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被枪决54年后，沙飞女儿拜访聂力：最后是你爸爸同意签的字

2004年3月的一个上午，初春的寒意还没褪尽，北京海淀某处小楼里，两位白发女性在客厅里并肩坐下，其中一人叫王雁，另一位是聂力。沉默持续了几分钟，王雁忽然轻声说：“那年处理我父亲案子的最后签字，是您父亲吧？”聂力抿了抿嘴，没有回避：“是，他亲笔签的。”对话仅两句，却像划破旧报纸的锋刃，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

时间往回跳到1949年12月15日。地点，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沙飞，37岁，晋察冀画报社社长，刚获准出院。医生津泽胜递上诊断书，又说了几句注意事项。随行警卫站在门口，没想到沙飞忽然掏枪，两声枪响砸穿走廊的回声。津泽胜当场倒地，医护抢救失败。几小时后，华北军区保卫部带走沙飞，罪名是“蓄意行凶”。

消息送到北平西四，聂荣臻怔在书桌前。沙飞不是普通军人，而是八路军在抗日战线最活跃的镜头之一。平型关大捷、雁北冬训、边区分田，他拍下的照片寄到延安，经常被摆在毛泽东、朱德案头。这样的功臣，为何突然举枪？

专案组用了两个月走访。结果显示：津泽胜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1945年就加入八路军医疗队，政治背景清白。沙飞行凶动机集中在一句话——“他要害我”。调查提到沙飞长期失眠、偶尔自言自语，却无法得到医学层面的定论。1950年2月，军法处将卷宗放到聂荣臻案头。文件冷冰冰，签或不签，全压在这位时年48岁的司令员肩上。夜深，他在院子踱步，灯光映出雪痕，手掌却一直在抖。当晚11点，他签下名字，枪决时间定在2月24日。

刑场在石家庄南郊，黎明天色灰白。押解车上，沙飞出奇平静，只问一句：“聂司令知道吗？”随行干部低声回答：“文件上有他的签名。”沙飞闻言闭目，再未开口。枪声在7点42分响起，生命停在38岁。随后，棺木运往山前公墓，碑文寥寥，连“摄影家”三字都未刻上。

此后长达36年，案卷尘封。1986年5月，军委办公厅收到一份长信，落款“王雁、王洁”，请求复查沙飞案。同年9月，聂荣臻批示：“如确系精神疾患，应予纠正。”调查组重新调档，访问47名当事人，邀请北京安定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精神科会诊，结论写得简短：“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发病期行为不受自控，依法不负刑责。”原判遂被撤销。

1990年代，沙飞生前底片陆续展出。那些拼命抢拍的镜头——战士深夜小憩、老乡推车支前、白求恩伏案写病历——重新回到观众视野。人们才意识到，那个擅长按快门的人，也在暗夜里被无形的焦虑和幻觉追赶。遗憾的是，医学诊断来得太晚。

王雁用了六年时间，把父亲的遗作系统归档，又跑遍晋察冀旧地征集遗物。2004年，河北平山县筹建沙飞雕塑纪念园，邀请聂力参加揭幕。两家老人本无私交，可历史让她们必须坐在一起。当天合影时，王雁突然说：“不怪伯父，那时条件摆在那里。”聂力眼眶通红，却没有再说话，只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若把镜头拉远，沙飞经历恰如中国摄影史的切面：上海八仙桥替鲁迅拍照时，他还是怀揣理想的青年；卢沟桥枪声一响，他背着相机冲向晋察冀；平山县碾盘沟，他顶着病体排版出刊；1949年医院走廊，他暴发的子弹终结一生，也击碎了同行信任。技术与理想、病痛与误判，在他身上撞个正着。

津泽胜的名字在医院旧名册里，只剩一行小楷，生卒年空白。有人说，他若活着，能在新中国医学界大有作为。沙飞若未行凶，或许还能创办全国第一本大型彩色画报。历史不给假设，留下的只是两家后人各自的叹息。

纪念园揭幕那天，天空有薄雾。雕塑底座刻着八个字：用光影为民族作证。人群散去后，王雁站在父亲铜像前，掏出一张老照片——鲁迅逝世前夜的最后影像，四角已经卷边。她把照片合上，将它重新放进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转身离开。