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论的困境

段洪禹

“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康德

“out of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o straight thing was ever made.”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以赛亚·伯林

一元论（monism）是20世纪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重点批评的理论，先简单总结一下伯林对于一元论特点的三个描述：

命题一：一元论（包括积极自由论者）总是喜欢把人分成总是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真实的和虚假的，高层次和低层次的，成熟的和不成熟的，精神的和肉体的，自律的和不自律的，有知识的和没知识的，只有前一种才是值得追求的（非伯林原话，本人总结）。

命题二：一元论有三个假定，就像一个三角凳一样逻辑自洽：

1.对于所有问题来说，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只有邪恶和错误才是多种多样的。

2.找到这些正确答案的方法一定存在。

3.在这里也许至关重要，亦即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彼此相容。一个真理不可能和另一个真理相矛盾；一切正确的答案都体现在依据于真理……最终，这些真理将在一个单一的、系统的、彼此联系的整体中合乎逻辑地相互关联。它们会毫无例外地相互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它们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而，当你已经发现了人类生活中所有关键问题的正确答案，并且把它们归结到一起，结果就会成为导向一种完美生活。

命题三：一元论者总是寻求一种完美社会。尤其是近代的一元论者受到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试图把自然科学中能追求的理性和确定性，代入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中，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这些思想家总是热情洋溢的坚信，人类的邪恶、愚蠢和不幸皆起源于无知和懒惰；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生也遵循某些行为规范，人们可以用规律的形式表述这些规范……人类用理性的方式将社会重组，就能消弭精神的、心智的迷误，摆脱偏见和虚妄的控制……只要对那些真实的理念有足够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就可能依此来改变社会……将会创造出一个快乐、自由、公正、美善、和谐的世界（部分伯林原话+个人总结）。

关于命题一，伯林批评的一元论者，典型的比如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成理性的（rational）、精神的(spirited)和欲望的(appetitive)，一个人想过良善的生活，就要用理性的部分统治精神和欲望的部分；同时，一个完美城邦的人也对应这种灵魂的分类，哲学家对应理性的部分，护卫者对应精神的部分，工匠对应欲望的部分，所以理想的城邦便是哲学王进行统治。

柏拉图的这种分类，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把人的灵魂分的这么绝对。通过常识我们就知道，哲学家也会有基本的食欲、爱欲、物欲和性欲，否则他将无法生存。当然柏拉图又会说，当哲学家成为哲学王掌握权力以后，就不再拥有私人财产和家庭；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掌握权力以后，如果不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他一定会在某种形式上为自己谋利，所以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以及让他有一些物欲的满足，其实是一个更现实的解法。柏拉图的这种设想，就把人的理性部分想的过于绝对，认为人的理性部分就是那个高级的、自律的、有知识的、自律的自我。

其他的一元论者，类似的还有爱尔维修和圣西门，他们像柏拉图一样，认为芸芸众生是愚不可及的，是充满了低级的欲望和胡乱的想法的，所以需要超脱于现实生活的技术专家来统治，只有哲人或者是专家才能告诉芸芸众生应该如何去生活，仿佛这些哲人和专家比芸芸众生更懂他们的真实需要。但是霍布斯、洛克和休谟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好坏、对错、善恶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很难有绝对的好坏对错标准，所以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能替我决定什么是正确或者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只有通过我自己的感知，才能分辨好坏对错，才能做好人生选择。

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爱尔维修和圣西门那里，知识是有等级的，一个良好的政体、国家或者社会，就是有高级知识的人要去统治只有低级知识的人。但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就有不同的看法，斯密认为，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运作离不开劳动分工，哈耶克认为，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现实世界中，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有自己行业独特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一种可以被集约到书本上的一种理论型的或者是科学（scientific）的知识，而是一种分散在每个人脑中的实践型（practical）的知识,这种知识还是一种不同时空下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奥克肖特和伯林也同样认为，人类有一种实践性知识（奥克肖特），或者叫实践理性（伯林），这种实践能力就像是驯兽员对动物、父母对孩子、木工对木头一样，与自然科学的能力是不同的，是一种综合性能力，这种感觉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整合过程，只盛开于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反应的这片沃土。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将人类的这种实践知识或者实践能力整合起来，所以想要社会繁荣，就要把这种实践知识的效用最大化，那么自由仿佛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任何试图整合这种实践知识或者实践能力的努力，最终很可能会带来极权统治（totalitarianism），进而是经济和文化的萧条，甚至是各种政治灾难。

哈耶克认为现实世界是拥有不同知识的人进行不同形式的知识分工。现实生活中，不仅工商业者离不开政治家，政治家也离不开工商业者提供的物质保障。虽然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拥有独特的政治方面的知识，但他的权力应该受到法律限制的，并且在人格上并不高人一等（德沃金），不管是人格还是法律权利，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关于命题二中的1：“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只有邪恶和错误才是多种多样的，一元论这里也有问题，现实世界显然是没这么简单。比如一个人喜欢运动是对的，不喜欢运动，可能也是对的，至于他运动，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喜欢爬山，喜欢游泳，都是对的，并没有绝对的一定之规。

以赛亚·伯林和迈克尔·奥克肖特还发现，理性主义一元论（奥克肖特说这是一式的政治）总是喜欢把政治理解成追求统一政治目标的地方，总是喜欢去找寻可以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法律、真理或者是目标。所以伯林和奥克肖特反过来认为，政治不是去寻找统一价值观和统一目标的地方，认为每个人只要在不妨碍和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可以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和个人目标。伯林和奥克肖特说的可能把他们的观点推到极致，但起码政治中追求的统一的价值和目标，应该尽可能的少，道理也很简单，如果试图通过政治去追求统一的目标或者价值，那么个人人生中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目标追求将失去可能性。

不仅现实生活是多元的目标和价值组成的，且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能在政治理念上，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之间也没有哪个流派拥有绝对的真理。密尔早在《论自由》中说过：

1.就我们所能够确切知道的而言，如果任何观点被迫保持沉默，则该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断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错性。

2.即使被迫沉默的观点本身是错误的，它也可能，而且通常包含部分真理；而且，由于任何主题上的普遍观点或主导观点很少是或从未是全部真理，那就只能借助于敌对观点的碰撞才能使所遗留的真理有机会得到补充

3.即使公认的观点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但是，如果不允许它接受并且实际地接受强有力、认真的争论，那么，它的多数接受者就会像持有一个偏见那样持有它，也很少理解或感知它的理性依据。

4.该学说本身的意义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失去其对品行和行为关键影响力的危险：教条已变成只在形式上宣告的东西，对于善失去了效力，却妨碍对依据的探究，阻碍任何真实、由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体验中产生出来。

比如在20世纪二战之后，虽然自由主义奠定了西方的基础政治模式，但是西方内部开始有一些人，主张共同体的价值，即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把个人原子化，把自由空洞化，个人需要放到共同体当中，才能体现和理解个人的价值，自由也是具体情境中的事情；自由主义也反过来批评社群主义，说离开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谈共同体的价值和共同的道德取向是危险的，很可能带来对个人的压制，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可能对另一个人是不适用的。

社群主义的主张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当中，每个共同体可能都有自己的规则、价值取向或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个人多多少少需要服从这些规则或者目标，否则这些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很难存续，而人总是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当中，个人的价值也是需要放到这些各种共同体当中才能显现出来。自由也确实是一个具体情境、具体事件中的事情，自由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相互批评，但如果用超脱于他们各自的视角，用更高维度的视角来看，他们两个流派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关系。

所以很难说哪一个流派的思想掌握了人类全部的终极真理，掌握着让人类和谐、繁荣的终极奥秘。但是一元论必定会对其他价值不会包容，所以伯林小时候在苏联发现苏联的政界有这样的现象：政策路线的不同会导致争论真理是非对错问题，进而导致成为敌与友。

关于命题二中的3，“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彼此相容”，这个显然不符合生活常识。比如你出门，开车一般来说最舒服，但是价钱最高，因为要买车，买保险，还有油费，而且早晚高峰还可能堵车；坐地铁最便宜，也没有堵车的风险，但是地铁人多没有座的话可能会比较累，并且可能家与地铁站还有距离；打车的话，显然没有开车惬意舒适，但是省去了买车、买保险、加油的长期费用，也有堵车的风险；自己买自行车长期来说比较便宜，骑车也能锻炼身体，但能活动的范围比较小，不如乘车或者地铁。生活中这样冲突性的选择非常多，怎么可能所有价值选择都能彼此相容？

很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多种价值之间很可能是冲突的，选择了一个就要放弃另一个，选择了一个价值的一部分可能就要牺牲掉另一个价值的一部分。比如在政治领域里，想要更多的自由，就可能要牺牲掉一些秩序与共识，人与人之间就必然要多一些差异。现实世界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需要最基本的自由，让每个人在多种价值选择之间必然要做选择，进行取舍和平衡。

所以不可能有一种理念或者终极价值，在它的统合之下，人类可以把所有次级价值或者次级选择安排的没有冲突，可以完美相容。伯林反倒是认为，不仅人类的各种至善（great goods）是冲突的，甚至一些基本善都是冲突的，比如自由与平等（伯林认为过度的强调平等会伤害自由）。

关于命题三：在这种寻求完美社会的一元论者的眼中，人性和人类社会是静止的，并不是会变化的，是不变的、静止的、永恒的，不同的人更不是缤纷多彩的。一元论者总想把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安排的整整齐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冲突都将隐匿。一元论者必然会过于相信拥有高级知识的人的权威，只要找到优秀的政治家或者社会精英，就可以把一切问题安排的井井有条。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试图将人类社会设计的整齐划一的尝试，绝不可能是美好的伊甸园，而注定是一个死气沉沉、了无生气的人间地狱，比如众所周知的朝鲜。

但是现实世界截然相反，人类社会总是在变化之中，总是有太多的不精确，总是有太多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的价值选择，这是因为人本来就是一种有个体偏好和个体差异的动物，怎么可能把人的价值选择和社会生活弄得像直线一样整洁呢？

人类的历史表明，所有那些只给你一种选择，只承认一种真理，只有一个标准的时代或者政权，都是极其糟糕的，都是无尽的灾难和黑暗，比如中世纪的宗教压迫，比如朝鲜、纳粹和苏联；而人类历史上那些比较光明，充满活力的时代，都是看起来比较混乱的时代，比如文艺复兴时代，比如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在这些时空中人类总是艺术得到繁荣，科技得到创新，经济得到发展。在这些时空中，焕发着人类的多元、智慧与璀璨。

如果上边的部分，都是政治哲学的理念探讨，那么我们把一元论带到生活中看一看，在《何以为家？传统中国家庭模式的现代反思》中提过，其实传统中国人在一些程度或者部分上，也是一种一元论的文化或者政治。

关于命题一：中国人也喜欢把人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成熟的和不成熟的，理性的和不理性的。在家庭家族的生活当中尤其如此，具体表现有北方一些省份过年不允许女性上餐桌，南方一些省份家族里女性是不能进祠堂祭祖的。

中国有一句谚语：“当面教子，背后教妻。”那么是谁教？还是那个男人、丈夫、父亲，这就预设了家里只有那个男人才是理性的、高级的、成熟的人。

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天下无不是父母。”也就是说，家长生了你养了你就是最大的恩情，所以你不能质疑他们，批评他们，甚至反对他们，你一旦这样做了，就是你错，这显然违背生活常识，而且明显是情理不分（《政治与家庭中的理与情》），因为有感情不代表不能在父母错的时候批评他们。类似的，中国民间还流行一句话：“在父母眼中你永远是孩子。”这句话表面看起来温情脉脉，但背后细思极恐：父母可能永远不会把你看成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能进行自主选择、能自我负责的人。那么即使你长大成年，即便是上班结婚后，父母对你的生活的干涉也就顺理成章。现实中很多父母也就是这么做的，这种父母背后的潜在认知是：他们比你更懂你的真实需要。那其实还是把孩子永远当成一个不能自主的、不能自我负责的低级的、不理性的、不成熟的人。这印证了伯林的一句话：“所有家长制政府，不管多么仁慈、谨慎、中立与理性，到头来都倾向于把大多数人当做未成年人，或当做愚不可及或负不了责任的人，或当做成熟太慢以至于在任何可以预见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永远）无法自立的人。”

那么到底孩子是不是一个可以拥有自我意识的、可以进行自主选择的、能自我负责的成熟理性人呢？恐怕这个问题很难给一个标准答案，显然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孩子有时候的判断不一定错，同时父母有时候的决定也不一定对。洛克认为：“儿童一到会说话的年龄，就懂得道理了；假如我的观察不错的话，他们希望被人看作是理性的动物，比我们能想象到的年岁还要早。他们这种自尊的态度是应当得到爱护的，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地使它成为支配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洛克的意思很明显：其实孩子是不是成熟的理性人这个问题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他能被当做成熟的理性人去沟通交流，反而有利于他成长为成熟的理性人。父母如果永远把孩子当成一个不成熟、不理性的人，那么孩子也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理性的人。

恐怕有点生活常识或者懂一点教育心理学的人都会知道，一般的孩子，到了10岁左右，甚至更早，就开始会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了，如果这时父母还是总用自己的判断去强行替代孩子自己的判断或者需要的话，不仅孩子自身的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得不到发展，可能还会对父母产生厌恶，即通俗所称的叛逆。如果孩子真的说的是错的，判断是错的，做了错的事情，父母也应该尽量减少强行打压，而是要更多的用父母的智慧，与孩子通过沟通进行纾解、引导和升华。

关于命题二中的1：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错误的，只有邪恶和错误才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比如中国人认为人生的进程、幸福乃至生活方式只有一种：到了岁数就一定要上学，上完学就要上班（对于一些省份，只有进体制内或者考编是唯一的职业选择），上了班就要结婚，结了婚就必须要生娃，然后自己的孩子生了娃以后，还要帮忙帮孩子带娃。很显然，这种人生一元论是有问题的，一个人想怎么样过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自由，应该由他自己选择，但只要有自由，就会有多元的生活方式。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人生一元论，所以当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娃的时候，父母和长辈才会“催婚”，“催生”。当代网络用语里的这个“催”字很形象，恰如其分的也反映了年轻人不喜欢，不愿意的心态。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父母和长辈的“人生一元论”，还显示出中国的父母和长辈没有边界感，总是想要干涉子女和晚辈自己的私事，把自己认为的好或者是正确，强加在子女身上；很显然，子女不一定需要这种没有边界感的关心（《边界感缺失的来源及其出路》，《边界感缺失的危害》）。

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百善孝为先”。这明显是带有家长制色彩的道德一元论。如果让伯林说，那么他的答案将是“百善自由为先”，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自由，那么一切其他价值都将枯萎。”伯林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自由，那么一切其他的价值都将可能变成强迫，人也无法在多元的价值中进行选择、平衡和取舍。洛克就强调过至善的多元性：“有的人所以爱研读、爱知识，有的人所以爱打鹰、爱打猎，有的人所以爱奢华、爱纵欲，有的人所以爱清明、爱财富，那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想要幸福，乃是因为他们幸福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古代哲学家虽然问说，所谓至善究竟在于财富呢？还是德性呢？还是思维呢？还是身体的快乐呢？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无意义的……因此，最大的幸福亦在于享有那些能产生最大快乐的事物，而避免那些能产生纷扰和痛苦的事物。不过在各人看来，这些事物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人们所选择的事物虽然可以各别，可是他们所选择的都是正确的。”

更可怕的是，中国古代人总是信仰一种不受质疑、不受挑战的权力和权威，比如中国人总是期待能有一个圣君，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但是能够带来整个国家的和谐与繁荣，来拯救自己遭受的灾难。这种观念一些博主称之为“圣君情结”。很显然，这种圣君情结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的制度下，没有法治，没有自治和自由结社的自由，进而中国人缺少通过法律、自治和结社解决实际公共问题的能力，然后形成“习得性无助”，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缓解残酷的政治现实的幻想。恐怕这样一种“圣君情结”和“习得性无助”，是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能盛行2000多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人那样，有一种对于乌托邦的幻想（因为西方自古希腊时起就有一种对超越世俗生活的追求，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基督教的“上帝之城”，而中国人没有这种追求，只有世俗的追求），中国古人显然知道，那种完美的人类社会是不可行的；但是中国人对于不受限制的权威和权力的崇拜和依赖，却是西方人没有的，比如三国时期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在自己的八个儿子面前有这样的权威：“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中国人对于不受限制的权力和权威的崇拜，显然与家国不分下的家长制制度有关，因为把皇帝比作父亲的话，则多了亲近，少了疏离，自然也就减少了对政治权力的警惕（比如三国时期武将张辽就把曹操称作“君父”，周瑜也把自己和孙策孙权的关系比作“骨肉之亲”）。

反过来想，中国人这种总是期待有一个不受限制、不受质疑的权威和权力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一元，但是这种制度是有问题的，因为无法防止掌握权力权威的这个人作恶或者犯错，所以总会带来各种政治灾难。

在这种政治一元的结构下，有三个明显的现象

1.掌握权力的人，最危险。由于权力不受限制，权力的诱惑太大，会有很多人来争夺这个权力，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是44%；同时掌握权力的人，他又要防范别人来害他，所以他背负的压力非常大，比如中国古代很多皇帝心智失常。

2.离最高权力越近的人，越危险。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皇帝他会猜忌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位置本身就有很多人争夺。比如中国古代的太子，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们的位置也很危险，会被父皇猜忌、会被权臣威胁或者和亲兄弟成为敌人《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继承人困境》。

3.离权力越远，生活质量越差。这个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只是权力的韭菜，是要超出自身能力之外，上交赋税和服徭役的，这使得生存本身就成为一个难题，一旦有战争、天灾或者皇帝瞎折腾，很容易就丧命。中国古代史书上会写这种时候会“人相食”，“易子而食”，这看似平淡的话，背后却是无数的生命，即使能活下来的人，生活质量也堪忧。

那么，恐怕政治制度的多元化设计，即要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即地方自治），便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

本文前半部分是通过以赛亚·伯林和其他一些思想家，对于一元论的梳理；本文后半部分是联系到中国人生活、文化和古代政治中的一元论，指出这种一元论会导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式。

除了本人的思考与论述，其他灵感和文献来自于：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教育漫话》；大卫·休谟，《人性论》；约翰·密尔，《论自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观念的力量》，《自由及其背叛》，《未完的对话》，《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On Human Conduct》；David Boucher, Paul Kelly, 《Political Thinkers》；陈寿、裴松之，《三国志》；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俞可平，《社群主义》；赵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