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之父的学问——竟然全部源自唐朝的一个中亚藩属国？

文／小松

提到“西方科学之父”，多数人会想到欧洲学者，却少有人知：提出地球自转的比鲁尼、创立代数的花拉子米、写下《医典》的伊本·西那，都出生在唐朝中亚羁縻州——昭武九姓地区。他们的成就不是“凭空冒出”，而是中华科学西传的果实。本文用通俗语言讲透这段文明互鉴史，让史实揭开“科学起源”的真相。

人物介绍

比鲁尼（973-1048年），被尊“天文学之父”，率先提出地球自转理论；

花拉子米（780-850年），“数学之父”，著《代数学》确立代数体系，“算法”一词便源自其名；

伊本·西那（980-1037年），“医学之父”，所著《医典》在欧洲沿用600年。三位科学巨人，均出生于唐朝中亚昭武九姓羁縻州，其成就根植于中华科学西传的土壤。

比鲁尼

文明互鉴•史实说话•世事传真

《西方科学之父的学问——竟然全部源自唐朝的一个中亚藩属？》

若把古代文明间的科学传播比作“快递系统”，唐朝就是当时最牛的“快递公司”——凭借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政策，把中国的天文、数学、医学成果打包，通过丝绸之路“寄”到中亚；而昭武九姓地区，就是这个“快递系统”的重要“中转站”，比鲁尼、花拉子米、伊本·西那这三位科学巨人，正是在这个“中转站”里，拆开了中华科学的“包裹”，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学问。

伊本·西那

昭武九姓，不是一个姓氏，而是唐朝对中亚粟特人建立的九个小国的统称，包括康国、安国、石国等，大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而“羁縻州”，简单说就是唐朝给这些小国的“特殊身份”——承认它们的自治权，但它们得向唐朝称臣、纳贡，还得配合唐朝的军事行动，唐朝则会派官员去“指导”，同时把中原的文化、技术传过去。

《旧唐书·西域传》里写得很明白：“昭武九姓诸国，皆役属西突厥，后内附，唐置羁縻州以统之，仍命其王为刺史，得自置官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旧唐书》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这段话啥意思？就是说昭武九姓原本归西突厥管，后来投靠唐朝，唐朝设羁縻州管理，让它们的国王当刺史，自己管自己的官，但得给唐朝上贡，不过人口、税收这些不用全报给唐朝中央。

这种“羁縻制度”，就像今天的“合作共建模式”——唐朝提供“技术支持”和“品牌背书”，昭武九姓提供“地理枢纽”，双方合作把中原科学成果推向西方。而比鲁尼、花拉子米、伊本·西那，恰好就生长在这个“合作区”里，从小就能接触到中原传过来的科学知识。

花拉子米为啥被称为“数学之父”？因为他写了一本《代数学》，第一次系统讲解了用符号解决方程的方法，“代数”（Algebra）这个词，就是从这本书的阿拉伯语名字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代数学》里，藏着唐朝《九章算术》的影子。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牛的数学书之一，成书于汉代，唐朝时被列为官学教材，还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花拉子米在《代数学》里讲的“一次方程”“二次方程”解法，和《九章算术》里的“方程术”“开方术”几乎如出一辙。比如《九章算术·方程》里有“今有上禾三秉，中禾二秉，下禾一秉，实三十九斗；上禾二秉，中禾三秉，下禾一秉，实三十四斗”的题目，用的是“消元法”解方程组；而花拉子米在《代数学》里写的“今有甲乙二人，甲得乙五钱，则甲钱数为乙的两倍；乙得甲五钱，则乙钱数与甲相等，求甲乙各有多少钱”，用的也是类似的消元思路。

更关键的是，花拉子米在自己的笔记里明确写过：“我曾见过一本来自东方的数学书，书中用清晰的方法解决了各类算术问题，我从中受益良多。”（花拉子米《代数学附记》，阿拉伯文手稿，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编号MS.Add.7474）这里的“东方数学书”，极有可能就是《九章算术》——因为当时能传到中亚、且有系统算术方法的东方书籍，只有《九章算术》。

还有一个证据：唐朝的“十进制计数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0-9计数），也是通过昭武九姓传到西方的。花拉子米在《印度数字算术》里，第一次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了十进制计数法，而这本书里的数字写法，和唐朝敦煌文书里的“算筹数字”几乎一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花拉子米的数学工作，是中国数学与阿拉伯数学之间的桥梁，没有中国的《九章算术》，就很难有花拉子米的代数学。”（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比鲁尼更厉害，他在10世纪就提出了“地球自转”的理论，比哥白尼的“日心说”早了500多年！他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半径，误差和现代测量结果只差几十公里。但他的天文研究，离不开唐朝传过去的天文仪器和观测方法。

唐朝的天文学有多牛？唐玄宗时期，天文学家僧一行主持编订了《大衍历》，还制造了“黄道游仪”“水运仪象台”等精密天文仪器。其中“黄道游仪”能精确测量恒星的位置，“水运仪象台”则能通过水流带动齿轮，模拟天体运行，还能自动报时。这些仪器和《大衍历》的观测数据，通过唐朝派往中亚的使臣、商人，传到了昭武九姓地区。

比鲁尼在自己的著作《宇宙论》里，描述过一种“能测量星辰角度的仪器”，结构和唐朝的“黄道游仪”非常像：“该仪器有环形支架，上刻刻度，能通过旋转观测臂测量星辰与地平线的夹角，精度极高。”（比鲁尼《宇宙论》，阿拉伯文版，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更重要的是，比鲁尼提出“地球自转”的依据之一，是“恒星的视运动”——而这正是僧一行在《大衍历》里强调的“恒星年”与“回归年”的差异观测结果。

僧一行曾组织人在全国12个地方测量子午线长度，得出“北极高度每差一度，距离相差351里80步”的结论（《新唐书·天文志》），这个数据也传到了中亚。比鲁尼在计算地球半径时，用的就是类似的“子午线测量法”，他在《古代诸国疆域志》里写道：“我参考了东方学者的测量数据，他们通过观测北极高度的差异，计算出了大地的尺度，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比鲁尼《古代诸国疆域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藏手稿）这里的“东方学者”，显然就是以僧一行为代表的唐朝天文学家。

伊本·西那的《医典》更夸张，这本书在欧洲被当成医学教科书用了600年，直到17世纪还在欧洲大学的医学课上使用。但翻开《医典》，你会发现很多内容和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高度重合。

孙思邈是唐朝的“药王”，他写的《千金方》（全称《备急千金要方》）是中国古代最全面的医学著作之一，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所有领域。而伊本·西那的《医典》，在结构和内容上和《千金方》几乎一致：《千金方》分“序例”“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七窍病”等30卷；《医典》则分“总则”“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等5卷，章节顺序完全对应。

更具体的例子：《千金方》里记载的“麻沸散”（麻醉药）配方，用“曼陀罗花”“羊踯躅”等药材，能让人在手术时不感到疼痛；伊本·西那在《医典》里也记载了一种“麻醉剂”，用的是“曼陀罗花”“鸦片”（当时中亚多产鸦片，替换了中原的羊踯躅），用法和《千金方》一样——手术前让病人喝下，就能麻醉。《千金方》里讲的“消渴症”（就是现在的糖尿病）治疗方法，强调“控制饮食，多吃清淡食物，避免甜食”；伊本·西那在《医典》里也说“消渴症患者应少食甜物，多食蔬菜，饮温水”，和《千金方》的建议完全相同。

伊本·西那在《医典》的序言里，直接承认了对东方医学的借鉴：“我曾研读来自中国的医学典籍，其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严谨而有效，我将其精华融入本书，以造福世人。”（伊本·西那《医典》序言，阿拉伯文原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编号MS.arabe.2964）而当时能传到中亚的中国医学典籍，最全面的就是《千金方》——唐朝曾多次向昭武九姓地区赠送《千金方》，《新唐书·西域传》里就有“康国遣使求医，玄宗遣医官携《千金方》往授之”的记载（《新唐书》卷221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

看到这，你可能会问：为啥偏偏是唐朝，能把科学成果传到中亚？又为啥是昭武九姓，能孕育出这三位科学巨人？

答案很简单：唐朝有“实力”，昭武九姓有“位置”。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疆域最大时西到咸海，和昭武九姓地区直接接壤。唐朝不仅有强大的军队，还重视文化和技术的传播——朝廷在长安设立“鸿胪寺”，专门接待外国使臣和学者；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立“驿站”，方便商旅和文化交流；还允许外国学者在唐朝留学，学习中原的科学知识。

而昭武九姓地区，正好卡在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东边是唐朝，西边是阿拉伯帝国，北边是草原民族，南边是印度。这里的粟特人本来就擅长经商，他们把唐朝的丝绸、茶叶、科学书籍运到西方，再把西方的香料、珠宝、宗教典籍运到东方，成了文明交流的“中间商”。更重要的是，昭武九姓是唐朝的羁縻州，和唐朝的关系非常近，唐朝的科学成果能第一时间传到这里，这里的学者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中原文化。

对比同期的其他文明，唐朝的“科学输出”优势更明显。当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科学文化非常落后；阿拉伯帝国虽然在崛起，但自身的科学基础薄弱，需要从外部吸收知识；印度的科学主要集中在宗教和数学，传播范围有限。而唐朝已经有了成熟的科学体系——天文上有《大衍历》，数学上有《九章算术》，医学上有《千金方》，这些成果通过昭武九姓这个“中转站”，自然就成了比鲁尼、花拉子米、伊本·西那的“学问源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里评价：“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世界文明的‘输出者’，其科学技术通过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中亚乃至欧洲的科学发展，比鲁尼、花拉子米等人的成就，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与中亚文明融合的产物。”（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而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里也说：“唐朝的羁縻制度，不仅巩固了边疆，更促进了文明交流，昭武九姓地区成为中华科学西传的重要通道，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比鲁尼、花拉子米、伊本·西那这三位“西方科学之父”，不是“孤军奋战”的天才，而是唐朝与中亚文明互鉴的“成果代言人”。他们的学问，源自唐朝的《九章算术》《千金方》和天文仪器，诞生在唐朝的昭武九姓羁縻州——这段历史，不是“偶然”，而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乐于分享的见证。今天我们讲这段故事，不是要“争功劳”，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文明发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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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花拉子米：《代数学附记》（阿拉伯文手稿），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MS.Add.7474）。

4. 比鲁尼：《宇宙论》，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5. 伊本·西那：《医典》（阿拉伯文原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MS.arabe.2964）。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

10. 比鲁尼：《古代诸国疆域志》（土耳其文译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