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关外驻军大部投降，到底是不是乌合之众？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大营的巡逻哨悄悄听见远处传来爆炸声，那一刻并没有人想到这声炮响会把辽沈大地推向更深的黑暗。若想判断当晚东北军关外驻军为何瓦解，得把时间稍稍拨回到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爆炸刚刚夺走张作霖性命的时候。

张作霖遇袭身亡后，年仅28岁的张学良急速接班，车未停稳便得决定“存亡招法”。彼时的东北军约有22万人，一部分属于张氏嫡系，一部分源自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旧防军，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保安旅。军装统一、番号统一，但灵魂并不统一。

张学良最先做的，是把手里那支全旅皆新式装备的“铁岭骑兵旅”改编为独七旅，成为关内外交际的名片。装备格外亮眼：西门机枪、丹麦造麦德森轻机枪、意大利M1911步枪，连靴子都是美式的高筒。可是，这样的骨干力量仅仅两万人。

1930年5月，中原大战开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彻底撕破脸，南下北上刀光血影。张学良看到机会，也看到风险。他带着“和平调停”旗帜，把独八、独十五、独二十、独二十四四旅拉过山海关，编为第二军，又抽独十一、独十三、独十四、独十八、独二十九、独三十六旅组成第一军。十万人全部是辽宁籍精锐，关外顿时空出大口子。

有人曾问：为何只抽辽宁兵？答案其实不复杂。第一，吉林、黑龙江旅多杂牌，军费长期靠地方财政自筹，听调不听宣；第二，辽宁本是张家的大本营，兵心稍稳；第三，入关调停既要面子也要战斗力，弱旅带不出门。

同年秋，东北军在北平、保定、石家庄一线停颂鸣金，调停成功。蒋介石兑现诺言，把平津、察哈尔、河北守备交给张学良，东北军的势力范围一下子越过长城。然而风头还未捂热，石友三突然反水，华北再乱。张学良只好再次抽兵——这一次又是辽宁嫡系的独七、独四十六、独四十八旅，加起来六万余人，直插保定。

就这样，两轮大规模调兵让东三省实际留防部队骤降到不到九万人，而且兵分三类：一类是驻奉天省的少数嫡系主力，二类是吉林、黑龙江各省的混合旅，三类是当年扩编的边务保安团。人数虽有，但军令系统松散、武器配给参差，冬装、马料都靠地方自理。换句话说，火车皮贴“东北军”三字，却像一把散沙。

再提一下热河省。1929年，张作霖死后，蒋介石授意另设“特别省”，给汤玉麟当主席。汤氏立足张家口，一边向南京讨饷，一边跟日本商人谈皮毛生意，对张学良号令阳奉阴违。东北军内部笑称“热河省兵看膘不看章”，意指番号可以乱，但草料不能少。

这样一盘棋撑到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炮轰柳条湖，“柳条湖事件”不到两小时即升格为“沈阳事变”。这里必须纠正一项常见误读：当晚在沈阳城外能迅速列队的东北军不足一万二千人，其中独七旅占六千。其他吉林、黑龙江旅有的分散在锦州、辽阳，有的在吉林公主岭，离沈阳至少一夜火车。乱不是因为士兵胆小，而是兵力不在当场。

凌晨时分，南满铁路旅顺方向电话切断，北大营指挥部靠报话机和旗语艰难联络。张学良身在北平，隔着五百公里，先打电话给沈阳指挥长于芷山：“暂勿抵抗，与东京交涉。”后者只回一句：“遵命。”这一句“遵命”几乎锁死了驻军所有应变空间。

城市街角的日军装甲车缓慢推进，有哨兵举枪却被军官按下枪口。值星官低声骂道：“你想死吗？没命令不能开火！”对话只持续十一秒，却是数万关外将士的缩影：装备在手，火力不弱，人却成了没主意的木偶。于是，“不战而退”“举城奉迎”成了第二天各地报纸的头条。

吉林、黑龙江、热河投降速度更快。9月19日吉林市长臧式毅电告东京“愿为新政权效力”；9月20日，黑龙江省主席熙洽宣布“自治”；23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携部倒戈；同日，丁超、吉兴等镇守使跟进。仅四十五小时，日方几乎没费子弹便取得数座要城。别小看这四十五小时，足够关东军把四千吨辎重稳稳卸下安东港码头。

从战术面讲，东北军并非完全纸糊。柳条湖附近的独七旅营长谢荣增曾率两连边退边射，打爆日军两辆卡车后退出大青堆；旅部报损37人，这算是当夜帝国陆军伤亡最高点。但孤立无援的零星反击终究难挡整体崩溃。

讨论“乌合之众”之前，需要理解战力要素：意识形态、军纪、火力、指挥系统。东北军缺的是统一指挥和政治核心，不是火力。1929年军械局采购的捷克式轻机枪共2840挺，另有意大利“西北风”高射机枪72挺，比同期西北军还富。缺钱吗？不缺。缺人吗？也不缺。缺的是命令与信念。

命令层面，张学良信奉“国际裁决”幻想。早在1930年，他便向各旅长反复强调“东北对日须忍让，须求国际公理”。然而关东军的铁轨、炮火不会等待公理裁决。士兵听令不能反抗，旅长们听令不能自救，撤退便成唯一选择。

信念层面则更复杂。东三省军队名为“东北军”，却并非纯粹的新建军。吉林旧防军是原卫辅军改制，黑龙江旅多由地方绅商自筹。张作霖当年靠银元、烟土捆绑这群人，张学良接班后以“东北自治”“共谋富强”作招牌，双方关系近似合股公司。公司一旦遭遇“倒闭预期”，股东自然各寻出路。关东军许以官位饷银，投降不难理解。

这里要指出一个被忽视的细节：1931年9月19日凌晨3点，熙洽在哈尔滨召开紧急军政会议，17名军政长官中12人主张“归顺日本”，只有马佑宸、周光远两人提出“守松花江”。会议记录今存哈尔滨市档案馆，盖章清晰可见。这种“一面倒”的投降意向说明，东北军并非被敌人突袭至茫然，而是多年地方主义早已侵蚀骨髓。

不过，也不能把全部东北军一棍子打死。马占山部的抵抗便告诉世人，“乌合与否”常常只差一位统帅。1931年11月，马占山拒绝服从熙洽自治命令，以黑省代主席名义在齐齐哈尔誓师。那段寒冬松花江面薄冰未合，关东军3万余众沿江吞吐钢铁。马占山动员不过6000人，却靠着江面机枪掩护和急袭江桥的“奇着”遏制日军整整十天，硬把对方主力拖在江北。这支队伍的骨干绝大多数也是东北军旧部，可见设备、军装并不差，关键在敢不敢拼。

那么，关外大部投降到底是不是乌合之众？若以严格军事专业评价：①部队未经统一训练，武器装备参差——战术层面属松散；②人员忠诚度随饷随变——战略层面不稳；③上层无明确作战意图——指挥系统失能。三项同时缺位，确实能够被贴上“乌合”标签。但贴标签并非为了责骂士兵，而是为了看到“临战即溃”的深层逻辑：军队既是军事实体，更是政治产物。

还需提两位“汉奸将领”的悖论故事。臧式毅，张学良早年参谋，被视为少帅“智囊”。1931年投日后，保留故衣冠，爱用一本《孙子兵法》当书挡，标榜“用兵不必流血”。然而到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臧式毅在长春匆忙弃职，化装坐卡车逃向北平，途中被自家旧兵认出险遭枪击。此例说明：没原则的合作，只能换来没底线的结局。

另一位汤玉麟更是戏剧。1933年热河沦陷前夕，张学良令其死守承德，他却数夜未眠，最后拉走金条、马匹南逃大名府。关东军事后评价汤玉麟：“可用之人，但无价值。”从一方诸侯到旁人弃子，仅用半年。汤的处境揭示一个事实：地方军阀的自我算计，永远覆盖不了日军钢轮的辗压。

东北失守后，剩余关内东北军成了漂泊队伍。1932年3月，这批人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七、第八军，驻河北遵化、迁安一带。武器补给仰仗南京，军心却仍打着“东北复仇”旗号。当年冬天，第八军在古北口跟关东军再次遭遇，短短六小时白刃肉搏里伤亡二千，却守住隘口三天，给国联调查团留足了“双方仍在交战”的证据。无法说这群兵瞬间就脱胎换骨，更准确地描述应是：政治方针明确后，士气便迅速抬头。

把镜头再拉远一点，东北军的组织结构与张学良家族私人化管理模式脱不开干系。张氏父子重视枪杆，却忽视政治教育。1927年起，张学良提议“军人精神讲习会”，只进行过七期，每期不足两周，主题多是“忠帅、忠东北”。相较于国民革命军的“三民主义教育”，或红军的“士兵委员会”，东北军的政治动员可谓苍白。缺乏统一价值观，战场再多袍泽也难生死与共。

装备层面的优势，同样因为缺乏训练得不到发挥。据现存《辽宁省军需仓库清册》，1931年8月库存弹药合计近千万发，各型炮弹两万五千余发。为何九一八夜炮声寥寥？原因是炮膛锁被拆在仓库，弹药库钥匙上锁，官员离岗。这不是兵不血刃的勇敢，而是顽固的官僚惯性。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上尉以上多半受过日本士官学校或奉天讲武堂训练，讲武堂课程极讲究步兵班组配合、火力转移。但讲武堂学员回到本部后并未系统训练士兵，原因很简单：经费拨给旅部即可结案，下到营连便剩糊口钱，班长教练课不好落实。所谓“刀不磨要生锈，兵不练要生荒”是当时基层军官的无奈感叹。

总结看来，东北军关外驻军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中大部无抵抗而投降，并非单纯“怯战”，更是政治、指挥、训练三项缺位叠加。投降的军人本身未必就是懦夫，但在失去目标与纲纪的状况下，任何武装都会迅速崩溃。关东军的胜利不完全是军事层面，更是利用了东北军已然松散的政治生态。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北军余部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山西忻口、河北平型关、陕西榆林，均可以找到东北军“老七旅”的番号。设备比当年差了，却能连续对日正面作战，这足以说明：一支队伍的战力与其说靠枪，更关键在明确定向。九一八当夜溃不成军的士兵，三年后也能在长城脚下与敌短兵相接，这种落差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证据。

因此，把1931年关外驻军的一败涂地简单归因于“乌合之众”并不全面。若仅按战术素质评判，确有“兵散心散”问题；若看战略层面，还牵涉张学良的政治押注、地方主义的坐大、东北军制度弊病。兵无斗志、官无号令，合在一起才造就“举城投降”的速溃奇观。

话说到这，或许仍有人疑惑：如果九一八夜张学良下令抵抗，局面是否不同？历史无法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装备、人数并非东北军最致命的缺陷，缺的是“一道封死逃路的命令”。有人形容战争像一场赌局，而九一八夜，赌桌上的筹码并非全部押在抵抗，日本人正是看穿了这一点。

接下来，大量东北军旧部流入伪满军政体系，成为“新京”与“安东”的基层干部。帝国主义扶持这些人，既为了快速稳定治安，也为了展示“满蒙独立”的幻象。然而离开故土、背上“汉奸”名号，他们的命运多半悲凉：镇守使于芷山1945年被苏军押解西伯利亚，病死劳改；张海鹏1949年于天津被捕，1954年刑场了结。几乎每一个投敌者都在战后遭到清算，这说明：没有信仰的投降，往往连自保都做不到。

总的看，东北军关外驻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表现可谓“全面失范”。他们不完全是“乌合之众”，却的确在那一刻展现了乌合特征：缺乏统一意志、缺乏明确指挥、缺乏真正规整。日军不仅击碎一支军队，更戳穿了地方军阀体系的空壳。兵败东北，既是日本侵略的必然结果，也是旧式军阀体制自我瓦解的必然结局。

从残军到鏖战：漂泊中的东北军再起
1931年底，七万余关内东北军被并入“东北边防军”，驻扎长城、山海关一线。很多士兵穿着旧式呢子大衣补丁连片，心头念的却是“复兴东北”。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第七军在古北口、喜峰口的多线肉搏成了全亚洲关注的焦点。那次战斗里，独七旅第三团抢占喜峰口壁立山脊，三连长郑贵卿用马刀砍断日军军旗的旗杆，此举激励军心，硬生生顶住两天半，让关内主力完成侧翼防御。古北口的炮火一度震裂长城城砖，东北军官佐忍着零下二十度风雪与敌对射，数量处于绝对劣势却保持队形未乱，这是他们首次在公开战报中赢得“死战不退”评价。

九一八后两年，东北军陆续调整番号：独七旅改编为六十七军一三二师，驻陕甘宁交界；独八旅并人一三四师，驻晋南；独二十旅扩建为一三九师，奔赴山西忻口。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几支部队分别参加娘子关、太原会战和徐州会战，在正面战场均列于“坚守”序列，弹药消耗达到平均每人六百发。短短六年间，同一批士兵从“无令能逃”到“纵死不退”，背后是国府统一指挥与抗日共识的强力驱动。

1940年冬，六十七军在河南信阳翻山越岭赶赴皖南支援第九战区，途中遭日机轮番轰炸。军长刘多荃当着全军宣誓：“咱不是乌合之众，是在刀口上打进打出的东北兵！”士兵齐声应道：“打回家园！”这一幕被《大公报》记者记录，标题写成《颠沛而不屈的东北军》。媒体的聚光灯下，昔日被讥作“少帅家丁”的步兵已蜕变为抗战劲旅。

客观而言，经过关内再造的东北军并未全部质变。经费短缺、兵员补充不足依然困扰他们。可是在国家战争形势与明确战略目标的推动下，缺陷被组织纪律与民族意志填补，部队展现出超出单纯装备水平的战斗效能。这样一支队伍与九一八当夜仓皇撤城的军人处于同一根源，却因不同政治土壤结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果实。若要真正评判乌合与否，唯有放在制度、指挥、目标三位一体的框架里，方能得出公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