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兰再度缺席：法律、公正与特权的边界
发布时间：2025-10-25 07:34 浏览量：2
10月17日，悉尼地方法院。
杨兰兰案第三次开庭。
整个庭审持续不到 5分钟。
根据澳洲记者的现场报道，这次旁听者寥寥，约二十来人，大多是华人面孔。与第一次开庭时的“人山人海”相比，热度显然已经冷却。
然而，比冷清更让人意外的是——杨兰兰依然没有出庭。
法官宣布，下一次开庭日期定为 11月14日，并再次强调：届时被告杨兰兰“必须出庭”。
问题是，这句话在上次庭审时也出现过。
结果呢？她依旧“缺席”。
这让不少围观者质疑：在澳洲这样的法治国家，“必须出庭”真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说辞？
如果换成普通人，是否早就被强制传唤甚至收押？
有人调侃：“澳洲司法是不是也要对天龙人低头？”
杨兰兰的律师在法庭上透露，目前正在与检方谈判，因此申请延后庭期。
谈什么？
外界有三种猜测：
1. 调整指控。
2. 私下和解。
3. 寻求撤诉。
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新南威尔士州，酒驾与危险驾驶致伤是刑事犯罪，无法通过民事和解私了。
这类案件属于公共安全范畴，检方代表的是公众利益，受害人本人无权撤诉。
也就是说，除非检方主动撤销起诉，否则案件一定要走完司法程序。
那检方为什么会主动撤诉？
可能的理由只有两个：
证据不足；出于“公众利益”的综合考量。
但根据目前的案情看，这两点的可能性都很低。
截至目前，杨兰兰仍然面临 四项刑事指控：
1. 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最高刑期7年）；
2. 过失驾驶致人重伤（最高刑期9个月）；
3. 拒绝或未能接受呼气酒测；
4. 未向警方提供驾驶人或车辆信息。
最早在7月底，警方只提出了两项指控——不当行为致人伤害与拒绝酒测。
但随后几周，警方又追加了危险驾驶与信息隐瞒两项，指控数量增至四项。
更微妙的是，检方在第二次庭审后主动更换了一条指控：将“不当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替换成“过失驾驶致人重伤”。
为什么？
因为前者范围太广、举证复杂，而后者专注于驾驶行为，更容易定罪。
这既是简化诉讼，也是检方的防守策略——一旦危险驾驶罪难以成立，还有一个轻罪可保底。
换句话说，检方已经在为自己留退路。
这是否意味着检方心虚、证据不牢？
或许正是如此。
杨兰兰的辩护律师，是澳洲知名大律师 John Cohen——他曾在2018年为演员高云翔辩护，成功让检方撤销重罪指控，改判无罪。
那场官司的关键战术，就是质疑证据链的可靠性。
如今，他似乎又准备重演一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庭审时，律师还向法院提出：“杨兰兰患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难以遵守每周三次的警局报到条件。”
并以此申请改为每周一次。
这不只是为了“减负”，更可能是律师在为后续铺路——走精神健康辩护路线。
在新南威尔士州，《精神健康与认知障碍取证法》允许法院在被告存在严重精神障碍的情况下，裁定其“行为成立但不负刑责”。
这意味着，如果法院认定杨兰兰在事发时“精神异常”，她可能不会被判刑，只会被送入精神治疗机构。
2010年曾有类似判例：一名悉尼司机精神错乱时逆行致人重伤，最终被免除刑责，仅被强制入院治疗。
然而，杨兰兰的情况难以完全套用。
原因有三：
1. 她在事故现场被检测出酒精阳性——意识混乱可能是酒精所致。
2. 她未被公开证实有精神分裂等严重病史。
3. 即便存在抑郁或焦虑，也难以证明“当时无法分辨是非”。
因此，想完全脱罪几乎不可能。
但“精神健康”仍是律师为她争取减刑的王牌。
除了庭审细节，外界对杨兰兰的身份与财富来源更感兴趣。
她23岁，却是香奈儿VVIP客户——意味着每年消费额至少几十万到上百万澳元。
她出入悉尼顶级餐厅、常饮千澳元香槟，参加香奈儿在悉尼歌剧院的私人晚宴，与好莱坞明星Liam Hemsworth、Phoebe Tonkin同场出席。
这样的社交圈、这样的花费，让人不禁问：她的钱从哪来？
据律师介绍，杨兰兰14岁赴澳读书，如今已获永居身份。
但她名下没有任何商业登记记录。
这几乎排除了她本人投资移民的可能。
更合理的推测是：她的父母通过澳洲 SIV重大投资者签证（投资500万澳元） 获得身份，而杨兰兰作为附属家庭成员取得永居。
这类签证在2015年后加强了资金来源审查，普通商人很难通过。
唯有背景雄厚、关系稳妥者，才能顺利过关。
因此，舆论普遍认为：杨兰兰的家庭，绝非凡人。
杨兰兰案，表面是一起酒驾致人重伤案，但背后，却牵动着公众对特权、公正与舆论力量的敏感神经。
从三次未出庭，到律师频频延后、精神健康辩护、检方轻罪替换，这一切都让人怀疑——澳洲的司法，在面对“有背景、有资源”的富人时，还能否保持那份应有的独立与公正？
这场案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一个23岁女孩的命运。
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权力与制度的博弈，也照见了公众对“法律平等”的最后信念。
11月14日——那一天，或许才是这场法律与舆论战真正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