祖，春秋末年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孔子的得意门生，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善于经商。

[11] 《与陆子静·六》，《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6页。

[12]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1页。

[13]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1页。

[1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5] 《孟子·滕文公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

[16] 《论语•阳货》，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17] 《论语·里仁》，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18] 《论语•阳货》，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19] 周溯源编著：《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20]《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21] 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以称申韩之学。

[2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