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30年，第一代“打工人”如今怎么样了？

占有兵今年52岁，微信个性签名是他对自己的定义，“一个拍照的农民工”。

90年代中期，占有兵从湖北老家南下广东打工。在东莞的30年间，占有兵用170多万张照片记录下工厂打工人的生存实况。他的摄影作品入围了2025年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获得TOP20·2025年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奖、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金奖，并于纽约、巴黎、平遥等地展出，国内外均反响热烈。

身为中国第一代“打工人”，占有兵亲历了“中国制造”腾飞的全过程——东莞自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制造业，逐渐有了“世界工厂”之称，为各国生产了海量消费品，甚至有“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夸张说法。

2000年，占有兵在某电子厂办公室的留影

但与此同时，占有兵也发现，“中国制造”背后具体的人，其真实的生活境遇少有人知。占有兵决定，用摄影、文字等多种形式，记录工业区的晨昏午夜，还原打工人的衣食住行，为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留下珍贵的印记。

近日，占有兵的新书《如此打工30年》面世。我们与占有兵聊了聊他熟悉的工厂生活，几代人的命运迁徙，以及那些付诸于流水线的青春。打工30年，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以下根据占有兵的讲述及书稿内容整理。

从打工人到摄影师

1995年底，我决定去广东打工。

那年我22岁，刚刚退伍回到湖北农村，家里人世代务农，收入微薄，而我既不擅长种地，也不愿种地，如何解决生存问题成了燃眉之急。

八九十年代，老家流传着“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顺口溜。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港资、台资、外资企业纷纷在广东设厂，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从全国各地涌入了东莞、深圳等城市。

当时，我们村里已经有不少人去广东打工了，回家时抽着万宝路香烟，穿着西服和皮鞋，说广东处处能挣钱，光是在工业区捡破烂，一个月就能挣几百块，引来了诸多羡慕的目光。

在深圳一家工艺厂打工的妹妹也给我写信描述她工作的地方，那是和闭塞穷苦的家乡截然不同的城市光景：“这里处处是工厂，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厂房一幢接着一幢，每天晚上12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工厂旁边什么都有，大排档、杂货店、快餐店、小食堂、书店，随处可见。”

2008年，占有兵工作的电子厂所在的工业区

怀揣着“挣钱、盖房、娶妻”的憧憬，我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途，花了三天时间，转了六次车，终于抵达东莞。我还记得，从武汉到广州的列车，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风，我没有座位，站了接近20个小时，期间没喝一口水，只吃了一个苹果，满心都是对打工生活的期待和兴奋。

春运期间，东莞的长安汽车站出发厅挤满了人

然而，真正开始找工作后，我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

90年代的东莞，求职者多，岗位有限，工厂从未对招工发愁。生产线上的员工大多只招女性，要求年纪在25岁以下，染发、纹身、有狐臭、身体有缺陷的一律不要，而且需要各式各样的熟手，极少招普通工人。

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屡试屡败，最后凭借在部队锻炼出来的好体力，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击败了近100个竞争对手，才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某大酒店的保安，每天在酒店大堂前站8小时，每月工作28天，工资450元。

1995年，占有兵在某大酒店当保安，这是他南下广东的第一份工作

在酒店，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乘电梯，不知道如何操作，轻声说了句“上楼”，电梯没有任何反应，我看着几排按键手足无措；第一次喝咖啡，半杯入口，苦味直达味蕾，全被我吐到了垃圾桶中；第一次吃三文鱼，我在鱼肉上涂满了芥末，囫囵吞下，眼泪立即流了下来，狼狈极了……

后来的近三十年，我辗转于东莞的各大酒店和工厂，从事的都是和保安相关的工作。工作的不断变动和外部环境的动荡，让我的内心很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应当找到一种东西，让自己安定下来。

我从小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高考失利是我一生的遗憾。出来打工后，我每天和自己较劲，不是学英语，就是读书看报，还对着教材学会了电脑操作，不敢停下学习的步伐。

2000年初，我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工作之余学会了使用相机，有时候会给工厂办公室的内刊拍照。

渐渐地，拍照成了我的习惯，工业区的一切都是我的拍摄对象。博客流行后，我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人给我留言，让我多拍拍工厂打工人的生活，越详细越好。

借由网友的评论，我接触到了纪实摄影，并阅读了大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籍。我开始意识到，应该留下一些东西，系统地记录我们这代打工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密集、快速的工厂生活

在东莞工业区30年，我对这里的主要印象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密集、快速。

密集，是工业区的主要特征。厂房密集、宿舍密集、食堂密集、生产线上的产品密集、打工人密集……密集能够让每个人消耗的成本最小化，从而实现工厂利润的最大化。

集体宿舍的阳台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衣物

许多工厂会给员工安排集体宿舍，但是居住条件很简陋。

早年间，100多人住在敞开的大房间里，房间摆满了双层铁架床，多个班次的人混杂在一起住，睡觉时常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声响吵醒。室内长年不见阳光，通风效果也很差，胡乱牵着很多绳子，洗过的衣服挂在上面，衣服上的水滴到地面，室内每天都能闻到霉味和脚臭味。

集体宿舍，每间十几平方米，里面往往要住10人以上

100个人本来有100种生活方式，但是在集体宿舍里，最终只有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上班、下班、睡觉。所有的隐私与个性都要让渡于生存问题。

电子厂食堂，打工人的碗集中存放在柜子中

唯快至上，则是工业区的另一个特点。

当时，许多工厂的生产线都是24小时运作，员工分为白班和夜班两个班次，人换，但机器不停，这样能最高效率地使用厂房和机器，降低综合成本。

生产线飞快运作，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必须全神贯注，没时间喝水，没时间闲聊，没时间上厕所，若不合格的品流入下道工序，会遭遇拉长（指生产线主管）的咆哮、同事的冷笑，甚至罚款和开除。

因为不敢多喝水，工人中结石的发病率很高，每个月总有几个打工人因为结石发作，痛到昏倒在车间，被同事们送往医院，经由超声波碎石后，他们很快回来，再次成为生产线上的一部分。

电子厂的流水生产线

车间每时每刻的快，让打工人自觉养成了快的习惯。只有快，才能下班后第一时间抢到厕所的蹲位，第一时间打卡出厂，第一时间跑到食堂，第一时间回到宿舍抢冲凉房。

吃饭对打工人来说，是一场需要快速完成的硬仗。从拿到饭菜到走出餐厅，超过10分钟的人会被称为“老磨”，即形容一个人太磨蹭。大多数人都是菜、汤、饭拌在一起，闭上眼，嘴贴着餐具，用筷子不停地扒拉，然后咽下去，达到迅速光盘的目的。

在工业区，处处都是快餐店、快修、快速照相、快速复印、快捷酒店。杂货店的饮料柜摆在门口，卖水果的小贩将菠萝、西瓜切成片来卖，拉客的电动自行车在出租屋楼下直接送打工人去工厂……当下国人追求速度、强调效率的生活方式，在那时便有了雏形。

工厂交接班时间，上班和下班的人流交织在一起

2000年以前，很多工厂都实施封闭式管理，打工人从进入工厂开始，每个月只有发工资这天可以出工厂大门，去邮局给家里人汇款，其余时间禁止出厂，连生病去看医生，也要获得工厂管理者的书面批准。工厂的管理制度十分严苛，上班期间禁止说话，离开岗位必须领“离岗证”，加班到半夜是常事，鲜少有假期。

工作占据了打工人的大部分时间，个人生活则被挤压到极致。

打工人的婚恋，往往匆忙又慌乱。上班时，人是流水线上的万能工具，源源不断地输入原材料，产出衣服、鞋子、玩具和行李箱。终于等到下班，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工业区的林荫道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加班时间到了，又急急忙忙赶赴车间。私密的爱情展现在街头，那是生活的困境。

打工人在工厂外的绿化带旁拍拖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没有车队迎送，没有盛大的婚礼，年轻的情侣在工友和老乡们的笑闹中成婚，出租屋就是婚房。

怀孕后，准妈妈们还是要坚持上班，因为大多数工厂对孕妇的管理和普通员工无异，不允许她们上班时带食品，不允许随意走动，甚至有些准妈妈还在继续从事着有毒有害的工作。

等到孩子出生，新一轮难题也来了，工作和带孩子，只能二选一，许多打工人会把孩子留给老家的父母带，这些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成了留守儿童。

打工夫妻休息日带孩子玩

如今回想，那是中国制造业飞速发展的时代，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有“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夸张说法。而支撑起这一切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打工人和他们的青春。

打工的意义

开始系统地拍摄和记录工业区的生活后，我也常和不同的工友进行交谈，想要搞清楚打工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打工生活？

从工友们的讲述中，我发现，许多人离开老家闯广东的源头，都是听了“发财到广东”故事的湖南版本、江西版本、河南版本……很多人把牛卖了，粮卖了，才凑够来广东的长途车费，怀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南下。

在那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确实有一部分人抓住了机会，实现了自己的“发财梦”。

工厂内部的成长途径很多，大量管理岗位空缺，勤劳肯干、有能力有梦想的年轻人，都有晋升机会，从工人变成组长、拉长、线长，或者从普通文员变成主管、经理等等，很多人干个三四年，就能在老家盖房子了。

电子厂的女工在楼梯的转角处发呆

还有一些更聪明的工人，了解了产品的生产工序，以及市场的交易模式后，自己开了小工厂接订单，从打工人变成了老板。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夫妻俩从工厂出来后自己创业，做和老板一样的产品，做得非常成功，现在已经身家过亿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情况没那么如意。

早年的工业区属于雇主市场，打工人的身体不值价，老板不用提供任何劳动保护，压断手指、噪音伤害、尘肺病等工伤事件频繁发生，许多人每天在生产线上辛辛苦苦地干活，青春逐渐逝去，得到的回报却极少，最后只能带着一身伤病回到老家，有退休金的是少数，大多只能依靠积蓄和孩子生存。这些情况在2000年后随着《劳动法》的完善才逐渐好转。

工休时，无尘室的打工人回到更衣室，脱掉鞋子和帽子，身体得以短暂放松

除了工伤，“留守儿童”也带来了很多家庭问题。我们刚出来打工时，工业区的教育资源很匮乏，孩子出生后，无法留在父母身边上学，因此大部分孩子都被送回了老家，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工厂请假难，加上路途遥远，车票贵，许多工友为了省钱，几年才回一次老家，结果就是孩子对父母很陌生。有的孩子说，“你不是我爸爸妈妈，照片上的才是”，也有的孩子嘴巴压根儿张不开，喊不出“爸”、“妈”这两个词。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迁徙，对于几代人的影响都很大。

2012年以后，我离开了工厂，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但所有的时间仍用于关注工业区，关注工友们的变化。只要人在东莞，我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一遍又一遍地在工业区游走，用相机记录工业区的晨昏，记录打工人的衣食住行，至今已积累了一百多万张照片。

东莞原住民的旧村，成为打工人租住的出租屋

我发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这代打工者的生活是被遮蔽的。

记得2016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开办个人摄影展《中国制造》时，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感叹，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虽然为世界生产了海量的消费品，但我们的真实生活与境遇却少有人知，媒体报道也局限于农民工群体中发生的一些极端事件。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写作、摄影、纪录片、展览等方式，细致地呈现打工者的真实生活。我总觉得，需要有人执着地对这个庞大而不被看见的劳动群体进行观察和描述，这样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农民工如何在城市落地生根，子女如何接受教育，未来如何养老，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如此打工30年》，占有兵著，真故图书出品

在与工友访谈的过程中，我常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打工？有人说是为了家庭，有人说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于我而言，我一生都想离开乡村，打工是一条扎扎实实的、让我能够离开乡村的路径。这些年，我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尝试了很多新鲜事物，发现许多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一个人只要不放弃自我，总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每个人生来都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问题，我解决了部分自身的问题，接下来希望能给社会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这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